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南明；弘光政權為何只一年便土崩瓦解？
南明指的是李自成攻佔北京，崇禎皇帝殉國後，明朝宗室在明南方統治區建立的一系列政權。至南明最後一位皇帝永曆帝遭擒殺，南明或並存或繼存的五個小朝廷總計只維持了短短十八年。
南明十八年，不足同樣曾退守長江流域的南宋政權存在時間一百五十三年的八分之一。其中，皇位繼承相對最為正統，繼位時控制範圍最廣的弘光朝廷只一年便土崩瓦解，僅從當時局勢來看，實太不合理。北方，李自成統帥的闖軍攻佔北京，兵鋒凜冽，可謂當時明朝政權的頭號強敵，但也很快被降清的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和大清攝政王多爾袞合力擊敗。後二者其後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消滅闖軍余部的戰鬥中去，給南明政權留下了反攻時機。而於南明而言，北京雖遭攻佔，但南京也擁有一套完整的中央行政班子，按照南北二京制度設計者的想法，南京政府應很快就能控制南方統治區的資源和軍隊，等待時機，捲土重來。然而，南京弘光政權不僅在精神和實際上都欠缺光復故土的念頭，反而在一年後清軍南下時一觸即潰，步騎數十萬人望風而降。弘光政權的失敗，絕非是明清單純的軍事力量之差距所造成。
核心問題；論兵權的回收
唯物史觀揭示一個基本原則，南明弘光政權或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持續都需要暴力的維持。明廷在一六四四年仍為人心所向，天下正統，但那也僅局限於官僚士大夫的腦海之中。實際上，任何思想的力量，如果不能化為現實的力量，不以現實的力量在現實中肯定自己，它就只能是一個空洞的，虛幻的「力量」，或者至多是一個潛在的力量。確實，「大明」二字作為一種潛在力量存在了許多年，在清廷統一全國後仍能保留著」反清復明「的火種屢屢威脅其統治。但其最現實的力量，軍隊，早已不能為中央政府所控制。
弘光帝不能有效控制南明軍隊，源於皇位繼承問題。北京陷落，最具法統正當性的崇禎朝太子及另外兩位皇子生死未明，此時由福世子朱由菘直接繼承皇位欠缺法統的正當性，其權威的不足很大一部分只能由當時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四位將軍的支持所彌補。作為擁立的回報，弘光帝朱由菘開設江北四藩，在供給軍費糧草的同時允許四位將軍在其轄區自行徵收稅賦。很快，將軍徹底變質為軍閥，其軍隊性質與崇禎朝尚為忠誠的孫傳庭部，楊嗣昌部已不可同日而語。即便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時時居中調停，四鎮軍閥也因爭奪富庶的駐紮地內訌連連，並先後劫掠揚州，淮上等地。如此軍隊，禍害百姓已不能止，且不論北上恢復中原了。
以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南宋之中興，政治秩序之恢復，在於宋高宗趙構能夠收回岳飛，韓世忠等人的兵權，由此維持中央之權威。南明弘光朝廷之速亡，在於其不單難以回收兵權，反而被軍閥所裹挾。直觀的看，揚州，南京之閃電陷落，一重要原就是因為四鎮之一的軍閥左良玉調轉兵鋒，企圖打回南京，再重新擁立一新帝。由此，可想而知，連自己都能隨意攻打，隨意擁立的皇帝，又何談效忠呢？
同樣是退守南方，南宋的第一位皇帝趙構則身為宋徽宗皇子，為當時繼承大統毫無疑問的第一順位人。因而，從第一步開始，趙構的底氣就比朱由菘足的多。而後，當南宋軍隊反攻局勢漸入佳境，趙構卻收回岳飛，韓世忠，張俊的兵權，此舉於民族大義層面值得詬病，但也無法掩蓋收回兵權對南宋朝廷的歷史作用。如果我們僅從古代階級統治者的角度看，趙構收回兵權可算一步穩棋。畢竟姓岳的天下和姓完顏的天下對於趙構而言並沒有多大區別。與其舉措不定的給予岳武穆充足的信任，不如在形勢較好時主動議和，以換得南宋得以穩定統治的時間。可在朱由菘這裡，左良玉等四鎮較岳飛，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十萬八千里，滿清之根基深厚更非金國可比擬。如此一來，便是連一絲喘息也奢求不到了。
剿寇統一階級戰線的失敗建立
毛主席說過：「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南明政權當然不是革命政權，但卻犯了革命政權喜歡犯的錯誤。李自成攻佔北京招致崇禎帝的自縊。於南京政權來看，天下第一大仇莫過於此。於是便早早的制定了「聯虜平寇」的戰略方針，希望清軍能作為「友邦」一方面剿滅農民起義軍，另一方面最好其自身也有所損耗，自己居中漁翁得利。清軍在關外與明軍的赫赫戰績，史可法，馬士英等南明重臣不可能一無所知。但在無法完全控制南明軍隊的情況下，他們只能幻想清軍和闖軍的自相殘殺。
滿清政權在皇太極時期已仿明制，設六部，漢化程度已經很高，已具有自稱天命之所在的自信和統一全國的野心。表面來看，聯虜平寇似乎是一個說得過去的階級統一戰線的規劃，官僚士大夫的朝廷聯合起來剿滅起義軍。但在傳統社會，自稱正統的政權都有大一統的強烈意願，帶有極強的排他性。近現代大資產階級投降，還是大資產階級。可傳統社會皇帝投降，基本沒有什麼好下場。」卧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睡？「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清軍首先進攻闖軍，其實主要還是因為其控制的山西，陝西較北京太近，如首先南下攻明，有被兩面夾擊之風險。
南明朝廷的荒誕幻想在一六四五年七月的遣使議和中體現到了極致，由南京兵部右侍郎左懋第、太僕寺少卿馬紹愉、太子太傅陳洪範組成的三人使團攜帶著「大明皇帝致書北國可汗」的御書前往北京。南明政權堅信吳三桂是為崇禎皇帝報仇才曲線救國，投降清廷，據此，使團還帶上了一批賞賜吳三桂的錢糧物資。其結果則是，吳三桂乾脆閉門不見，陳洪範帶頭降清，投入到了曲線救國的團隊當中。
南明政權對外毫無作為，對內卻在「平寇」戰線上節節勝利。即對曾經投靠或涉嫌投靠李自成大順政權的南明官員發起彈劾，掀起「順案」。實際上，根據當時的環境而言，這幾乎已經是他們唯一能做的了。
十七世紀世界性大危機
談到古代中國，特別是明清兩朝，便是一副閉關鎖國，極端保守的模樣。但實際卻不是這樣，諸如」片板不可下海「的口號也只是在一小段時間內都難以落實成政治實踐的政治話語罷了。明末清初的混亂中國並不是孤立於世界的，同時期西方的「三十年戰爭」也讓西歐的幾個大國都損失慘重，德意志地區則幾乎是屍橫遍野。
十七世紀全球進入氣候溫度下降，並由此引發了世界性的貿易危機。晚明，特別是「隆慶開關」之後，江南地區（即南明的主要統治地區）的經濟對於貿易的依賴性愈來愈高，松江等以家庭紡織業為支柱產業的地區糧食幾乎不能自給，需要湖廣地區的糧食與北方的原棉才能維持生產。而南明朝廷建立時，北方的原棉已不能進入江南，糧食貿易也因戰亂受阻，貿易危機更是使港口邊的歐洲商船越來越少。貿易額大幅下降，這對南明的經濟而言，可謂是致命性的。
然而，縱觀歷史。每一次大變局之後，之前的種種問題都將被新一代人解決而創造出一段盛世。十七世紀中葉之後，中西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危機，但其截然不同的克服方式決定了兩者日後數百年的歷史走向，清朝依靠睿智的帝王和強大的權術成功統一全國，提出了「專制統治危機的一種全新解決形式」，而歐洲則是在「三十年戰爭」的廢墟之上籤訂了「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確立了新的國際關係原則和國家組織形式，從此走上快速工業化的道路。
當然，弘光朝廷的閃電消亡並不等於明廷的徹底結束，他只是說明了明廷腐朽的官僚士大夫階層已經不能作為民族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滿清在擊敗闖軍和南明兩大競爭者後也開始鬆懈，甚至開始擺出了征服者的傲慢姿態。
西南，起義軍和南明官僚士大夫階層中拋開階級偏見的開明先進人士開始聯合起來，抗清統一民族戰線建立，南明的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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