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資本論》哲學應該注意的前提性問題
這是在「當代視野中的《資本論》哲學」學術研討會既第十四屆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論壇上的發言稿。「當代視野中的《資本論》哲學」學術研討會
暨今天我們會議的主題是《資本論》哲學，《資本論》如何能夠跟哲學聯繫在一起，也就是說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哲學如何能夠聯繫在一起？這是一個前提性的問題。昨天也有老師提到了列寧的那個說法，不懂得黑格爾的小邏輯，就讀不懂資本論。還有老師談到了哲學研究者對《資本論》研究介入的過度和不足，這些都涉及到這個根本問題。今年是《資本論》發表150周年，我們知道，今年同樣是馬克思的另一部著作《哲學的貧困》發表170周年。恰好是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批判性地討論了蒲魯東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努力。馬克思明確地指出，蒲魯東想成為經濟學和哲學的合題，但是他只是實現了一個錯誤的綜合，蒲魯東對經濟學的研究只是應用的形而上學，是形而上學的抽象原則被加到經濟學的範疇上。所以，當我們紀念《資本論》，討論《資本論》哲學的時候，回顧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批判，具有重要意義。馬克思自己即明確地指出過，《哲學的貧困》是他們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觀點第一次科學的表達，雖然只是一種論戰式。
我們知道，馬克思1844年定居在巴黎期間，馬克思與蒲魯東親密交往。他們甚至通宵達達地討論他們的理論，交換看法。蒲魯東跟馬克思介紹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理論，而馬克思給蒲魯東講解德國古典哲學。後來馬克思離開巴黎之後，卡爾﹒格律恩接替了馬克思任務，跟蒲魯東講授哲學。但馬克思說格律恩是一個講授德國哲學的教師，有一個勝過馬克思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點也不懂得哲學。在馬克思與蒲魯東的相互交流中，可以想見，他們共同提出了綜合德國古典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思想的共同理論目標。對於馬克思來說，這一理論任務的實現，就是最後沒有完成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而對於蒲魯東來說，這就1846年出版的《貧困的哲學，經濟矛盾的研究》。這本書出來之後，蒲魯東寄給了馬克思，希望得到馬克思嚴格的批評。馬克思真正給了蒲魯東嚴格的批判，馬克思在1846年在給安年科夫的信中給予刻薄的評價，是蒲魯東寫了一本壞書，一本很壞的書。1847年11月出版了《哲學的貧困》，今年發表整整170周。《哲學的貧困》給了蒲魯東《貧困的哲學》毀滅性的打擊，馬克思和蒲魯東之間的友誼因此結束了。馬克思將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看成是應用的形而上學，是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在經濟學批判中的僵硬套用。結合馬克思1846年給安年科夫的信，1847年《哲學的貧困》和1865年蒲魯東去世後的紀念文章，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馬克思如何批判蒲魯東在黑格爾哲學和經濟學批判之間的思辨結合。
首先，馬克思認為蒲魯東經濟學對黑格爾哲學的挪用，完全建立在觀念論的基礎之上。馬克思說，蒲魯東不是把經濟範疇看成歷史的、與物質生產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理論表現，而是荒謬地把它看作歷來就存在的、永恆的觀念。蒲魯東將經濟學的研究看成了這些範疇之間邏輯的必然展開。馬克思說，既然把任何一種事物都歸結為邏輯的範疇，產品和生產、事物和運動的任何總和都可以歸結為應用的形而上學。黑格爾為宗教、法等等做過的事情，蒲魯東先生也想在政治經濟學上如法炮製。儘管蒲魯東先生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體系的頂峰，可是他從來沒有超越過頭兩級即簡單的正題和反題，而且這兩級僅僅爬上過兩次，有一次還跌了下來。從馬克思自己的思想發展過程看，《資本論》與哲學的關係，並不是應用關係。馬克思並沒有先形成一種哲學的體系和必然邏輯，然後再應用到政治經濟學批判之中。恰恰相反，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建立在對思辨哲學批判的基礎之上。意識不到這一點，對《資本論》的哲學研究就會走向馬克思所批判的道路，走向將思辨形而上學的邏輯強硬應用到經濟學之中。
其次，馬克思批判蒲魯東從他的小資產階級立場出發，誤解了辯證法的本質。馬克思說，蒲魯東先生認為，任何經濟範疇都有好壞兩個方面。他看到範疇就像小資產者看到歷史偉人一樣：拿破崙是一個偉大人物，他行了許多善，但是也做了許多惡。蒲魯東認為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益處和壞處加在一起就構成了每個經濟範疇所固有的矛盾。應該解決的問題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壞的方面。馬克思指出，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鬥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的範疇，才是辯證運動。誰要是為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問題，就是立即切斷了辯證運動。蒲魯東只是把經濟範疇逐一的取來，把一個範疇用作另一個範疇的消毒劑，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劑這二者的混合寫成了兩卷矛盾，並且恰當地稱為《貧困的哲學，經濟矛盾體系》。如今當我們批判資本邏輯的時候，是否也應該超出資本具有好的方面也有壞的方面這樣的抽象思辨，超出只要好的方面不要壞的方面這樣一種非辯證的思維方式呢？理論如何真正地做到徹底，這應該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最後，馬克思批判蒲魯東想成為合題，但卻成了一個錯誤的結合。馬克思說，蒲魯東先生自以為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一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聖的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超出資產者的眼界。蒲魯東希望成為合題，結果只不過是一種錯誤的結合。他希望成為科學的泰斗，凌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與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要來擺去。讀著馬克思這些震耳發聵的批判性話語，不能不讓我們深思。
馬克思的總結論是，蒲魯東的理論是古典哲學、政治經濟學和關於未來社會的色調極為複雜的混合。也就是說，他根本沒有在批判這些理論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綜合。馬克思在什麼樣的意義上已經超越了這些理論學科的分離，面對問題本身呢？當我們要哲學地研究資本論，研究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時候，如何可能不再像普魯東那樣既在經濟學家的下面，也在哲學家的下面，而是一種真正融合和貫穿？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對蒲魯東的批判，對於我們研究資本論的哲學是頗具啟示意義的。
TAG:要點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