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道炯：應對貿易戰，要以「事」謀「勢」

應對貿易戰，要以「事」謀「勢」

査道炯 |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發起貿易戰是美國處理對外經濟糾紛的常用手段，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的做法，具有一定的歷史周期性。特朗普政府為什麼執意要採用單邊且激烈的方式來試圖達到糾正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目的？這是不是中美兩國處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表徵之一？其實，美國不是第一次使用這種方式了，發起這次貿易戰也不完全是因為對手是中國。

正如盧鋒教授所說，包含「301條款」的《美國貿易法案》是在1974年通過的。比較有名的先例是80年初，里根總統用這個條款來處理與日本的貿易糾紛。今天，特朗普貿易政策的基調與里根執政初期有很大的相似性，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本人就是里根時期與日本談判的主角。當時美國與日本貿易戰的打法，和今天類似，也是聚焦在部分商品上，例如鋼鐵、機器工具、半導體、整車及零部件等，具體手段包括要求日本增加進口、設置進口配額清單、要求承諾自願出口限制，此外，還聯合其它主要經濟體一起要求日本簽訂「廣場協議」來迫使日元升值。

從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狀況看，到80年代末，美國的逆差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亞太地區產業鏈使然。包括美國學者在內的不同國家的學者們也都指出，今天美國與中國之間貿易與當年的美日貿易，在本質上而言，並無不同。

那麼，為什麼美國還要發起貿易戰呢？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一個有力的解釋是美國社會對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出現了不安的情緒。 70年代末，特別是伊朗人質事件（駐德黑蘭使館被伊朗學生佔領，營救行動失敗），「美國衰落」的情緒開始蔓延。在這種情緒中，日本被認為搭了美國的便車。今天也一樣，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回顧過去二十年，發現自己的國家花錢出力在中東、阿富汗等地的反恐過程，不僅屢屢受挫，甚至越反越恐；而中國在這一過程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美國貨物貿易總量被中國超過，經濟總量不斷被中國逼近，又一輪危機意識瀰漫美國社會。在他們眼中，就全球競爭態勢而言，中國雖然沒有像當年日本那樣搭美國的便車，但卻鑽了美國發展歷程的空子。

在貿易議題上「敲打中國」，並不是特朗普執政的發明。例如，在奧巴馬總統執政期間，2016年5月，就針對原產於中國的耐腐蝕鋼徵收過450%的關稅。根據世貿組織網站所列的數據，奧巴馬總統執政的8年期間，一共向WTO提起了25起訴訟，其中16起是針對中國的。到了特朗普總統，他認為WTO的多邊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不足以有效地保護美國利益，已經收不到遏制住來自中國的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的效果，所以，在美方看來，目前更高頻、更精準的貿易戰（威脅）是美國政策的自然延伸，也是不得以而為之。

有關貿易戰的議論背後，反映出中、美主流地緣經濟思維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一思維的差距體現在很多方面。

首先是關於中國近幾十年得以快速發展或者說崛起的原因。現在美國大部分精英都認為中國的成功是由於美國給中國創造了有利的環境。他們常提到的「事實」有兩個：二戰後，美國在東北亞、南海-印度洋-中東運輸通道駐軍，為進出中國港口的商船提供了安全保障，此其一；沒有美國的同意，中國就不可能加入WTO，而WTO成員國才是中國對外經濟穩定增長的制度性保障，此其二。言下之意，中國非但沒有感激美國，沒履行其WTO承諾，反而在一些方面對美國發起了挑戰。

針對這些議題，中國的主流地緣政治意識並不接受美國的軍事存在和行為是對中國的利好的看法，而且明確反對那些有損中國的國家利益的行為。在中方看來，中國加入WTO，體現了世界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世界這個歷史性契合。針對特朗普政府明確地反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做的好不好應該由WTO評估來做，不應該由美國控制話語權。

其次是貿易制裁所伴隨的政治意義。從美國的視角來看，針對一個貿易夥伴的國內經濟和政治安排提出要求，是對它負責任的做法（對中國也不例外），更是為全球謀利。在中方看來，美國拿貿易和投資准入條件來要求、規範中國具體的改革步伐，這是在干涉內政。

第三是國家間貿易與各自政治體制之間的關聯。在美國的地緣經濟思維中，當美國與另一國之間有貿易往來時，美國就有基礎期望甚至要求對方在國內的經濟和政治體制上都與美國靠攏作為回應。而在中方看來，中國和美國在全球舞台上相處的理念是「和而不同」：一個國家與另外一個國家在國內政治經濟體制上存在區別，這不應影響市場之間的正常貿易往來。

另外，在中國所承擔的國際義務的議題上，雙方分歧也越來越大。在中方的地緣經濟意識中，儘管中國整體的經濟總量上升了，貨物貿易量也上升了，但是我們認為自己依然是中等收入國家，所以只能承擔與自身發展水平相匹配的市場開放義務。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認為今日的中國與2001年加入WTO時完全不同，應該承擔與中國經濟體量及其潛力相當的國際義務。雖然不同的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兩國思維上的差距越來越大，溝通時容易情緒化，並很難相互理解。如何縮小差距，這是未來進一步交流的重要目標。

縱觀全局，中國應當以力戒虛妄的方式來應對美方和自己的憂慮。應該意識到，貿易糾紛只是一種手段，是美國以「事」（敲打中國和其它貿易夥伴）謀「勢」（美國繼續全球領先）的一種技巧。美國和中國發展到今天，雙方都已經不能完全改變彼此，各有各的自信基礎，因而這種對抗性的情緒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甚至可能出現更激烈的憂慮的思潮。作為應對，我們應當邀請對方「相向而行」，做好要打長期交道的準備，萬萬不可以類似「修昔底德陷阱」（即：就剩「死磕到底」這一條出路了）的所謂規律性思維指導應對。

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中國應當時刻謹記以開放促發展這一成功經驗，與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談成一項就要落實一項地開放，而不能是停留在口號性表述。另一方面，千萬不可以用不能向美國低頭為借口，讓有損提高經濟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事發生。

我想用一句話作為總結，「德不孤，必有鄰」。 針對來自美國的壓力，我們一不可照單全收，二不必舉國反擊，三無法與他國合縱連橫，那麼，我們（第四個選擇）對美國做有限反制，我們的對外經濟政策和國內的涉外經濟舉措，就必須是符合追求儘可能多方的利益的最大公約數這個大勢。

文章來源：北大國發院微信公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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