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多張「王牌」應對貿易戰 不會重蹈日本覆轍

報道稱，有人說今天的中美貿易戰，實際是八、九十年代美日貿易戰的「翻版」。美國總統特朗普想以「301大棒」迫使中國坐進談判桌邊，與美國協商，最終讓美國得到想要的利益，貿易戰打不起來。但歷史真的會如此簡單重複嗎？

據報道，回顧過去發現，在20世紀80至9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時代，美國也曾數度以301條款為武器，不斷要求日本改善貿易結構。

報道稱，當年的日本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挑戰美國全球經濟「一哥」地位。因此許多人猜測，特朗普向中國揮動「301大棒」，似正在複製當年收拾日本的手段。

報道認為，要了解這個比擬是否恰當，要先回顧美國當年怎樣利用「301條款」迫日本就範。

報道稱，美國「幹掉」日本半導體產業：1985年，NEC在半導體銷售額上超過美國企業，躍居世界首位。感到危機感的美國企業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投訴，稱日本產品傾銷。美方出動301條款施壓後，日本1986年簽署了《日美半導體協定》，承諾自主限制出口和在日本市場接受外國造半導體。此舉避免美日爆發貿易戰，但這被認為是日本半導體走向沒落的原因之一。

美國遏制日本汽車製造業：1995年美國單方向宣布，對日本的13款高檔車徵收100%關稅。美方還暗示啟動301條款，阻截日本汽車進入美國市場，結果日本企業制定和實施提高海外生產比例等自主計劃，平息了事態。

因此有評論認為，美方這次是將「301的亡靈復活」，試圖用當年打擊日本的手段，遏制中國崛起。

但報道認為，中國的底氣遠強過當年日本。

報道表示，歷史從來不會簡單重演，美國這次揮動「301大棒」的結局，未必能複製當年對日本的結局。貿易戰打不起，日本崛起被成功遏制。原因有三個：

第一、日本是二戰戰敗國，和平條約下不能擁有軍隊，日本安全保障要依賴美國，在力量不對稱下，日方被迫屈服美國的貿易要求。而今天的中國沒有這個包袱，能向美國說不。

第二、今天中國佔美國GDP百分比，要大於80年代的日本，中國增速也更快，使其很可能在2030年經濟上超過美國。因此，中國在中美談判更有底氣。

第三、中國經濟正在逐步向內部消費導向轉型，不再過度依賴出口，更能承受貿易戰的衝擊。中方手中籌碼更多，不會接受不平等的談判結果。

報道認為，在這些前提下，今天的中美貿易戰，確實比當年美日貿易戰複雜得多，中國肯定會持守比當年日本強硬的立場。

1970年代日本製造業發展迅速，日本產品迅速佔領國際市場。1980年代初期，美國對日本的商品貿易赤字飆升至500億美元。美國中西部和東北部等工業中心承擔了和日本的主要競爭壓力，形成了「鐵鏽地帶」，失業率兩倍於全國平均水平。

這些地區的州議員在國會發起了大量對日貿易保護主義的法案，在國會形成了政策基礎。另外，當時民主黨在眾議院占多數席，經濟政策重心在重振鐵鏽州的基礎工業並且得到了商業人士的支持。

1960-1990年間，美國和日本之間集中出現了七個回合的貿易摩擦：

1、紡織品戰(1968-1972)：60年代，由於日本紡織品對美出口增加，美國同行提出強烈反對，兩國在1972年最終達成美日紡織品貿易協定。這場紡織品摩擦拉開了美日貿易戰的序幕。

2、彩電戰(1976-1977)：70年代起，日本對美國彩電出口約佔美進口彩電的90%，佔據美30%以上的市場。1977年美日簽訂貿易協議後日本被迫主動限制對美彩電出口。

3、鋼鐵戰(1976-1978)：70年代日本鋼鐵業迅速崛起，與此同時美國則成為鋼鐵凈進口國。從1967年到1978年，日本鋼鐵業被迫3次自主限制對美出口，1976年美日鋼鐵貿易戰升溫，最終美日簽訂1976特殊鋼進口配額限制協定、1978美國鋼鐵起動價格制度。

4、汽車戰(1979-1981)：80年代，日本汽車產量躍居世界首位，美國汽車業開始衰落。1981年兩國簽訂美日汽車及零部件貿易協議，該協議到1994年最終取消。

5、匯率戰(1985)：儘管已經對外簽訂了一系列貿易協定，但美國貿易逆差仍然在高速擴張，對此美國開始將原因歸結為美元匯率的高估。1985年，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簡稱G5)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因協議在廣場飯店簽署，故該協議又被稱為「廣場協議」。

6、半導體戰(1987-1991)：美日在電子通訊上的衝突最早源於半導體產品，1981年美日東京談判後美國以反傾銷為由對美部分半導體產品徵收100%關稅。1987年兩國達成美日半導體貿易協定。

7、結構性障礙(1989-1994)：80年代後期，美日貿易摩擦的焦點轉向結構性因素上。1989年美國啟用超級301條款，當年美日簽訂「結構性貿易障礙協議」，要求日本開放部分國內市場。1993年7月東京會談上美國要求日本進一步開放市場，並以具體數額指標來衡量其市場的開放程度，日本則以管制貿易為由拒不接受。對此，1994年美國再次動用超級301條款對日進行貿易制裁威脅，最終在制裁最終期限之前的1994年5月日本讓步並同意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以平息這場貿易摩擦。

總的來講，美日貿易摩擦在60年代初起始，70-80年代升級，80年代末90年代初進入白熱化階段，最終於90年代中期後以日本經濟步入衰退期而逐漸緩和，持續時間長達30餘年。

從美日貿易戰的歷史過程來看，隨著日本產業結構的演變，引發貿易摩擦的領域從輕工業、重化工業演變到高新技術產業，再到金融、宏觀領域。

相對應的，貿易摩擦的解決手段也從1985年前的強制性關稅、配額、自願出口限制為主拓展到1985年後的匯率調控、自願進口擴大、開放市場。

中美貿易戰 VS 美日貿易戰

（一） 相似之處

首先，「使美國偉大」是根植於權力平衡理論中的中美根本衝突所驅動的、帶有戰略性目的。美國的「單極化」傾向有長期的趨勢性，勢必會與地域一級強國間形成衝突。

其次，美日貿易戰爆發於日本製造業的鼎盛時期，1980年代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佔美國逆差超過40%。而中國同樣也經歷了製造業強勢崛起和國際貿易的迅速增長，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佔美國貿易逆差的接近50%。

此外，前15年中美在全球價值鏈都處於合作分工關係，但是中國致力於全球產業鏈上行，而特朗普強調製造業就業崗位，中美的合作關係被削弱，競爭關係正在加強，這與1980年代日本產業升級時與美國的貿易關係類似。

再次，里根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處於強勢美元的大背景下。雖然特朗普並不希望美元走強，但他推行的減稅、增加政府開支等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很可能帶來美國利率和匯率的走高。強勢美元將加劇美國的經常項目不平衡。里根通過廣場協議改變了美元強勢的局面，但特朗普很難再達成類似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因此很可能通過貿易戰的方式疏導貿易赤字壓力。

最後，1980年代後期美國和日本高技術製造業的分工與競爭關係引起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問題擔憂。例如，在半導體產業，里根政府也曾因國家安全問題禁止日資在美國的投資併購。目前，國家安全問題在美國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議題。2017年初白宮發布報告，表示半導體產業影響國防供應鏈的穩定安全，並受到中國產業政策的壓力。因此，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對國防相關行業將實行保護性的產業政策，從而與中國發生更多貿易摩擦。

（二）不同之處

首先，當前和1980年代的經濟形勢和民意基礎完全不同。美國從1980年代以前幾乎沒有經常項目赤字到里根政府時期經常項目赤字超過GDP 的3%，美國無論是業界、學術界還是政策圈都很擔憂。尤其是製造業大量從「鐵鏽地帶」等老工業區撤離，許多州面臨就業壓力，同時強勢美元引發商業社會的不滿，在國會形成壓力，從而引發了對日貿易戰。

三十年過去，無論是業界還是政策圈都已經對產業轉移和國際分工有了全新的認識，加上當前美國的勞動力市場達到充分就業，經常項目赤字也遠低於歷史高位。儘管特朗普的重商主義情結贏得一些藍領工人的支持，但商業社會總體很反對貿易戰，學術界更是連連批評特朗普的政策，貿易戰難以獲得民意基礎。

其次，特朗普面對的國際貿易秩序完全不同。1980年代還沒有WTO，國際貿易規則相對鬆散，許多單邊貿易行為沒有得到約束。但30年來國際貿易秩序已經建立完整，各國間貿易運行在WTO的基本框架之下，單邊的貿易保護行為受到WTO的規則的約束，也會給予對手反擊的理由。

因此，相比起里根時代，許多單邊貿易措施例如301條款等已經不符合WTO規則，特朗普實行貿易保護措施挑戰國際貿易秩序的成本和約束要高得多。

最後，中國與日本的政治情形完全不同。美國在美日貿易戰中佔據了全面主動的地位。美日間有特殊的軍事同盟關係，日本在安全領域依附於美國，因此日本在國際談判中以不損害日美關係為底線，一旦美國觸發或威脅觸發貿易戰法案，日本的表現為迅速妥協。

此外，日本國內的政治制度有特殊性，缺乏頂層行政領導力，強權部門難以形成合作反而形成制衡，在國家級經貿政策這樣重大複雜問題的談判上表現被動，將日本在與美國的貿易衝突中置於不利的位置。

中國在國際政治上不依附於美國，國內也更容易形成共識以在國際談判上佔據主動地位。因此，即便特朗普挑起貿易戰，中國的應對方式也將與日本有很大區別。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