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王陶民那些事
說說王陶民那些事
陳其昌
汪曾祺在《歲寒三友》中借季匋民之口曾感嘆，高郵多才俊之士，卻聲名不出里巷。可是，作為季匋民原型的王陶民卻是高郵書畫界走向全國的第一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書畫、篆刻、詩歌的深厚功底和藝術成就揚名海內。如果他不英年早逝（45歲），躋身解放後書畫界一流方陣是不容置疑的。其時，他任新華藝專國畫系主任和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國畫系教授，兼任上海《美術生活》周刊特約編輯，得與徐悲鴻、黃賓虹、潘天壽、王個簃、周碧初、劉海粟等著名畫家或共事，或交往。多年潛心創作，辛勤育人，與同事共同造就許多藝術新秀，撐起了新中國美術界一片藍天。1983年，即在他誕生90周年（亦是校慶活動）的時候，新華藝專校友會舉辦了校友藝術展覽。其中，僅王陶民的作品就有30幅，是王陶民贈給好友、油畫家周碧初的。展出後，周教授將作品贈給了他的家鄉福建平和縣。筆者從王陶民孫女春華處得知，深感遺憾，如果送給高郵多好。那次，媒體為王陶民作了專文報道，筆者聽過電台播出文章的錄音，頗覺欣慰。專文給予王陶民高度評價，讚揚他淡泊人生，疾惡如仇，「就像出水芙蓉，一塵不染，有光有彩」「為發展民族文化和開拓藝術事業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時至今天，高郵有誰能與其比肩。斯人已逝，作為宋代王鞏後裔（有家譜為證，同屬「三槐堂」分支「雙鳳堂」）的王陶民的作品和名字將長存人們心中，載入史冊。1990年版《高郵縣誌》已全面、簡要介紹了王陶民，但也有謬誤。筆者不想多說縣誌所載內容，只是想說說從多方搜集並加以梳理的那些事。
名師引導入藝壇
人生之旅不尋常
王陶民出身名門望族，有弟兄五人（郵人稱王氏五桂）和姊妹三人。他8歲開始臨摹學畫並臨帖習字，從小注重觀察家院（有花園）的一花一木和小城的一景一物，而藝術生涯的真正起步是1913年始於北京大哥蔭之（任過知縣和海關關長）處。書法詩歌造詣很深（無錫太湖有題寫匾額和對聯）的大哥便是王陶民的第一位老師，他的指點、影響伴隨了王陶民一生。他的第二位老師是大哥請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的清宮畫師。這位現在無法知其姓名的畫師輔導陶民專攻花鳥，又帶他到故宮觀摩歷代名畫並閱讀畫論名著，打下了良好的繪畫基礎。兩年後，回鄉的他對水墨畫尤感興趣，便特意請興化擅長水墨寫意花鳥畫家姚公梁來家輔導，很有長進。高郵精醫道、善詩畫的夏宗彝與他是忘年交，亦是藝術上良師益友，對他影響直至陶民辭世。
他十多年的刻意磨練，嘔心瀝血，在筆法上博採眾家，繼承傳統，既學習明代大家林良的筆法，又效法明清徐渭、朱耷、石濤、鄭板橋等眾家之長；尤其看重師法李復堂，崇尚寫意求神似，運筆妙生花，墨色變幻，饒有生機，落筆自成，別有天趣，漸漸地形成自己的風格。於是，就有了30歲時公園的首次個人畫展，也就有了31歲由久負盛名的西泠印社出版的王陶民的《三十六湖草堂墨妙》畫集問世，更就有了這位沒有讀過大學的王陶民當上了國畫系教授的奇蹟。
大千世界，變幻莫測。王陶民在滬做教授、搞創作、當特約編輯，收入頗豐。他39歲（1933年）遠離籠罩著戰爭陰影的上海回到家鄉（有人說為辦學方針與他人意見相左）。回鄉後，仍以繪畫自娛、維持生計。他創作的《落花飛燕圖》參加美國費城國際畫展；他的《狸奴撲蝶圖》畫得栩栩如生，此畫懸掛於壁，家貓竟與畫中的貓爭相撲蝶，神了。他為人正直，不畏權貴。他為頑軍官及達官要人作畫，常以《菊蟹圖》、《雞（冠花）芭（芭蕉）圖》予以譏諷，即使二哥（劣紳鴻藻）出面索畫，他開價的500銀元一個子兒不能少。正當中年的王陶民後來被肺病擊倒，生計艱難。當時中日軍隊在邵伯至湖西相持一年，戰事吃緊時，他與夫人王錢氏等家人再次去城東宋大庄「躲兵荒」，並非頑軍「欲加迫害」、日軍軍官追殺，云云。
日寇於1939年10月2日（農曆八月二十）侵佔高郵，貧病交加、卧床不起的王陶民僅以紅棗、藕片維持生命，聞此消息，憂悲交加。大約在九、十月一天早上，他焦躁不安，將大兒子綏福、小兒子綸禧叫到床前，只說了一句「我心血未乾」就咽氣了。王陶民死後，他的家人還是向其親二哥以十畝田當了100塊銀元辦了喪事。嗚呼，一顆亮星就這樣隕落了。
結交文友情誼深
平民也成鑒賞家
《高郵縣誌》載，「陶民擇友有所取，在郵至好有二人：一是中醫師夏宗彝……，另一人是賣水果的陳寶貴，他愛畫、識畫，具有鑒賞力。」隨著汪曾祺的《鑒賞家》問世，知道陳寶貴及其子陳廣元的人越來越多。王陶民與陳寶貴的交往是親切的，真誠的。在汪曾祺的筆下，陳寶貴能為王陶民看畫、品畫、改畫，等等。陳寶貴為陶民繪畫磨墨、抻紙，對陶民畫的老鼠偷油、白蓮花紅蓮花、雞冠花的瘦莖、被風吹亂的紫藤，或評價，或建議，成了王陶民心目中最好的鑒賞家，也成了王畫作的收藏者。王陶民十分推崇李復堂的作品，在陶民的影響下，陳寶貴也能在外覓得李復堂的真跡，說出道道來，令常人所不及。筆者認為這是藝術的真實而不是生活的真實，一個目不識丁賣水果的，能有如此能耐！
前段時間，一位近九旬的老翁說，一個賣水果的怎麼可能如此自由出入王家，隨意看畫、品畫呢？筆者說，以汪老的筆法來看，他寫的人和事，大都是真實的，但也有虛構，因為是小說，季匋民不等同王陶民。
談到交友，王陶民的「至好」決不止夏、陳二人。汪曾祺的父親菊生就是他另一位至好，王汪二家還有親戚關係，他們多有交往。正是這種交往經過菊生回家口傳，汪曾祺才得以擁有創作《鑒賞家》的素材，汪老在第三次回鄉才看到好幾幅王陶民的真跡。另一位是家與王陶民家相距約百米的著名書法家王捷三，他是可以到王陶民家看畫的。王捷三之子書畫家爾聰說，他見到過王陶民送給其父的贈畫，畫的文房四寶，也見過陶民畫的觀音像，功底深厚，運筆自如，觀音像的衣褶一筆到底，是陶民邊走邊畫，一氣呵成。爾聰還透露一件鮮為人知的事，陶民雖堅持傳統，但並不排斥西畫，他與好友周碧初合作畫過一幅油畫《杭州蘇堤》，由於年代久遠，顏色淡了，有人請爾聰為之加色，真是幸事，也是佳話。
陶民筆名有涵意
遺作散落眾人家
王陶民（1894—1939）名珍，後名甄，又名聘之，別號逃民、逸摩、高郵王四等。上世紀80年代，王陶民在郵的學生朱天洪（中醫師）應筆者之約，寫過《回憶王陶民》一文，刊登在《珠湖》小報，在文中提及陶民筆名的由來，雖是推測，卻有道理。
朱天洪說，王甄的甄是陶製品，因而有了陶民的筆名，又有諧音逃民。這些筆名是否有其他政治、人生的寓意，不得而知。朱天洪推測的筆名涵義有一例：因陶民追慕王羲之（少逸）、王維（摩詰），仰慕先賢書法、詩歌，故有逸摩筆名。王陶民在書寫筆名時，亦能傾聽平民的意見，對他常用王甄，高郵小橋河邊裱畫店「翰墨齋」老闆仇霞祥認為，「甄」字的收筆應是一折鉤，但陶民寫的是禿的，像老鼠尾巴，這樣收不住氣，不主後福。這種帶有迷信色彩的意見，也被陶民所接受。因此，1933年以前的題款，「甄」是照舊，33年以後的筆劃就改了，如筆者見過的彩色《鴛鴦》為1935年創作，「甄」字的收筆就是一折鉤。該畫是為教師陳念祖新婚之喜而作，畫面題詩「明媚清波甓社湖，湖汀花鳥正相娛。將為秦晉聯歡畫，便是關鳩一幅圖」，連同他的題句「應念祖世講清囑兼賀 / 陶民王甄」，可謂詩書畫的精品，使這位與王陶民無親無故的陳念祖很是感動，其子陳中強更將此畫視為傳家寶。
王陶民作品本來就不多，經歷了1946年國民黨飛機轟炸後被盜和十年動亂衝擊，王家人擁有陶民的作品只是一部分。據筆者了解（除周碧初外），陶民最鍾愛的美女般的大女兒王慧沒有父親的遺作，在滬的陶民三女兒有一批，杭州小兒子綸禧也有一批，不乏精品。王先生曾準備捐贈給高郵，為此筆者專門去了杭州，由於我們的後續工作沒有及時跟上，幾個月後，綸禧病逝，贈畫泡湯。我的同學王榿從市場覓得一幅《飛燕》，其題詩是：「浩蕩東風尚未歸，落花如雨灑我衣，老夫戲寫雙雙燕，應向樓台多處飛。」王陶民的作品就如同「多處飛」的飛燕，已散落眾人家，其人其畫，將長存人間。
王氏舊居今仍在
陶民藝術有傳人
筆者生活在焦家巷一帶46個春秋，對坐落在焦家巷17號、27號的王家院子甚是熟悉。從17號大門進，穿小巷，進院子，有正屋三間一廂，前有花壇，植一株多年的牡丹，解放後被人民公園高價買走，後有花園，花木眾多，雜花爭妍。聽王家長輩講，王陶民生前就在西邊畫室作畫，室內僅一床、一琴桌，一個放畫的柜子，一個可以拉開可拼大的畫桌。不作畫時，庭前信步，園中觀景，專註的觀察、揣摩就是「寫生」。27號房先為王慧所住，後為大兒子偕妻和小女兒雙琴、又琴所住。現無人居住，雜草叢生。王陶民的孫子輩、重孫子輩都「混得不醜」。他們並不想收回17號正屋，只是想讓現住戶搬出，恢復舊貌，以資紀念，可惜原房幾易其主，面目全非；那麼起碼在門口釘一牌子，介紹此處為陶民舊居，可與毗連的秦家大院一道增添小巷的文化氛圍。
王陶民先生的眾多學生自然是他的藝術傳人。作為王家藝術傳人非嫡親孫女春華莫屬。請看其夫徐善驊為春華畫冊寫的前言：「春華自幼受其祖父藝術思想熏陶，從小酷愛美術，並深得其神韻，再加之多年勤奮不輟，孜孜苦求，故能創作出不少為大眾所樂見、頗具影響力的美術作品。」而王春華卻以不忘初心地發現美、表現美、追求美，與繪畫相伴終身，向世人宣告：祖父的傳承和恩澤將在她及晚輩身上延續。
（消息來源：高郵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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