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國民黨敵後抗戰

挺進敵後——國民黨游擊武裝的壯大

美國LIFE雜誌拍攝的陝西寶雞縣國民黨敵後抗日根據地及軍隊訓練

早在1937年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武漢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時任副總參謀長的白崇禧就提出應「採取游擊戰爭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後游擊戰」的建議，蔣介石隨即通令各戰區加強游擊戰。隨後，國民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向敵後派遣正規部隊以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

比如，1937年9月，八路軍開始挺進河北。與此同時，第一戰區也決定將留在敵後的河北保安部隊改編為第181師，以便在冀南敵後堅持抗戰。此後，在鹿鍾麟到河北任省主席後，又通過派遣、收編等方式，擴充了國民黨軍隊在河北敵後的抗日武裝。馮玉祥將軍當年回憶：「鹿鍾麟到了河北省，就收了30至40萬游擊隊，都是不願做亡國奴的忠勇將士。」可見，抗戰初期，在河北敵後淪陷區，國民黨軍隊曾經保留了一支具有相當規模的敵後游擊隊。

此後，隨著日軍的快速推進，國民黨的敵後抗戰也進入了一個高潮期。這期間，在山西，國民黨將30個師的正規軍轉入山區，開展抗日游擊戰。在山東，龐斌勛的40軍留在了魯南，孫桐萱的第三軍團則留在了魯西南敵後。另外，在江蘇，韓德勤的第八十九軍、陳泰運的稅警團，以及李明揚的蘇皖游擊隊等，也都留在了敵後堅持抗戰。據洪小夏所著的《抗戰時期國民黨敵後游擊戰爭研究（1937-1945）》一書中統計，到1939年最高峰時，國民黨敵後抗日武裝達到了160萬人。

這一時期的國民黨游擊隊，在對日作戰中，很少獨立自主地堅持游擊戰法，而是更多地起到配合正面戰場的作用。如1939年3月南昌戰役打響前，蔣介石就命令薛岳部署游擊隊在敵後破壞交通，襲敵輜重，遮斷陽新、通山、崇陽公路，以阻敵增援。再如長沙會戰期間，第九戰區游擊部隊將汨羅河南北公路悉數破壞，使敵人輜重車輛無法通行等等。與此同時，國民黨游擊隊還建立了大小不一的多個抗日根據地，比如太行山東南部根據地、中條山根據地、呂梁山根據地、五台山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浙西根據地以及皖東、皖北和鄂東根據地等。其中，尤以中條山根據地最為出名，成為我方拱衛關中，阻止日軍侵佔西安的重要戰略根據地，被侵華日軍稱為「帝國的盲腸」。當時流傳的一首抗日歌曲，這樣稱讚中條山根據地：「中條山，高又高，它是我們的齊格菲，它是我們的馬奇諾。」

在中條山堅持抗戰的國民黨軍隊

不但如此，抗戰初期，因為國共兩黨合作尚屬於蜜月期，國民黨的敵後抗日游擊隊，與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還曾經多次並肩作戰，互相支援。例如，徐州會戰期間，國民黨敵後游擊隊與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都曾派出部隊協同作戰，襲擾當面日軍，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的對敵鬥爭。再比如，為粉碎日軍1938年對敵後根據地進行的九路圍攻，八路軍、決死隊就曾和國民黨軍武士敏等部並肩作戰，同仇敵愾。毛澤東曾經說過：「沒有正面主力的英勇抗戰，便無從順利地開展敵後方的游擊戰爭；沒有同處於敵後的友軍之配合，（八路軍）也不能得到這樣大的成績。八路軍的將士應該感謝直接間接配合作戰的友軍，尤其應該感謝給予自己各種善意援助與忠忱鼓勵的友軍將士。」

然而，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曾經活躍在敵後廣大地區的國民黨游擊武裝，至1943年，卻幾乎銷聲匿跡了。這裡面，有國民黨反共政策重新抬頭的影響，也和國民黨政府對游擊戰的錯誤認識有關，當然，最關鍵的原因在於，國民黨游擊隊不但不願意放手發動群眾，而且還常常魚肉鄉里，因此得不到敵後淪陷區群眾的支持和擁護。當年，日軍對活躍於敵後的國民黨游擊隊曾經做過詳細的評估報告，裡面指出：「正規游擊隊雖破壞力強，但對人民濫施權威，致不得民眾之信仰。」而在河南，由於國民黨敵後游擊隊伍的紀律敗壞，甚至被當地群眾視為比日寇還要邪惡的敵人。當年同樣堅持留在河南敵後的中共豫西抗日先遣支隊隊員張清傑曾經回憶說：「他們到處樹起了保安團、自衛隊、游擊隊等旗幟，小股上百人，大股數千人，什麼司令、團長，隊長，各色人物都有。他們手裡有短槍、長槍、機關槍，有的還有迫擊炮。整個豫西，刀槍林立，劃地割據，十里二十里就有一個土皇帝。這些土匪、游擊隊不打日本，光發『洋財』，為所欲為地危害群眾。」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在其撰寫的《華北敵後——晉察冀》一書中也曾經提到過：「在冀西，老百姓被『別動』成窮光蛋，那是名正言順別動第4縱隊的德政。」「新二師在平山縣境內也曾有過拷打村長，索糧要米的不法行為。」可見當時國民黨敵後武裝與當地百姓間的關係有多麼緊張！

此外，國民黨高層，在戰略層面上，始終對於游擊戰缺乏一個正確的認識。正如前文所述，當時的國民政府，對於游擊戰，始終將其視為正面戰場正規戰的補充。蔣介石就明確認為：「所謂游擊戰，實在是正規戰之一種，一定要正式的部隊才能夠擔任。」因此，眾多敵後的國民黨軍進攻時強調與正面戰場的配合，側重於大兵團作戰，防守時寸土必爭，節節抗擊，結果是打不贏，走不掉，一旦被日軍抓住，便會遭受重大損失。比如，當年被日軍成為帝國的盲腸的中條山根據地，就是因為國民黨將正規戰法生幫硬套到游擊戰當中，堅持死打硬拼，而最終失手的。而我黨領導的敵後武裝，顯然在游擊戰法的使用上，更加靈活有效，這也是我黨的敵後武裝最終能發展壯大的原因之一。日軍就曾經對國民黨的敵後抗日游擊隊，有過這樣的評價：「國民黨系統的軍隊的政治工作和游擊戰，與中共方面相比較，則相形見絀，不夠熟練和妥善。」

最後，國共兩黨間的摩擦，也是造成國民黨敵後武裝最終走向失敗的原因。1939年，隨著抗戰相持階段的到來，國民黨內部反共意識重新抬頭，無法容忍共產黨政權和軍隊在敵後的特殊存在，而希望實現敵後軍令和政令的統一。為此，1939年7月16日，國民黨方面不顧中共方面的反對，明令頒布《中央提示案》，規定第十八集團軍只能編為3軍6師另加5個補充團，不準另有支隊；新四軍只能編為兩師。其他所有縱隊支隊及其一切游擊隊須一律限其收束，編軍之後不得再委以任何名義或自由成立部隊，其活動地區，只限於陝甘寧邊區18個縣和冀察兩省及魯北和晉北一部地區。在這種嚴格限制共產黨敵後發展的情況下，勢必造成國共兩黨敵後武裝頻繁出現軍事衝突。而由於共產黨武裝在戰法上的靈活性，以及得到當地群眾的支持，因此在這一系列國共軍事衝突中，往往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佔上風，尤其是在河北山東等一些地方，甚至重創了國民黨的敵後武裝，使其最終失去了繼續堅持敵後作戰的實力和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