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輝：「金學」好就好在不正規

南都訊 記者朱蓉婷 金庸小說在讀者間的魅力經久不衰，金庸作品也成為不少學者研究、分析的對象，這類研究被人稱為「金學」。最近，學者胡文輝的評論集《拜金集》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顯得相當另類的「金學」著作：其中每篇文章都或多或少與金庸的小說有關，但很多篇目又顯得天馬行空，淋漓揮灑，不囿於「金學」的範圍。在回答南都記者的提問時，胡文輝提出：「『金學』好就好在不正規……如果有朝一日『金庸研究』正規化了，也許反而會很無趣」。

《拜金集》的有趣，從其中數篇文章的題目可見一斑：《「東方不敗」的譜系》、《國產007考》、《作為歷史失蹤者的韋小寶》、《從尼克松到東方不敗———一種奢侈食俗的追溯》……不過，書中也有一些真正的史論文章，如《釣魚城的尷尬》、《作為政治隱喻的施琅》，能夠體現作者的深刻史識。而其與金庸小說的勾連，則展現了一種大開大合、能入能出的不凡筆力。

胡文輝的學術研究廣受讚譽，其中《陳寅恪詩箋釋》一書可以說體現了他的「樸學」功力，而《拜金集》則將學術論文與隨筆二者有機融合起來，相當於他的《洛城論學集》與他的《書邊恩仇錄》編到一起去了。

至於書名中的「拜金」一詞，絕不意味著對金庸不加別擇地崇拜。胡文輝在該書後記中寫道：「我的『拜金』，是就大體來說的，是就其作品來說的，而於其人其事，並非無所異議……我想，對於金庸其人，宜取『忠誠的反對派』的態度。」

近日，就《拜金集》的寫作、編排，胡文輝回答了南都記者的提問。

訪談

南都：《拜金集》與一般的「金學」著作不同，是從學人的角度出發，對金庸創作的武俠小說中的主題、內容加以探究、深化、衍生、發揮，有時候甚至是將金庸小說作為一種解釋的方法、一種修辭的譬喻來用。那麼，在你看來，金庸的武俠小說跟你的學術研究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對你的研究路數是否發生過影響？

胡文輝：都說有「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想也可以說，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種讀金庸的方法。有內涵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方式。魯迅評紅學曾有幾句名言：「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他本來是批評的，但未嘗不可以理解為，《紅樓夢》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方式。莎士比亞的作品已經談得那麼多了，但依然不斷有新意的著作，比如從法律角度，從政治哲學角度，從地理角度，甚至從莎士比亞時代的文物的角度，往往確有新意。

當然，從學術的立場，作不同解讀是可以的，但自己要有尺度，應知道哪些是金庸的本意，哪些是自己借題發揮。像過去薩孟武那樣讀《水滸傳》，把小說當作社會史料，就很可取，因為《水滸傳》確實表現了很多社會史方面的情形。但像「索隱派」那樣，非得坐實《紅樓夢》是反滿的影身，就不可取了。至於像六神磊磊那樣談金庸，倒沒有問題，因為他本來就沒有將自己的理解當作金庸的本意，讀者知道他是借題發揮。

我讀金庸，至少在讀的時候，只是單純的讀，沒有把它作為研究對象。後來的寫作只是偶然的觸發，一點悟解，甚至經常只是借題發揮。據說金岳霖曾經搞過一個講座，題目是「小說與哲學」，但他的結論卻是，小說跟哲學沒有關係。對於金庸小說跟我的學術研究有什麼關係的這個問題，我的回答也是，沒有關係。

南都：金庸小說的讀者面很廣，普羅大眾可以欣賞，學院派的學者也可以找到他們樂於切入的角度。你作為一個學者，認為金庸的哪部或哪些作品最值得學術界的關注？為什麼？

胡文輝：記得倪匡認為金庸小說的前三名是：《鹿鼎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這個排名，我完全同意。當然，這個跟從學術角度是否最值得關注不是一回事。不過，我覺得一般說來，他後期的作品體現出來的內涵更深，而這個前三名的作品也都是後期作品。《鹿鼎記》《天龍八部》突出的是歷史上的國家民族問題的複雜性，《笑傲江湖》突出的是政治集團衝突的複雜性。而他前期的作品就相對「主旋律」一點。

南都：金庸塑造的人物形象眾多，其中有很多可以說是深入人心的，《拜金集》中對韋小寶下的筆墨似乎尤其多，這是為什麼？

胡文輝：這些文章，可以說並不以金庸小說為本位，寫什麼人物或情節，取決於我有沒有自己的想法，有沒有新意。所以實際只涉及金庸小說中的少數，也只涉及金庸人物中的少數。具體來說，我討論到《鹿鼎記》最多，討論到韋小寶最多，既跟這部小說最可讀有關，也跟這部小說內涵的豐富性有關。

南都：金庸的武俠小說很多，從早期到後期，寫作的主題、風格也發生過一些變化，你曾從「愛國主義」的角度對此加以剖析。那麼，根據您的體會，金庸作品的變化，還可以從哪個或哪些角度加以考察？

胡文輝：後期作品對歷史的理解更豐富，對人性的理解也更複雜了。也許從他個人的閱歷和經驗來觀察是一個視角，「金學」目前在這方面似乎還做得不充分。不過這也是條件所限。比如《拜金集》里關於「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那篇，我有點懷疑金庸一再引用這幾句佛偈，是不是跟他的閱歷有關，但我對他當時的事迹還缺乏足夠的了解，就沒法深入討論了。

我覺得相對於金庸的盛名來說，對他的事迹的了解其實相當有限，有不少空白，很應該有一部《金庸年譜長編》。嚴曉星做過一個《金庸年譜簡編》，但要做出一個「長編」，目前非有金老先生和他的後人支持不可。這對於金庸小說自然是重要的，對於新聞史、政治史還有香港史也是重要的。

南都：《拜金集》中有許多內容，嚴格說來，溢出了「金庸研究」的範疇，只跟金庸作品有相當微弱的聯繫，比如談奢侈食俗的文章以及《〈十八摸〉鉤沉》等篇。你認為這類文章會對讀者對金庸作品的理解起到什麼樣的作用？或者，在這之外，有更大的作用？

胡文輝：這些文章本來就談不上正規的「金庸研究」，參差不齊。不過另一方面，目前整個「金學」的作風也是如此，往往都不正規。我以為「金學」好就好在不正規，能容納形形色色「寫在金庸邊上」的東西，這樣才有生氣。如果有朝一日「金庸研究」正規化了，也許反而會很無趣。

至於「作用」，這些文章當然談不上有什麼「作用」。在「金迷」來說，因為金庸重要，跟金庸有關的事情就是重要的，就成了問題；但對於對金庸不感興趣的人來說，可能會覺得，那些問題根本很無聊。比如《〈十八摸〉鉤沉》《十八摸知見錄》那兩篇，可以讓人知道這首「名曲」的源流和背景，但即使不知道這些，也並不影響對《鹿鼎記》的理解，我寫這兩篇，不如說只是為了滿足個人的考據癖。

南都：你對金庸小說題材的來源、挪用、變形，似乎格外留意，這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胡文輝：對於研究金庸，我沒有研究方法的自覺。只是客觀上，金庸對古今中外故事和文學的汲取是很廣泛的，有時剛好發現了一些可比較和追溯的材料，就會寫出來。過去我曾比較注意民間故事類型問題，或者也有一點潛在影響。不過我的探討很零碎，在這方面，劉國重最用力，我在後記里只提到他的《破譯金庸密碼》，他近期還有一本《金庸師承考》，也值得留意。

順便說一下，金庸對前人的「繼承」，或者說「借橋」，甚至說「抄襲」，在文學史乃至藝術史都是很常見的現象，在影視史上更是常見。我以為，在「抄襲」問題上，在文學藝術領域宜從寬，在學術領域宜從嚴。在學術領域，材料，尤其是見解，是核心性的，挪用即盜竊；但在文學藝術領域性質有不同，人物或情節相似只是初級的東西，差別在於具體的技巧，整體的配合。比如一幅畫，好不好在於技藝和風格，如果模仿一點前人的構圖，有多大問題呢？

南都：《拜金集》後記對「金學」學者如新垣平、劉國重、六神磊磊的著作有所點評。那麼你能否也分別評價一下王憐花《江湖外史》、王怡《不服從的江湖》、嚴曉星《金庸識小錄》？你覺得《拜金集》與上述這些著作的區別在哪裡？

胡文輝：這個，我在書里《〈金庸識小錄〉序》里已經說到過：「在金庸的江湖世界裡，王憐花看到的是激揚文字的青春，王怡看到的是政治和法律，而嚴曉星看到的是歷史和文化的碎片。」

區別的話，首先是他們對金庸小說都比我熟悉得多，討論的話題又比我廣泛得多。應該說，這些「金學」作者之間，包括我，都各不相同，所有人對金庸都有不同的「打開方式」。相對來說，我更關注金庸小說里的歷史意味、歷史觀念。

南都：你在後記中說，「對於金庸其人，宜取『忠誠的反對派』的態度」。你能解釋一下是什麼意思嗎？

胡文輝：這個概念用到金庸身上，意思就是，首先得肯定他，才談得上批評他。香港有位潘國森出過一本書叫《修理金庸》，專門討論金庸小說里的疏漏，雖也有無關大雅的地方，但總的來說是可取的，是「金學」所需要的，這就是「忠誠的反對派」。至於像王朔那樣，批他的小說，還有董健批他的學問，對於金庸就是很不「忠誠」的態度了。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說，要是完全沒有人罵金庸，沒有「大罵」，那也不正常。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都有人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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