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姍姍或一代人的精神史

□楊慶祥

我在不同的場合聽到別人談論孫頻。文學圈內的談論，無非是兩類，一是談這個人，往往不離八卦小道消息；一是談作品，寫的好還是不好，賣得好還是不好。這樣看起來，文學圈和娛樂圈也差不了多少。對孫頻的談論屬於後者，我數次聽到朋友問我，讀過孫頻的某某作品沒有？寫得太好了！ 怎麼好？ 這自然就不是三言兩語能夠窮盡。也碰到過出版界的朋友，孫頻？ 她的作品賣的很好啊，據說那本《疼》已經賣了十幾萬冊。等等。實際生活中的孫頻，總是一副不慍不火的樣子，獨行，認真，嚴肅。我在人民大學給創意作家班上課，孫頻是出勤率最高的學生之一。孫頻屬於這樣一類作家，她的作品遠遠大於她的個人，也就是說，如果對孫頻有探秘的渴望，大可不必一定要認識作家本尊，她已經變身為她作品中的無數個人，作品中的孫頻，更真實，更有力量，更豐富。我只能這樣說，離開了孫頻的作品--那些很多評論家認為夠狠，夠極端，夠潑辣的作品--我們就沒有辦法認知孫頻，不僅僅是孫頻，也包括生活在此時代中的人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

所以閑話打住，來談作品。從梁姍姍談起。梁姍姍是誰？ 中篇小說《光輝歲月》 的女主角。出生於小城鎮，1995年考入大學，由此推斷大概生於1977年左右。1998年大學畢業分配到一家鋼廠，三年後工廠倒閉，梁姍姍選擇考研究生，2004年研究生畢業後做過記者、時尚雜誌編輯，甚至銀行信託員。後來金融危機爆發，男友公司破產，梁姍姍又選擇回到學校讀博士，並在畢業的某一個瞬間作出了令人驚訝的決定，「回故鄉，回到離親人和親人的墳墓最近的地方」，最終，我們親愛的女主角梁姍姍，頂著中國最高的學位，回到了出生的縣城，擔任一名並不出色的中學語文教師。

我們可以認為梁姍姍是最近這些年流行的「失敗者」形象嗎？ 好像不能這麼認為，「失敗者」往往是被迫的，心有不甘。而梁姍姍的選擇都是主動的，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需和所求，她最後「退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是她對自己全部歷史的回答。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梁姍姍是一個「後撤」的人，從歷史和社會中「撤退」出來，試圖在「後撤」中獲得精神性的保全。這樣一個「後撤」的人是文學史譜系中的「異類」。

眾所周知，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基於一種進化論的時間觀，在這樣的觀念中，小說中的人往往也是高度時間化的，幾乎每一個人都是「面向未來」的「進步者」，沒有人願意主動「後撤」，魯迅的幾部經典作品都是對這一主題的絕佳處理，一部是《孤獨者》，其主人公魏連殳從「進步」中掉隊，從此鬱鬱而終；另外是《祝福》和《故鄉》，這兩者的共同命題是「原鄉」不可返回，在昔日老友（閏土）和鄉鄰（祥林嫂）的嘮叨和追問中，返鄉者只能是再次離開，並進一步將自我的價值釘在「進步」、「未來」和「遠方」。或許我們還會想到《人生》黃亞萍送給高加林的那首詩：「我願你是生著翅膀的大雁，去愛每一片藍天」。1980年代以來持續不斷的「進城」故事，本質上也和現代一脈相續。放在這樣的譜系中討論，梁姍姍饒有意味。與那些追求「進步」的先行者們一樣，梁姍姍也曾經是歷史最堅決的同行者。小說有意強調了這一點，梁姍姍的幾次求學經歷都對應著當代史中的某一個關節點。

如果說《光輝歲月》有一種顯在的解讀密碼的話，這幾段話就是最值得分析之所在。梁姍姍以其全部的人生參與並回應著歷史，不僅僅是身體，同時也包括精神——物質史和閱讀史交錯，《第二性》和ARMANI齊飛。但與此同時，我們似乎也感到了一種隱約的不安，那就是，梁姍姍不但置身於這一歷史之中，同時好像又總是以一種壓抑恐懼的目光在審視著這一歷史，最終，她迎來了一次大坍塌，結局在前面我已經預告--梁珊姍無限後撤，不再追隨歷史的進步。一方面她用她的人生呼應著歷史，而另外一方面，她用她的人生反對著歷史。

梁姍姍不是失敗者，而是一個堅決的行動派。她已經看到了表面上一往無前的時間和歷史背後的空洞，然後，她主動選擇了「脫落」。從縱向的時間軸上看，梁姍姍是一個後撤的人，而從共時性的角度看，她又是一個從歷史中「脫落」的人。日本的批評家小森陽一在批評村上春樹《海邊的卡夫卡》的時候，曾指出村上筆下的人物是一種「脫落」了歷史的存在，小森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認為這是一種刻意遺忘，其目的，是為了從心理層面徹底擺脫歷史的創傷，從而達到推卸歷史責任的目的。但是梁姍姍和村上筆下的人物不同，我使用「脫落」這個概念，恰好是要說明梁姍姍這一代人——實際上是我和孫頻的同代人——的一種歷史狀態，我們這一代人，並非沒有歷史，恰好相反，我們深深地捲入或者被捲入當代史中，孫頻的梁姍姍回應了我在《80後，怎麼辦》 裡面的一段話：

歷史發生了，但是歷史的發生並沒有立即對個體的生活產生影響。也或許可以這麼說，在80後的成長中，歷史是歷史，生活是生活，只有在很少的時候，歷史和生活才發生了對接的可能，比如大地震，正因為這種機會是如此之少，才有那麼狂熱的歷史參與癥狀。……因為無法找到歷史與個體生活之間的有效的關聯點，所以不能在個人生活中建構起有效的歷史維度，另外一方面「暫時性」的參與歷史的熱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這一切導致了一種普遍的歷史虛無主義。

相對於普遍的狀態，梁姍姍顯然具有更多的複雜性。主動「脫落」顯示了梁姍姍對歷史自有其判斷，她看到了「時間」和「歷史」的坍塌，而這種從歷史中的主動脫落，對梁姍姍來說，不過是一種層面上的撤退，而在另外一個方面，卻是一種新的洞開和發現。

這正是孫頻作品中最有意味的地方，她筆下的人物，總會在某一個特定的時刻發生「位移」--在程度較輕的時候，可以稱之為「失序」，比如《萬獸之夜》中的李成靜，在程度較深的時候，則是「脫落」，比如梁姍姍和《松林夜宴圖》中的李佳音。通過這種失序或者脫離，這些人物獲得了新的認知通道--如果她們繼續在原來的歷史之中，她們將一無所知，而恰好是這種變動或者顛倒，她們的生活被洞開，從而看到了新的風景，按照孫頻的書寫原則，這些新的風景當然充滿了人性的惡和歷史的惡。

在《萬獸之夜》中，李成靜看到了愛情背後的自私以及她平常無法接觸到的底層的苦難；在《松林夜宴圖》中，李佳音看到了一派恬淡的畫面背後慘烈的吃人歷史，需要提醒的是，在這一刻，孫頻似乎啟動了現代文學的資源，魯迅的狂人反覆閱讀歷史書，最終得出了都是「吃人」二字的結論，而李佳音反覆揣摩《松林夜宴圖》，其欲言又止的批判性，對於熟悉當代史的讀者來說，也是心知肚明。雖然我們沒有任何的證據將這三部作品理解為一個具有邏輯性的象徵，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彼此之間的聯繫，《萬獸之夜》探討社會問題，《松林夜宴圖》由當下而歷史，而《光輝歲月》，則由歷史而及文化哲學。

梁姍姍們的「脫落」不是為了逃避，相反，她們在一種逆向、錯落的時空中反思歷史，主動承擔起歷史的「罪惡」，在《松林夜宴圖》中，與主線故事同時並進的，還有一個由「黑體字」組成的文字，他們被放進引號里，字體加粗，與正文故事構成一種對話，它們是另外一種文本，在形式上，是詩歌，在語態上，是獨白或者悼詞。其中一段是這樣的：「我們都是有罪的，今晚我們把這罪行之一重複一遍。你可以哭，卻不要懺悔。」

實際上，孫頻的這三篇小說涉及到複雜的文化態度。這態度，既有清醒的歷史主義，又有勘破之後的一種空無，但是又有一種對生的不屈不撓的執著。也就是說，虛無不是這一代人精神史的唯一構成，也不是必然的最後結果。梁姍姍看到了每一個生命的可憐：「我想我這幾年可能真的開始變老了，不怕你笑話，我現在看誰都覺得可憐……無論是你還是我……都可憐。真是萬物芻狗啊。」

但即使如此，梁姍姍還是勇敢地追尋著一種文化的自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還有李佳音，她沒有被「松林夜宴」的恐怖所嚇倒，而是毅然以一己之力，尋找倫勃朗為代表的自由和審美之境。我在長文《重建一種新的文學》里，提出了要創造一種新的文學，必須要有綜合的眼光，需要借鑒古今中西的精神資源。孫頻的這幾部作品，出現了這種可能，她的作品無論是在形式還是在精神探索的層面，都出現了一種綜合的傾向。我覺得這是最寶貴的氣息和最有價值的方向，而孫頻，是自覺地踐行著這種可能性。

在最近關於「新傷痕文學」的問答 中，我曾經提出過一個問題，而孫頻則做了精彩的回答，可以視作是她綜合性寫作觀念的呈現。茲引如下：

楊慶祥：我個人認為目前「新傷痕文學」書寫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缺陷，那就是對「傷痕」的反思不夠，或者說僅僅將「傷痕」處理為「故事」，而不是從社會、歷史和心理的綜合層面對其進行全方位的書寫，缺乏深度。這其實對作家的綜合要求非常高。各位怎麼看這個問題？

孫頻：是的，現在的很多小說寫的像故事，而且以窮盡世相為得意。但小說畢竟是一種藝術，這種照搬現實的寫法是沒多大意思的。就是《紅樓夢》那樣的寫世相，也並非只是把世相羅列，而是把意象羅列在一起形成意境，從而有了一種俗世的心酸和歡暢。世界上早有人斷言，20世紀講一個故事是不可能的，只是中國作家聽不到上天召喚，只忙於俗事。除了要從社會、歷史和心理各方面汲取營養之外，我覺得從中國最傳統的文化里也是可以獲得一些昭示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氣為主的，當我們的意識不再受各種味道的干擾時，反而能覺察出最基層的東西，找尋到生存的內在邏輯。中國文化講究「暈」，而這「暈」就是文字的氣質，這種氣質的生成除了根源上的深深理解，還需要創造性的藝術手法，還需要正確對待創傷和自身重量的限制。

寫到這裡，突然想起來一件小事，有一次我獨自從貴州返回北京，出機場時看到前面一個背影有點熟悉，仔細看原來是孫頻，而且她和我居然是同一個航班。如此看來，我們都是千里獨行，並沒有注意到彼此的存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必然會擦肩而過，事實是，我們遭遇了彼此，並收穫了一份更多的驚喜。我希望這是一個小小的象徵，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中的創造者而言，每一個人都只能是彼此背對、孤獨艱辛的探索者，也許有一天，經過漫長的末法時代，我們最終會在歷史中相逢。「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需須插滿頭歸」。願相逢有期，以此與孫頻及我的同代人共勉。

（楊慶祥，著名評論家、詩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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