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故鄉是幸運的，同時也是不幸的，因為愛之切，故鄉醜惡的東西會被人為美化

遲子建， 1964年元宵節生於中國黑龍江省漠河縣北極村。這裡是中國疆土的最北邊，每年冬季長達五個月左右。在漫長的冬季里，攝氏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氣對生活在這裡的人們來說是極其平常的。在遲子建的童年記憶中，往往是一場大雪剛去，一場大雪又來了，有時一夜之間大雪封門，一家人只有合力才能勉強將門推開一道縫。

本文為遲子建專訪之三。

張英：你在作品裡開始就以話本小說的發生展開，一個叫吉來的小孩拉開了歷史的一頁，一大堆人出現了，就象我們身邊的人一樣活鮮，他們都有著自己的命運和人生軌道。

我終於沒有看見在以前寫這樣題材里的那種僵硬，革命者和敵人形象分明，一開始就知道了他們的結果，而《偽滿洲國》里沒有看見這樣的習慣，在《偽滿洲國》里，所有的人都有著他自己的命運和人生，而且他們的變化和結果既讓人感到意外又合情合理，各種人物在你的筆下都有他自己的色彩和光亮。

遲子建：有些人問我，為什麼一開始就寫吉來這個小孩，寫到東北淪陷到後來光復，又沒有參加革命也沒有做什麼有意義的事情，這個人從開始到後來也沒有什麼光彩，就是一個混日子的人，一事無成，我在作品裡花了那麼大的力氣，還我覺得他們的不理解正是吉來這個人物的光彩所在，他雖然沒有殘廢，但是在那個時代結束的時候，他把自己的青春耗盡了，生命、信仰什麼都沒有建立起來，他就是一個廢掉的人。

再回憶起來，象一些胡二、雜貨張、土匪等一些人物啊，他們都有著自己的不同性格、命運和人生，我對他們形象的塑造還是比較滿意的。

我覺得作家的情感要有節制，無論在任何作品裡，作家一定要節制他的情感，節制他的好惡，我想一些人物身上的東西，他們身上的性格、細節、魅力是能夠打動人的。

張英：在《偽滿洲國》中，你在寫作上採用的是讓眾多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敘述方式。許多片斷讀來意趣盎然，有些看「清明上河圖」的感覺，但這樣的方式對於小說應有的厚重歷史感的沉澱也恰是一種傷害，由此也透露出作者與選擇的題材之間的天然的隔膜。

遲子建：一個時代的長卷是由片斷組成的，往往不是幾個重大事件，歷史的這種延伸是靠這種非常樸素的生活去推動的，那怕在生活里發生了屠殺發生了那麼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民族抗爭啊等等，但是我想所有的仇恨和苦難，最後在生活當中它都演化成一種非常實際的那種平民化的東西，被他們所承受。我這部作品就是想反映這些過程。

張英：反映和描寫中國歷史上的「滿洲國」那段特殊歷史的書現在已經有好多了，我們一提起來，就免不了激憤和屈辱，在這些作品裡充滿了譴責和批判，立場鮮明，而你在描寫這段歷史的時候，採取的卻是一種客觀、冷靜、平和的態度，儘可能讓自己的作品保持在一種自然展現歷史的角度上，展開那段歷史。

遲子建：我覺得你說的這也有道理，這也是我的一個想法，對整個歷史作出價值和是非判斷肯定是後人做的事情，一個文學家對歷史的那種判斷肯定是帶著一種自己的情感色彩的，這是不可否認的。包括對我對那段歷史，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屠殺、抓勞工等等這些東西，我也是心裡懷著一種民族感的憤怒感和仇恨感，不完全是，就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那種情感。

我的意思就是說所有的人物，那怕是敵人，把他放到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他有他獨特的東西，他不是所有的人劃歸一個陣營以後，日本人就他全部就永遠都是壞人，我覺得他裡面還有好人，當時我們中國人里出了多少漢奸哪，抗日戰爭時期我就覺得出得最多的漢奸，包括象劉麻子這種人，所以我盡量多寫些人性上的東西。

張英：包括對日本人的描寫？

遲子建：在那個歷史特定時代人性的東西我覺得有的時候是脆弱的，人性在自然情況下呈現一種非常天然的狀態，可是在一個特殊有到象敵我之間的時代，人性是被扭曲的，就象我寫731部隊那個北野四郎，他是做解剖屍體做細菌研究的，如果純粹從醫學意義上考察這個人，他是沒有獸性的，他做的僅僅是一種實驗，一種醫學研究，這個實驗材料如果他不是中國人，那麼他做的這個實驗材料體現不了要表達人性的東西，他很小的時候就喜歡解剖麻雀等種種動物，如果沒有這場戰爭，如果他沿著這個路子走下去，他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偉大的醫學家，

我覺得人性就怎麼脆弱，就是說人很本質的東西，熱愛的一種東西，可能就因為戰爭被改變了，我同意辜鴻銘說的，戰爭就是一場意外事故，因為這種意外事故，因為戰爭，一切全部被改變了，他變化成另外一個人：一個殺人狂。他由解剖屍體後來到解剖活人，而且他還追求解剖過程完美，這非常可怕。

這樣的事情確實是真實的，這樣的資料我看了很多，非常觸動我，我看的時候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悲憤這種感覺。在寫這部作品的時候，我心裡始終有這種悲憤的，我的批判是藏在作品後面的。

張英：如同你以往的作品，《偽滿洲國》也瀰漫著濃重的東北鄉土氣息，扭秧歌、放河燈，給小說增添了濃郁的生活氣息，歷史也因為這些我們所熟悉的事物也變得鮮活生動可愛起來。

遲子建：我把鄉土、民俗當做支撐小說的靈魂，對這一切我從小爛熟於胸，可以說，我的寫作是沾了地氣的光。我的故鄉在飄雪的大興安嶺、古樸的小城塔河，那是我牽腸掛肚的地方，我在哈爾濱總也住不踏實，我對城市怎麼也熱愛不起來。我的故鄉不僅意味著清新的空氣、美麗的風景、休息的地方，那是靈魂的歸宿，一個人的故鄉情結總是含有宗教意味。人有故鄉是幸運的，同時也會感到不幸，因為故土中不可愛的東西，會被人為地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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