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智囊團專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決不是排斥城鎮化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城鄉面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城鄉之間人口分布的變化更是令人驚嘆。1978年，我國的城鎮人口僅佔總人口的17.9%，而2016年，我國的城鎮常住人口已經佔到了總人口的57.35%。38年間，我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提高了近39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如此持續、快速、大規模的常住人口城鎮化進程，固然是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拉動的結果，但其間更是充滿著廣大農民群眾為追求自身幸福生活而奮力打拚的艱辛。
在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鄉二元分割的體制不僅嚴格限制著農業人口進入城鎮，也嚴格限制著農民在農村自主發展非農產業。這使得農村在人增地減的背景下，農民難以充分就業、難以擺脫貧困。農業實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後，不僅充分調動了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更賦予了農民家庭支配勞動力和勞動時間的自主權。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先是有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接著又有了氣勢磅礴的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大潮。鄉鎮企業的興起使得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的農民有了就地就近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的機會，最興旺時，全國農村有2000多萬家鄉鎮企業，吸納了1.2億多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鄉鎮企業創造的價值，在當時被譽為占農村經濟的半壁江山。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城鎮中出現了大量合資、外資、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不少國有企業也通過改革重新煥發了生機。
鄉鎮企業的競爭對手多了、強了，而工業企業的布局也合乎邏輯地開始向城鎮、向各種開發區、工業園區集聚，分散在鄉村中興辦的多數鄉鎮企業逐漸失去了原有的優勢，不得不進行改制、轉型，農民離土不離鄉就近到鄉鎮企業的轉移就業模式明顯陷入了困境。但農民絕不甘心於重新回到自家承包的那小塊土地上去苦熬，於是，順應城鎮正在興起的工業化大潮，他們勇敢地背井離鄉，去追逐工業化、城鎮化浪潮所帶來的各種新的就業機會。
農民大規模的跨地域流動就業，不僅滿足了城鎮興起的工業化浪潮對大量勞動力的需求，更是有力地衝擊著已形成多年的城鄉割裂的勞動力就業二元體制，由此推動著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向著更深層次的拓展。可以說，我們經歷過的那個階段，正是我國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發生歷史性轉變的重要階段，也是農村積蓄太久、太多的富餘勞動力尋求轉移就業機會的重要階段。
這兩者本應不謀而合，事實上，如果沒有這樣的不謀而合，我國也不可能快速地成長為居於世界前列的製造業大國、國際貿易大國、經濟總量大國。在我國這一階段的經濟快速增長中，億萬流動就業的農民勞動力功不可沒。而對於那些遠離當時經濟增長極的中西部地區農村，也正是有了農民勞動力可以跨區域流動就業的機會，才為那裡的農民帶來了收入的增長，使他們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從而燃起了他們心中追求幸福生活的希望之火。
然而，農民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就業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尚未徹底打破的城鄉二元割裂的體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策體系、思想觀念和社會氛圍，使得農民勞動力的流動就業過程充滿著艱辛。但這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從傳統邁向現代進程中所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這個進程尚遠未完成。
而正是因為這個過程具有必然性，因而必須努力改革那些阻礙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就業的體制性障礙，加快完善有利於農村勞動力到城鎮就業的政策體系，創造條件，以減少流動就業的農民勞動力所可能遭遇的磨難，並使有意願、有能力落戶城鎮的農業人口能夠順利地轉為市民。但同時也要看到，一方面是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仍存在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不協調現象;另一方面，我國經濟增長受國際經濟影響的程度正在不斷加深，而全球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又使得任何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
因此，建立起通暢、低成本的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和農業人口轉化為市民的體制機制及政策體系，必然是一個複雜、漸進的過程，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在短時期內就能實現使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都到城鎮就業、農業人口都轉變為市民的目標。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即便將來人口的城鎮化率能達到70%、80%，但仍在農村生產、生活的人口仍將有三四億之巨，因此必須認真考慮如何才能實現城鄉之間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使繼續生活在鄉村的人們在公共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基本社會保障以及在就業機會等方面，也能夠享有與市民平等的權利。我國人口總量大、農業人口比重高的基本國情決定了，與那些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相比，我國的現代化道路必定是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道路，這其中也包括城鄉之間人口分布格局的自身特點。
畢竟，當前所有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國家的人口加在一起也不及我國的總人口多;畢竟，美國的總人口還不及我國總人口的零頭、日本的總人口還不及我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有著十幾億人口的國家如何才能實現現代化，十幾億人口在現代化進程中將形成怎樣的城鄉分布格局，這其間的規律只能靠我國通過自身的實踐去探索，而沒有什麼完全適用的現成經驗可以照搬照抄。
黨中央曾指出：「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真正使農民變為市民並不斷提高素質，需要長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和農村流動，是我國現階段乃至相當長歷史時期都會存在的現象。對這種『兩棲人』、候鳥現象不要大驚小怪，也不要惡意炒作。對那些已經在城鎮就業但就業不穩定、難以適應城鎮要求或不願意落戶城鎮的人口，要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努力解決好他們子女上學、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需求，使他們在經濟周期擴張、城鎮對簡單勞動力需求擴大時可以在城鎮就業，而在經濟周期收縮、城鎮對勞動力需求減少時可以迴流農村」。
「在人口城鎮化問題上，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世界各國解決這個問題都用了相當長時間。但不論他們在農村還是在城市，該提供的公共服務都要切實提供，該保障的權益都要切實保障」。正是基於對國情、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和規律性的這種重要判斷，中共十九大所繪製的實現我國現代化目標的宏偉藍圖中，才明確提出在繼續推進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同時，還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決不排斥城鎮化的進程。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業人口市民化的進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看到的是，在我們這個國土幅員遼闊、農村人口總量很大的國度里，城鄉之間的發展必然是命運共同體的關係。正因為如此，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在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兩方面同時發力，並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所以，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間中，深化改革戶籍制度，讓有意願、有條件進城落戶的農業人口順利落戶，並在城鎮普遍實行居住證制度，使流動進城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屬享有與當地市民同等權利和義務，同時著力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加快推進公共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均等化，就必然是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偏廢的兩位一體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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