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王曙光《反思和突破「華盛頓共識」，創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
反思和突破「華盛頓共識」，創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
王曙光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節選自：王曙光著:《中國經濟》第五講
最後，我們談一談反思「華盛頓共識」並構建我們自己的經濟體制變遷理論，從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問題。我們在第一部分已經涉及到部分內容。「華盛頓共識」是在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蘇聯和東歐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當中一致接受的政策模式，這種共識認為迅速的貿易與金融自由化以及經濟私有化措施的有機結合，將克服不發達國家和轉軌國家的經濟停滯狀態並將引發經濟的持續增長，實際上是一套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主體，以西方經濟學家的轉型理論為基礎，而形成的關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學思想體系。對這些所謂「共識」，很多經濟學家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意見，因此並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所謂「共識」。斯蒂格利茨的批評最為深刻而犀利，他認為，「華盛頓共識」中所支持的以「休克療法」為代表的轉型理論，其深層根源是冷戰遺留下來的「道德熱情」和對冷戰「勝利」的陶醉，他們試圖一勞永逸地建立起一個「新的、乾淨的、純粹的私人所有制市場經濟」，這種思想是雅各賓式的狂風驟雨式的社會變革模式的翻版。他呼籲要打破對華盛頓共識的迷信。「華盛頓共識」告訴這些轉軌經濟國家只要將大規模國有企業私有化並維持相應的金融指標和宏觀經濟指標，經濟增長就會啟動而且不斷持續下去。這種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信條基礎之上的過於樂觀主義的共識，在整個轉軌過程中遭到越來越多的否定和抨擊。事實上，不管在學術界、國際金融組織以及各國決策者中間，這樣的「共識」並非是一種實際存在，這些教條體系並沒有統一的標準的定義，而且即使贊成這些教條的不同實踐者也往往以各自的理解強調其中某一個側面或重點，因此儘管某些學者將這些教條體系歸納為所謂「華盛頓共識」，但是對這些政策合宜性的共識從來就不曾存在過。
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需要什麼條件呢？Williamson（1990）曾經將所謂「華盛頓共識」歸結為10個要素，這10個要素得到有影響的國際金融組織、政治團體以及專業經濟學者的一致認同，大致包括：
（1）財政紀律。預算赤字應該被嚴格控制，以至於國家不必用徵收通貨膨脹稅的方式來彌補財政赤字；
（2）公共支出優先性的轉變。支出應該從那些政治敏感領域撤出，重新配置到那些經濟收益較高且潛在地有助於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
（3）稅收改革。稅收改革包括擴大稅基和降低邊際稅率，其目的是增強激勵，在不降低可實現的經濟繁榮程度的前提下提高收入水平的平等性；
（4）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最終目標是利率由市場來決定，但是實踐表明，在市場缺乏信心的情況下，市場決定的利率往往可能過高，以至於對生產性企業和政府的財務償還能力產生威脅；
（5）匯率。各國需要統一的（至少是以貿易交易為目的）匯率體系，匯率應該維持在有足夠競爭力的水平之上，以此刺激非傳統部門的迅速增長，並保證這些出口部門在將來維持競爭能力；
（6）貿易自由化。數量性貿易限制應該被迅速取消，而代之以關稅，同時關稅應該逐漸降低，直到統一的低關稅水平10%（或至多達到20%）；
（7）外國直接投資。阻礙外國公司進入本國市場的各種壁壘應該被取消，外國公司和本國公司應該被允許在同等條件下進行競爭；
（8）私有化。國有企業部門應該實現私有化；
（9）放鬆管制。政府應該取消那些阻礙新企業進入或限制競爭的各種管制措施，並保證所有管制措施都應該以安全性、環境保護和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為標準進行重新審視；
（10）產權。法律體系應該在不導致過高成本的前提下提供安全有效的產權保護，並應該在非正式部門提供同樣的產權保護。
這10個方面的「華盛頓共識」強調財政紀律和公共部門資源配置方式的改革，主張金融部門和貿易部門的自由化，主張對匯率、利率和外國投資放鬆政府管制，並強調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和保護私人產權，其要旨仍在於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是一種典型的經濟自由主義共識。
20世紀90年代前期，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東歐以及前蘇聯轉軌國家基本按照「華盛頓共識」進行了廣泛的經濟改革和經濟轉軌，其中包括金融和貿易的自由化以及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運動。經濟學家以這些成敗參半的改革與轉軌實踐來重新審視「華盛頓共識」，發現了原有共識的許多未盡完善之處，因此在「華盛頓共識」的基礎上又增添了新的10條內容：
（1）除其他方式外，通過維持財政紀律來提高儲蓄水平；
（2）將公共支出轉化為方向明確的社會支出；
（3）除其他方式之外，通過引進經濟上敏感的土地稅來改革稅收體系；
（4）加強銀行的監管；
（5）維持競爭性匯率，使得匯率在保持浮動的同時作為名義錨發揮作用；
（6）實施區域內貿易自由化；
（7）除其他方式外，通過私有化和放鬆管制（包括勞動力市場）來建立競爭性市場經濟體系；
（8）為所有經濟主體明確界定產權；
（9）建立關鍵性的制度，諸如獨立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預算部門，獨立而廉潔的司法部門，以及擔負生產性使命的企業代理人制度；
（10）提高教育支出，將教育支出傾斜到初級和中等教育。
新的10條共識與原有的「華盛頓共識」相比較，在基本原則和政策趨向上並沒有明顯區別，但是新的共識正確地強調了制度建設在經濟改革和經濟轉軌中的重要性，注意到了建立關鍵性的組織和制度以及提高制度質量在整個制度變遷過程中的巨大作用。綜合新舊共識，我們發現「華盛頓共識」仍然未能關注轉軌經濟的獨特製度特徵，未能揭示經濟轉軌過程中的路徑選擇和路徑依賴特徵，對經濟轉軌國家的指導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做了一個總結，他們認為這個過渡包含以下四要素（IMF，2000）：
（1）自由化（liberalization）：允許大部分價格由自由市場決定，降低那些使得本國與全球市場經濟價格結構相隔離的貿易壁壘；
（2）宏觀經濟穩定（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將通貨膨脹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避免在自由化之後爆發惡性通貨膨脹，緩解過度需求局面，嚴格控制政府預算規模，控制貨幣和信貸的增長，強調貨幣和財政政策紀律，維持國際收支的可持續性和基本平衡；
（3）重構和私有化（restructuring and privatization）：創造強有力的金融部門，改革企業制度，逐步將企業所有權轉移到私人手中；
（4）法律和制度改革（leg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重新定位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建立市場經濟法律規則，引入適當競爭政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在經濟轉軌的四個要素中，自由化和宏觀經濟穩定可以以較快的速度實施，小規模企業的私有化也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但是大型企業的私有化和法律制度改革則應該在經濟轉軌過程的稍晚階段進行，並應花費較長時間。
這個總結的核心就是「三個化」，自由化、穩定化、私有化。「穩定化」好理解，不能出現大規模通貨膨脹，不能出現大規模的財政赤字，同時保持國際收支平衡。這是一個基礎條件。關鍵是這「兩個化」，一個自由化，一個私有化。自由化就是快速放開價格，包括利率、匯率、商品價格。私有化就是建立以私人所有為主的企業制度，把國有企業私有化。這套方法看起來與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的描述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是一套「標準答案」，但是這套標準答案的實施效果如何呢？蘇聯和東歐國家的20多年的轉型實踐證明，以華盛頓共識為標準來實施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其代價是慘重的，其教訓是深刻的。
這套共識的核心是「三化」，而「三化」的核心是私有化。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是不是簡單地進行私有化就可以解決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新古典經濟學的信條認為，只要將產權從政府手中轉移到私人手中，實現產權的私有化，同時資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中央計劃轉向自由市場配置，就可以促進國民儲蓄和資本形成，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而以激進方式實現產權的私有化和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則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公共部門私有化進程是學界爭議的焦點，激進派和漸進派都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張和理論依據。迅速私有化的支持者呼籲徹底取消國家所有權，主張將國有資產一次性分配給公民，賦予公民以購買國有企業的權利；而另一派則主張採取較為漸進的方式，逐步地改革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逐漸轉變為經濟中的新興部門，他們更加強調實現企業的「硬預算約束」（hard budget constraints），這樣盈利性較差的企業就會被淘汰，經營較好的企業則會吸引較多投資者。
在東歐和前蘇聯國家中，匈牙利採取了較為漸進的私有化方式，其改革績效證明對於企業的真正重構非常有益，而大部分國家則採取了迅猛的私有化模式。例如在捷克共和國，在迅速私有化初期，國有資產被轉讓給千百萬普通公民，而後這些資產又被接受者出售，最後集中在投資基金手中。在整個私有化過程中，採取激進私有化模式的國家並未實現真正的企業重構（restructuring of enterprises）。在俄羅斯，迅速私有化的經濟績效似乎更糟。在1992-1994年的大規模私有化運動中，15000個企業的所有權被轉移到私人手中，但是與預期的結果相反，內部私有化並沒有實現國有企業的自我重構。東歐和前蘇聯國家經濟轉軌的實踐表明，單純的私有化是難以實現經濟的順利轉型的，現實中的私有化進程有賴於許多制度條件的支撐，這些制度條件包括企業實現硬預算約束，建立良好的市場競爭機制，改善公司治理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建立有效而完善的法律體系和產權結構體系，以及在大規模私有化過程中對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純粹的私有化從理論和實踐上都是錯誤的。更值得關注的是，蘇聯和東歐的私有化策略，最終使得本國的戰略性領域尤其是金融領域大多被國際壟斷資本所把控，其國家安全受到重大影響，這個教訓是慘重的。
中國所採取的經濟體制改革策略，跟所謂華盛頓共識不同。
第一，中國基本採取了漸進的市場化策略，在放開商品價格、利率和匯率方面，採取了比較穩健的漸進的分步走的策略，而沒有一步到位。以過渡的實際效果來看，中國的經濟過渡保證了經濟的平穩發展，由於所有價格都是逐步放開的，因此在這個較長的過程中保證了市場制度的逐步完善，適應了人們在這個較長時間對新的規則和制度的學習過程，也降低了大規模放開價格的巨大市場風險。中國逐步建立了一個競爭性的市場體系，然而這個過程的社會摩擦和社會震蕩是非常小的。在改革的初期，雙軌制等富有智慧的過渡性的制度安排保證了改革的穩健進行，使利益格局逐漸變化，而不是突變。這種漸進位度變遷模式是符合制度主義的基本觀點的。從制度主義的觀點來看，向市場經濟轉軌應該是一個包含不同層面經濟行為的長期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新的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是成功轉型的關鍵要素。市場經濟不僅要求政府管制的自由化和產權的私有化，而且要求足夠的制度架構來支撐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轉軌就必須以一種漸進的方式來進行，因為制度建設（institutional building）是一個長期的漸進過程，新的組織的創建、新的法律規則的制定、以及不同經濟主體的行為變遷，都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
第二，中國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並沒有採取大規模私有化策略，而是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一方面不斷營造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以便為國有企業和私有部門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另一方面不斷改革國有企業的運行機制和內部治理結構，使其不斷適應競爭性的市場環境，國有企業的改制使得國有企業的效率不斷提升，其控制的領域也從一般性的競爭領域退出，而保證關係國計民生的戰略性領域能夠被國有企業所控制，從而保證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穩定和經濟安全。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完善了國有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和運行機制，國有企業逐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國有企業的產權結構逐步多元化，使國有和私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實現了優勢互補和雙贏。這是蘇聯和東歐的過渡模式所沒有的東西，也是華盛頓共識所缺乏的東西，而是中國自己的創新性的東西，體現了中國特有的智慧。現在，國有企業不但沒有通過私有化而消失，反而經過產權改革、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內部法人治理結構建設、行業的併購重組，使得國有企業不斷做大做強，從而保證了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的國際競爭力和國家安全。這是中國模式中更值得關注的特點。
第三，中國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一直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因此在整個過渡過程中，一直強調保證政治架構的穩定性，強調執政黨凝聚全國共識的重要性，從而使中國的社會意識形態和國家政治格局保持了高度的穩定性，而獲得社會共識的能力，是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順利構建的重要政治前提之一。
所以我們今天反思華盛頓共識，目的是要建立我們自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一整套理論。代表著早期新古典主義過渡經濟學的「華盛頓共識」實際上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框架，主張金融和貿易的自由化以及國有部門的私有化，這些包含著強烈的經濟自由主義的價值傾向的政策主張，長期被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國家奉為經濟發展和經濟轉軌的圭皋，「華盛頓共識」的基本理念已經成為受雇於國際貨幣基金或世界銀行的巨大經濟學家群體心目中的「正統經濟學」（orthodox economics）。而中國的經濟改革模式和經驗實際上是對這些新古典教條的突破和顛覆。
（王曙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壹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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