學生作弊，教授糾紛，玩「陞官圖」……西南聯大被選擇性忽略的「秘事」

最新 04-04

1938年4月2日，教育部發電命令國立長沙聯合臨時大學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文、理、工、法商、師範5個院26個系，自此，這所匯聚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精華的聯合大學，在抗戰烽火中的西南邊陲誕生，直至1946年7月結束運行，存在了8年。

去年11月1日，90餘位年逾90的西南聯大老校友在北大歡聚，紀念西南聯大建校80周年，引出一片讚譽。而最近一次，公眾重新將目光聚焦於西南聯大，又是因為電影《無問西東》的熱映。

80年過去，西南聯大非但沒有被人們遺忘，反而成為教育史上的傳奇。有關西南聯大的回憶文獻、學術著作、文學作品，層出不窮。但這些，呈現出的並非西南聯大的全貌。在大師雲集、人才輩出、學風自由等種種標籤背後，西南聯大的精神與傳承全然符合我們美好的想像嗎？或者，我們選擇性地忽略了它不為人知的一面？

鄭天挺（1899-1981），又名鄭慶甡，字毅生，福建長樂首占鄉人，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

我們從《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看到的聯大，無論是教授，還是學生，都不再給人浮於雲間的感覺，因為在他筆下，同樣也有聯大教授對薪酬斤斤計較，學生也會考試作弊，讓我們腦海中的聯大，一下和自己的生活經驗聯繫起來。此外，鄭天挺還記下蔣夢麟、羅常培等教授對時局的判斷，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民國知識分子的戰時理念及戰後抉擇。

撰文 | 楊津濤

鄭天挺（1899-1981）是著名的明清史學者，建樹頗多。他早年在廈門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教，「七七事變」後一度留守北平，主持北大校務，後護持學生南下，成為西南聯大的史學系教授。1940年，鄭天挺受邀出任聯大總務長，參與學校管理。

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即詳細記錄了他在此期間生活、工作狀況。鄭天挺在日記中，曾懷疑自己日記的價值，「時事不書，個人之胸臆感想不盡書，讀書所得又別書，每日徒記起居行止，大無味也」，只希望能在「起居外略有論述，以矯己弊」。

但在今人看來，作為學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鄭天挺現存日記中留下了太多有關西南聯大細節，其中既有相關回憶中常見的戰時跑警報、高物價，也有大量少為人知的「秘聞」，涉及校際矛盾、學校管理，乃至教授醜聞，有助於我們全面了解西南聯大。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

西南聯大建立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依舊保留有相當大的獨立性，分別在昆明設有辦事處，處理本校事務。至於聯大整體校務，則由常務委員會（一直由梅貽琦任主席）及其下設的總務處、教務處、訓導處負責。1939年末，心理系教授沈履辭去總務長職務，並推薦鄭天挺繼任。次年初，聯大常務委員會決議：「聘請鄭天挺先生為本大學總務長」。

鄭天挺長期任北大秘書長，具有相當豐富的行政經驗，但他在日記中早有「此次南來，決意讀書」的話，不想再在事務性工作上分心。於是鄭天挺多次向梅貽琦請辭，但常委會成員楊振聲、馮友蘭等上門敦請，並留下「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的字條。

僵持至1940年1月下旬，周炳琳、查良釗等同仁開始以「為免引起校際間之摩擦，影響合作局面」的理由，勸鄭天挺暫時「犧牲個人」，意即身為北大教授的鄭天挺不能太拂清華校長梅貽琦的面子。同時，北大校長蔣夢麟親自承諾，總務長一職只讓鄭天挺當到暑假，然後就另聘他人。鄭天挺在日記中無奈地寫道，「當時心雖不願，但師命又不便違」，更要「免除校中糾紛、兩校誤會」，不得不勉強受命，出任西南聯大的總務長。

從此，鄭天挺過起「八時起」、「九時入校治事」、「十二時歸」、「三時再入校」，直至「十二時就寢」的規律生活。總務長的日常工作，如其某天日記所道，「勉仲來談購公米事，與月涵商調整薪俸事、職員懲戒事」——勉仲是查良釗、月涵是梅貽琦。

鄭天挺被迫任職，從來沒放下辭職的念頭。1940年8月，早先約定的暑假已過，但因聯大舊校舍租期將到，遲遲沒能找著可搬的新地方，鄭天挺不得不硬著頭皮繼續做，預計「學校校舍問題解決後」，再辭總務長。同年9月，一聽說沈履有意回聯大，鄭天挺就在日記中樂觀表示「余之脫離苦海或有期矣」。然而，聯大校舍問題遲遲沒能解決，沈履也沒有再回聯大，鄭天挺期望中的辭職機會，一直也沒能出現。

對於鄭天挺的工作，任繼愈曾有回憶，「他處理那些極瑣碎、極不起眼的總務工作，從容不迫，辦事公道」，尤其「善於處理糾紛，協調同事之間的關係，對不利於三校團結的言行不支持、不擴散，使它消弭於無形」，而「這些功勞，鄭先生生前從來不曾對人表白過」。《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恰為任繼愈以上回憶提供了豐富的佐證。

鄭天挺1939年留影。

鄭天挺為了不傷害北大、清華關係，才同意總務長的任命，他就職後，一大任務也是處理校際矛盾問題。1940年9月，梅貽琦被一些教授指摘，一度欲辭去聯大常委會主席職務。鄭天挺日記中推測，如果梅貽琦辭職，繼任者必是蔣夢麟，同時自己任總務長、樊際昌任教務長、楊振聲任秘書主任，那麼「等於以北大治三校，此事之萬萬不可者」。

為照顧三校權力平衡，鄭天挺一面向老師蔣夢麟建議，必須讓「清華、南開各任一長」；一面給梅貽琦去信，稱「先生若去，則天挺當立即離去也」。鄭天挺還代表蔣夢麟，前去挽留梅貽琦：「在三校合作局面下，一人去留，關係甚大」，才打消了他的去意。

聯大八年，之所以一直由梅貽琦主持，除了蔣夢麟、張伯苓長期在重慶，無法再照顧昆明校務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梅校長能動用清華的中美庚款基金，補助西南聯大的經費開支。但清華人對基金的使用十分敏感，鄭天挺1941年4月的日記提及一件事，「枚蓀（周炳琳）來，晤於辦公室，謂清華大學因北大向教育部請款，部擬自從清華基金撥五十萬，甚感不平，以為北大用政治力量壓迫清華。」指責北大佔用清華的庚款基金。事實上，如鄭天挺所記，北大「決無分潤或剝奪清華基金之意」，蔣夢麟也及時向梅貽琦說明了情況。

校際爭端還從國內延伸至海外，出身清華的陳福田告訴鄭天挺，「美國北大學生甚少，清華最多，南開次之，聯大學生均參加清華同學會」，鄭天挺認為「此可注意者也」。

化學系在做實驗。

1944年7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西南聯大同時，贈送了一批物品，也是鄭天挺組織北大、清華、南開和雲大四校均分，北大分得「顯微鏡二架、筆二套、刀二把、剃刀二把、刀片二盒、縫具三套、鋁條二盒、胰子一塊」，只有一些藥品統一存放在聯大。

至1945年，戰事行將結束時，鄭天挺開始考慮善後事宜，其中有一條就是「請教育部承認北大、清華、南開之存在，一切權益與他校等」。由此可見，三校從來都是各自獨立的，聯大僅僅是如梅貽琦所言，融合了三校的原有精神。

總務長需要處理的日常事務還有很多，比如複雜的人際關係。1940年7月，聯大會計主任和事務主任交惡，鄭天挺勉勵他們「勿因私忿誤公務」；到了8月，聯大事務組和會計師又發生摩擦，鄭天挺只好「約事務、出納、會計各主任談話，並為諸人調停。」同月，傅斯年和姚從吾發生糾紛，堅決要辭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職務。鄭天挺想當面調解，就派車到鄉下，接傅入城。誰知傅斯年來了後，又大發雷霆。鄭天挺在日記里無奈地寫下原因，「以余之接其來而無重大之事也，以為騙之」。好在最後說服傅斯年沒有辭職。

涉及薪資的問題更難處理。有幾個聯大職員看到文書組（總務處下屬部門）主任朱匯臣拿到教授獎助金，就給學校寫信，要求同等待遇。朱匯臣認為這些人有意針對他，憤而辭職。鄭天挺出面無效，在日記中慨嘆，「獎助金之發系由部自定，而非由本人所請。則匯臣自不負責，其欠缺處，在請審議資格時，與現任教授同呈並列耳。」

朱匯臣走後，梅貽琦、鄭天挺幾次請聯大秘書章廷謙繼任，都被回絕。章廷謙向陳雪屏抱怨時道出原因：「學校不知其地位，此事有類侮辱」，「從前今甫（楊振聲）為秘書主任尚不能以屬下示我，現在何能聽命於總務處。」章廷謙戰前曾在北大任教，自然不願被人看作職員。鄭天挺急忙向章廷謙申明：「個人已代為盡最大之努力」，「絕無視之為屬下之意」。

學生們在上課。

中文系教授羅常培是鄭天挺最好的朋友，他1944年夏提出，想在新學年的上學期開四小時課，下學期不開課，僅指導研究論文。聞一多聽說後，表示：「我亦效法。」朱自清也不甘落後：「我亦不開課，或僅教大一。」鄭天挺日記中說，「國文系中，老教授惟四人，而今甫休假，此事傳於外，亦將貽人口實。」老教授們個個「偷懶」，真讓鄭天挺為難了。

1945年2月，聯大更發生了一個有意思的事：物理系將所存的一個電錶，以15萬元賣給南院宿舍。鄭天挺得知後，認為系裡直接將東西賣給學校不妥，於是變通一下，在給物理系的常規經費外，多撥給15萬，給他們購買儀器。有人就此散布謠言，說庶務趙世昌勾結物理系，把電錶私賣給外人，原價100萬，只收了15萬。鄭天挺當即找來造謠的兩個人，告訴他們：「凡事有不明白者，可隨時來問，不應無中生有，造作謠言。」事後，鄭天挺在日記中分析，「此事不過因不滿趙世昌之管理建築，故為此不負責之批評，而不知其牽涉之大，影響之大，故不能不嚴格處之也。」

對聯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鄭天挺也極為關心。1940年10月，聯大校區被炸，鄭天挺「遂不待商之常委，立時宣布下午發貸金一月，並設法救濟被難學生」。1943年6月，鄭天挺從蔣夢麟的女兒蔣燕華（聯大外文系學生）那裡得知，「一年級考試作弊者甚多，尤以大班人多者為甚」，認為「此非深究嚴懲不可也」。對於自己所授的明清史課程，即是嚴格要求。

在鄭天挺日記中，幾乎每天都有關於閱讀的內容，如「讀明人筆記」「檢《東華錄》」「讀《吳梅村集》」「檢校《熙朝新語》」等，即使是跑警報，在防空洞也要「攜《雲南通知·俗祀》一冊讀之」。昆明戰時經常停電，鄭天挺認為，「今謂無電燈不能讀書，蓋自棄之遁詞耳」，他身體力行，點油燈也一樣讀書、撰文至深夜。

《清史探微》作者：鄭天挺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4年8月

1943年6月，鄭天挺完成《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初稿，他日記中感嘆，「此文隨輟且兩月，此可見余之棲棲終日不遑筆墨。然百忙中有此一二小文，亦差可對抗戰之大時代及國家民族也。」鄭天挺戰時所撰《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等，都是清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同時，鄭天挺對學術虛名看得很淡。1944年5月，鄭天挺收到蔣夢麟的信，「謂學術審議會定餘論文為三等獎，並雲『大著之價值，僉認為應得二等，因分量太少，故與他相較只能給三等』雲。」在鄭天挺看來，「余能得三等已覺過分，絕無所怨」，但「學術論文而以分量衡量，斯所未喻，決意辭不接受。」過了幾天，有人告訴他：「教育部新定章程，送審議者論文必在五萬字以上」，鄭的文章「不及其數，故列三等」。鄭天挺頗為不解，「余文果與新規定不合，應不予獎或退還，今由二等改三等，何也？」於是拒絕受獎。

應該說，鄭天挺是聯大學者致力學術的一個典型。為鼓勵學者開展學術研究，教育部從1941年-1946年，舉辦了六屆學術評獎活動，分別給予一、二、三等獎獲得者2000-10000元獎勵。聯大教師先後獲獎30餘次，包括一等獎的周培源《激流論》、吳大猷《多元分子振動與結構》，以及馮友蘭《新理學》、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

《鄭天挺明史講義》作者：鄭天挺版本：中華書局 2017年11月

當然，鄭天挺也有懈怠的方面，如1940年6月，他「與介泉（潘家洵）談補習英文，余頗欲乘此暑假用功英文，余於此太差，不得不努力也」，但是後來幾年的日記中，極少看見鄭天挺學英文的記錄。相反，練拳健身和擲「陞官圖」遊戲的時間很是不少。

在《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還能看到學者們對時局的廣泛關注。如對戰爭走向，1940年5月，鄭天挺「與公超同往才盛巷，知歐戰甚激，荷蘭已降，比軍亦敗，於是知我國抗戰三年真不易也，只此已足睥睨當世」。1941年2月，鄭天挺「以日人不南進為憂。蓋深恐日不南進，不與英、美衝突，一旦德、義失敗，單獨議和，將置我國不顧也」，害怕歐洲戰事一旦結束，英、美會放任日本侵華。幸運的是，日本空襲珍珠港，將美國拉入了戰爭。

1942年4月，鄭天挺還和文學院院長潘家洵打賭，很樂觀地預測，戰爭至第二年夏天就能勝利。鄭天挺寫下一個字據：「鄭天挺曰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夏同盟國必勝，中國必勝。證明人：潘介泉。」鄭天挺當時還說：「此條可懸之國門，願千金易一字」。過了兩天，美軍轟炸東京等地的新聞傳來，同在歷史系任教的邵循正對鄭天挺說：「如此則君昨日之預言或可驗矣。」出乎鄭天挺的預料，後來戰爭又持續了三年多才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