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第3次清零：你們可還記得量子糾纏

世間的事兒說到根上，無外乎就是登場和離場兩件事。出生是登場，死亡是離場；上任是登場，下崗是離場；得到是登場，失去是離場；被關注是登場，被遺忘是離場。這個三月里密集發生的許多事，無一不是在佐證這一點。

這是2018年的第三次清零。

出名

多年以後，假如我們再看電影《洗澡》或是《岡仁波齊》，一定還是會想起上個月的八卦。

3月1日，九零後女孩用夢囈般的表白，將她與導演張楊的露水情緣公之於眾。在閱讀量過百萬的長文里，她詳述二人的情感歷程，表示既不介意張楊已婚的事實，也不介意自己小三的身份，她用自己似懂非懂的物理學術語「量子糾纏」來闡釋這段關係，順手還為自己貼上了三毛轉世的標籤。

然而，她的絮叨，她的錯字病句，她胡亂使用的術語典故，將看似的深情最終發酵成了網民集體服用的笑料。她說，她愛他，可是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她的初衷都不只示愛這麼簡單。

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根線，能被他人關注到的卻往往只有一個點。許多人不知道，爆文過後，女孩剃光了頭髮，接受了多家媒體的採訪，她在公眾號上繼續沖一個假想中的張楊說話，每篇都有上萬的閱讀量，一個微信大號正在冉冉升起，最近聽說，她每天還在某平台上進行直播。

一切的行為好像都在說明，她希望把輿論對自己的關注多留一陣子，不要就此把她忘了。我們以為是曇花一現，她卻想把自己做成連續劇。

在最新的一篇文章里，女孩不加掩飾地說，「是的，我想出名，我太想出名了」，此刻，她已不再向張楊示愛，而是開始指責他的自私，理由是在她感到自己無法在影視圈生存的時候，張楊不僅沒有幫助她，而且還拉黑了她。

隱隱約約，我們似乎可以感覺到一種特別的邏輯在推動事件發展：她在生活中遇到困難，而出名，是她認為的，解決全部問題的最好方法。至於怎樣出名，出怎樣的名，已容不得她細想。

倒不是我為張楊開脫，只不過，張楊在這個過程中好像被工具化了，如果可以，他可能會被替換成任何一個公眾人物，因為對一個想出名的女孩來說，靠誰出名並不重要。更何況，以張楊的知名度，承擔事件男主角的職責本身就有些強人所難，多虧女孩操刀的那篇文章料足勢猛，才彌補了男主角知名度不高的缺陷。

耐人尋味的是，作為婚外情事件的主人公，張楊並沒有被輿論過分苛責，甚至連罵句渣男的人都沒有。這好像既不符合以往名人出軌事件的規律，也不符合女權主義高漲的社交媒體風向，我們的網民再次展示了他們難以捉摸的價值取向，向張楊提供了文陳薛林等男星夢寐以求的寬容。

一定是張楊做對了什麼，或是那名女孩做錯了什麼。

也許，是因為張楊及其家人並不活躍於網路，他們並不刻意去獲取很多喜愛，因而也就不會得到那麼多仇視；也許，是因為張楊很早就對媒體表達過自己另類的婚姻觀，他究竟是渣還是言而有信，大家沒完全回過味來；也許，是因為事件里缺少一個苦主，張楊的妻子沒有楚楚可憐地站出來，導致公眾不方便為她擅自維權；也許，是因為那名女孩往自己的身上貼了太多的槽點與標籤，錯誤地吸引了火力。

總之事件稀里糊塗地翻篇了。張楊的損失談不上慘重，女孩也如願出名了，不知道她是否會在深夜自問，到底有沒有過上想要的生活。

女孩的出名需要張楊配合，河南薛立山出名，則只需要一輛賓士車。他在從河南前往成都的途中，所駕駛的賓士車定速巡航失靈，無法減速，以12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狂奔了一個小時，多虧兩省警方跨界合作為他清道，最終依靠解開安全帶打開車門的方式化險為夷。

以上描述都來自薛立山的一家之言，在媒體和網友紛紛佩服他高超的車技並質疑賓士的質量問題時，汽車界的KOL則全部認為他在撒謊。他們說，定速巡航失靈可以理解，但剎車換擋油門全部失靈，概率極低，而且這種故障一旦形成就不可逆，薛某不可能在剎車成功之後繼續上路。

事後，薛立山也接受了媒體採訪，採訪中，他眼神飄忽，語焉不詳，難以自圓其說。他甚至說出許多蠢話，比如在四十多分鐘的高速賓士中，他只踩過兩次剎車，因為要「專註於駕駛」，至於為什麼繼續駕駛差點讓自己喪命的車輛上路，他的答覆是，因為他急著去工作，養家糊口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儘管涉事車輛的檢測結果仍然沒有給出，但在輿論場上，薛立山已經被判有罪。從萬人欽佩到體無完膚，好像就是短短兩三天時間的事。

除非被公安機關拘留，否則我猜，他是很難給公眾以交代了。因此，我只能猜測他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撒謊，為什麼要在高速的駕駛過程中，自導自演這樣一出大戲。顯而易見，他沒有劇本，完全是興之所至地即興演出，因此才在事後不斷修正自己的說法填補漏洞。他是天生熱愛表演，還是深夜開車寂寞難耐，想找點樂子？我到現在都沒有肯定的答案。

不管怎樣，他出名了，但他可能更難過上自己想過的生活，因為中國人對失信者一向格外苛刻。我甚至可以再大膽斷言，他的一生都將因這件事而改變。

相比於前面兩位，兩會上走紅的女記者用事實證明，出名有時只需一個適時的白眼。

不必關心藍衣女和紅衣女的各自身份背景，對理解這件事來說，她們的個人信息並不重要。我的理解中，那個白眼之所以能點燃全網，是因為它扎紮實實地切中了時下最流行的diss價值觀。無論時間地點場合，對於看不慣的人和事，給出自己的態度，沒有裝模作樣一臉poker face，這讓她顯得比很多嘻哈歌手更嘻哈，更real。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兩會總是在捧紅女記者。紅藍CP讓我想到，2010年的兩會也有一名女記者走紅，那名女記者先後手挽多位高官，場面曖昧，引發了網路上的激烈討論，以至於後來閭丘露薇還專門寫了博客幫忙澄清，說那名女記者是代表同行們請高官到媒體採訪區，只不過，她可能在站位時出了問題，她本該站回媒體區，但卻站在了高官身邊，如此才留下了那一張張引人聯想的照片。

總結起來，以上所有人的故事都在暗示我們同樣一個信息：在當代中國，出名變成了一件成本越來越低、概率越來越高的事情，每個人都可以出名，每個人也都有必要做出名前的準備，說不定哪天命運就會對你有所垂青。

這會是一件好事嗎？也許吧，它至少證明我們有足夠開放的信息傳播渠道。但更多時候，它恐怕還是一件壞事，太多本不該出名的人受此蠱惑，扭曲了自己的一生，他們用自我行動無限貼近趙本山小品中白雲大媽的人物原型，幻想屬於自己的鑼鼓喧天和鞭炮齊鳴，他們並不是不知道，名聲註定只屬於社會中極少數的人，他們只是固執地相信，自己會是那個幸運兒。

人們熱衷於導演自己的變形記，但隱藏在名聲背後的黑暗面，是很多被追光照耀過的人，將無法再回到黑暗和沉默中生活，這可能是他們自己無法接受，也可能是過去的環境已不再歡迎他，而我們更加難以想像，當越來越多的人琢磨如何出名，那些基礎的社會崗位又該由誰來勝任。

逝者

霍金和李敖相繼在三月辭世，人們自發在社交媒體上舉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動，無論熟不熟悉他們，每個人都在朋友圈哭了一鼻子。

我想，霍金和李敖對這個世界的貢獻，但並不是每個人對此都能理解與感知。我沒有發出任何悼念，因為我認為自己沒有資格和他們亂攀關係，更不該用他們的死亡裝飾我的朋友圈。我自己很明白，假如不是他們去世，我一年到頭也不會自發想起他們的名字。

其實，世界上許多生物都是如此。世界上目前僅剩一頭白犀牛，它的存在，對世界也有重要價值，因為它代表了這個物種的句號。但是，這份價值是對動物學家而言的，是對環境保護者而言的，對於生活在城市裡，做著普通工作的我們來說，它存在的價值我們並不能切身體會，我們也不會主動追蹤它的境況。假如某天這頭白犀牛死了，我到那時發朋友圈哀悼它，彷彿自己已經關注它多年，我感到這是可恥的，因為我在利用這個生物的死，粉飾自己的社交面孔和公眾形象，這比對它漠不關心還要過分。

社交網路上應該建立起哀悼的禮節，哀悼你該哀悼的人，不要亂隨份子，假哭鼻子。沒有人會因為你不哀悼霍金就認為你薄情，就如同沒有人會因為你哀悼了霍金就對你高看一眼。生活已經不易，在閑暇下來的、自己可以做主的時間和空間里，不要延續平日里的偽善了。

三月里還有兩名逝者值得被記憶，一個叫Elaine Herzberg，另一個叫Walter Huang。Elaine只是一名普通的美國婦女，3月20日晚上，Uber的無人駕駛汽車撞上了她，直接導致了她的死亡，而Walter Huang則是在3月31日駕駛特斯拉Model X汽車，用自動駕駛模式撞上了高速公路的護欄，車輛瞬間起火，38歲的他不治身亡。

無人駕駛是不可否認的技術進步，但連續有人因此遇難，不得不讓人重新審視相關的技術是否可以廣泛推廣。人類歷史上的技術進步，確實是多次是依靠無辜者的犧牲取得的，但時代已然不同，如果科技進步不能擺脫用無辜者獻祭的窠臼，那進步本身的意義也將因此消解。與此同時，我也為百度捏一把汗，假如是百度的無人駕駛出現類似事故，輿情反應恐怕會吞沒這家公司，所以李廠長，請務必慎之又慎。

辭職

三月，許多人離開了他們原來的工作崗位，其中最出名的幾人，是薛兆豐、蘇芒、孫宏斌和李嘉誠。李嘉誠是功成身退，其餘三位的離職，則都有些五味雜陳。

蘇芒離職的理由是要照顧家人，這當然只是一個官方說法，因為假如她在過去的47年里能夠平衡工作與生活，之後也一定可以。關於她的離職有多種傳言，其中的共同點是，都與經濟有關，而且在社交媒體上不可討論。我在天眼查看到一份驚人的數據，蘇芒竟然在46家公司持有股份，女王頭銜，看來還真是有些真金白銀的分量，至少在數量上，她比孫宏斌擁有的公司還多很多。

虧損165億之後，孫宏斌向樂視服輸了，他辭任樂視董事長，承認自己投資失敗，也間接證明了樂視已是一家難以盤活的公司。普通人能從這個故事中學到的，其實是最簡單的經濟學原理，那就是要忽視沉沒成本，無論已經損失了多少，該離場時，別說斷腕，斷頭也要離。

很多年前，在薛兆豐還不廣為人知時，我便看過他在FT中文網的專欄，所以儘管我沒有買他的課程，但對我來說，這不完全是個陌生的名字。薛兆豐從北大離職，被解讀為網紅身份與教授身份的衝突，再直白一點，人們酸溜溜地評價他是因為人紅了，賺錢了，所以不再想教書育人了，言外之意是，你富了，怎麼就不為人民服務了呢？當年袁騰飛離開學校時，類似的聲音也相當洪亮。

我佩服能體面賺錢養活自己的人，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相信也都與我有同樣看法。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一旦財富和教師牽扯起來，人們的看法就變得含混曖昧起來。我一直試圖釐清，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認為教師不該富有。

也許，是因為在我們的集體潛意識中，存在有相當程度的「金錢骯髒論」。比如直到現在，仍然有不少人認為錢會腐蝕人的心靈，而那些賺大錢的人，一定是做了許多見不得光的事情才能完成財富積累。在「金錢骯髒論」的潛意識面前，教師好像是最應該被保護起來的對象，因為他們是人類心靈的工程師，如果工程師都被金錢腐蝕了，那麼我們的下一代將無法健康成長。

但是，當薛兆豐離職的消息傳來，尤其是人們聽說他賣課賺了幾千萬的時候，輿情反應改變了我的看法，我可以察覺到那種蔓延開來的情緒，無外乎就是三個字：憑什麼。憑什麼一個教書的可以賺幾千萬？哪怕是北大教授又怎樣？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獎金也不過500萬，薛兆豐比得上袁隆平嗎？那個瞬間我意識到，打心眼裡，這群人輕視教育，不認為一個知識分子該得到這麼多酬勞。

這或許也是基礎教育在中國乏善可陳的一個原因。

3月就這樣過去了。

文丨默爾索 獨立批評人，微信公眾號「默爾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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