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歷史分水嶺意義的安史之亂

不是專業研究者，對於唐史的了解往往終結於唐玄宗安祿山，後面那個紛亂的天子、藩鎮和聶隱娘共處的時代，在大多數人眼裡已經失去光環。儘管有很多荒唐很多失序，但是從一個更大的歷史視角來看，這個長達200年的唐宋過渡時期，卻同樣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乏生靈塗炭的各種戰亂，「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幾乎是歷朝歷代平頭老百姓們的最大願望。8世紀中葉這場前後持續了8年的安史之亂（755-763年），如果僅從時間或者規模上來說，未必就會超過其後的諸如黃巢起義、明末民變或者造成上億人口損失的太平天國等空前災難，但是後世史學家公認，突然爆發的安史之亂活生生地將唐代的進程截成兩段。漁陽一聲鼓動，巍峨聳立的帝國大廈，就像911曼哈頓的雙子樓，頃刻間化作廢墟一片。

時間仍然行進，當到了20世紀，歷史學家們再回首的時候，驀然發現，一千多年前的那場叛亂，不但是唐代轉折的關鍵之處，它甚至是兩千年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真正關口。

過了那一關，之前所熟悉的社會形態、思想意識、生活模式竟然漸行漸遠，而在帝國廢墟之上重新構建起來的新世界，在本質上已經與過去如此不同，這個新的社會才真正是我們今天更熟悉的一種形態，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的社會某種程度來講，其實正起步於那個繁花似錦與金戈鐵馬交錯的年代。

要理解「安史之亂」在長時段歷史中的意義，首先就一定要知道一個重要的歷史理論：唐宋變革說，也稱作「內藤假說」（Naito Hypothesis)。

1922年5月，任教於日本京都大學的著名歷史學家內藤湖南先生髮表了論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在這篇篇幅並不算很長的論文當中，內藤教授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假設，即「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其間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過渡期」，這一論斷很快就成為了20世紀以來在中國史學研究當中可以說是影響最為重大、最為深遠的理論之一，被後人稱作「唐宋變革說」。

所謂「變革」，意思也就是在唐和宋之間，於這個時間段內，社會在整體上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前後判若兩個世界。那麼唐和宋之間到底有什麼變化竟然如此巨大呢？

根據我們以前的歷史知識，當然也能夠迅速總結出兩個時代的許多不同之處，比如國號不一樣了，一個唐一個宋；皇帝不一樣了，一個李一個趙；李家是以前北朝的軍事貴族，趙家則是沒什麼可以顯擺的尋常百姓。

首都不一樣了，一個長安一個開封，唐代的對外貿易集中在西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宋特別是南宋，外貿重心則轉移去了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一帶」轉換成了「一路」，帆船取代了駱駝。

唐代出將入相，李勣打完突厥可以當宰相，宋代則重文輕武，武將狄青功勞再大，在文官面前始終不能抬頭。

唐代藩鎮割據，宋代則強幹弱枝。唐代天子被蠻夷抬舉為「天可汗」，威震四方，宋代皇帝則到處跟人稱兄道弟，當外甥當侄子當乾兒子，兩個皇帝被抓俯首稱臣跪接國書。

唐代仍存門閥政治，什麼博陵崔氏范陽盧氏五大姓仍然是天生高端人口種種特權；宋代則科舉選官，範文正王荊公有才華就可以位居宰相，英雄不問出處。長安城再繁華，晚上依然搞里坊搞宵禁，每晚大夥都準時各回各家睡大覺，開封府則瓦肆床笫燈火通明越夜越美麗，一玩就是一個通宵。唐人痴迷於追求尋佛問道，宋人理學則存天理滅人慾。唐以詩勝，宋以詞名......等等等等。

那麼在歷史學家看來，這些紛繁的變化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內藤湖南給出了明確的結論，社會這樣的轉變正意味著，華夏文明已經在唐與宋之間，走出了「中古」，而邁入了「近世」，沒錯，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已經開始於一千多年以前。

在文章里，內藤在幾個方面詳細論證了這樣的「變革」，政治方面，唐末到五代的過渡期，貴族政治沒落，讓位於君主獨裁，以至於到宋代，君主成為絕對的權力主體；六朝到唐代中葉，政治屬於全體貴族共有，政權是君主與世家的協議體，而唐代中期以後，貴族階層沒落，君主不再需要通過貴族，就能直接面對全體臣民；

租傭調製崩壞，改行兩稅法，人民擺脫了束縛於土地的佃農地位，進入近世以後，私人財產權更得到進一步確認；文學上，文章由重形式轉變為注重自由的表達，古文體散文取代四六體駢文，文人情調的白描水墨完勝曾經金碧輝煌的彩色壁畫......總之，就是舊式的貴族模式、貴族情調，統統讓位給了更具「現代性」的平民趣味。貴族已死，平民萬歲。

有關於唐與宋之間的種種變革之處，細細算來實在過多，在內藤提出這一觀點之後，後來史家更是進一步完善、調整了這一理論，其內容的豐富性絕非幾篇文章幾部著作就可以講得明白、透徹，這裡可以粗略談論的一點就是，在經濟格局和人口分布方面，安史之亂前後也是一個分水嶺式的重要時期。

我們知道，華北是早期中國文明發展的核心區域，由於耕作農業的發達，廣袤的華北平原上的人口數量，在前期的中國歷史中始終在絕對數量上遠遠超過淮、漢以南的南方地區。而在中國歷史的後半期，主要是兩宋之交以後，南方人口數量則成功逆襲，快速超越華北，並且這個趨勢再也沒有逆轉。

形成這種格局，最主要的就是歷史上的三次重大人口南遷，而其中安史之亂時期的人口南遷趨勢，對於整個人口格局的定型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正如李白詩中所反映的「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根據各種歷史記載和史學家們的推算，在8世紀的安史之亂中，大約有近200萬的華北人口遷入了長江以南。

即使放在今天，這仍然是一股令人震撼的難民潮，它對於一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轉變所造成的衝擊波，也絕非在一兩個世紀就能夠消化得了。而人口重新分布所造成的南北經濟轉換、文化傳播、方言形成、族群建構等等，可以說直到今天人們還能感受得到這股來自千年以前的巨大衝擊波的影響。

「唐宋變革說」這樣的理論為什麼又會讓人耳目一新，一經提出就迅速影響整個學界呢?因為這迥異於我們過去的傳統史觀和歷史研究方法。中國有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豐富歷史史料，但是隨著眼界的打開，特別是在和其他民族的歷史研究一比較，到了近代以後我們會發現，以前的歷史學家或者歷史記錄者們過於執著於「王朝史觀」，弄出來的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歷史學著作，無非就是一個簡單、呆板的王朝模式.

某個開國皇帝某天得了天命，各種方式取得天下，然後勵精圖治幾代人努力終於臻於盛世，接著兒孫不孝道德淪喪政治敗壞小人當道，天命也就沒了，或者說轉移到下一個家族手裡，又開始了新的一輪循環。轉來轉去，歷史就像一個被蒙住眼睛的驢在磨盤之旁轉了一圈又一圈，最後發現竟然沒有離開原點多少距離，難怪刻薄的黑格爾都要諷刺「中國人沒有歷史」，因為他們一直都在原地打轉，也就無所謂歷史了。

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在根本上跳出了「王朝循環」的觀察角度，社會當然是在轉變，而這種轉變發生在更深層次，不應該以一家一姓的王朝去界定去分期，那樣的話往往遮蔽住觀察者的視角，看不到掩藏在「長時段」這個時間地層之下的滾滾洪流。

「唐宋變革說」當然不是完善的理論，在所有的研究中也不會存在所謂完善的理論體系，誕生一個世紀以來，這個「假說」已經被無數次引用、批判、修正，以後也還會繼續引用、批判、修正，但這都不影響它為後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這就足夠了不起了。

在「唐宋變革」的理論視角之下，我們再回望安史之亂，就會發現過去一直被我們所忽視或者貶低的中唐、晚唐以及看似很黑暗的五代，其實並非毫無意義，甚至來說它的歷史意義要遠在所謂的「貞觀」或者「開元」之上，那是一個重建的時代，一個走向未來的時代。

未來社會會具備一種什麼樣的品格、什麼的特性，就取決於在這長達兩個世紀的、從安史亂後到北宋初年的「唐宋過渡期」，儘管身處這個歷史時期的歷史主角們可能並不會意識到他們自身的價值或者意義。

過去講到唐代歷史，最通常的就是唐太宗、武則天和唐明皇，再往後就亂七八糟講不清楚了，但是如果撇開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鑒那些陳舊的老套史觀，我們會發現無論是代宗、德宗、憲宗，或者是看起來很不怎麼樣的武宗等等，還包括劉晏、楊炎、李德裕等等，反正是這個時代中的每一個人物，都在為重建一套社會秩序做出自己的努力，每個人能力有大有小，有人清醒有人糊塗，不同歷史條件也會造成有時成功有時失敗，但無論如何歷史的前進或者說會向哪個方向前進，都取決於這個時代中人們的所作所為。

和唐太宗房玄齡那樣的一代雄主一代賢相比較起來，在帝國的瓦礫堆里重建一個秩序的德宗憲宗們，他們的努力和才智也不應該為後人忽視或者嘲笑，歷史不是簡單地對所謂的「風流人物」去一味膜拜，那樣的歷史觀太勢利。

寶應元年（762年），唐玄宗和唐肅宗相繼去世，唐代宗李豫（也就是以前的李俶）即位，第二年安史之亂基本平定。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時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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