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淺談為什麼清朝會走向衰落！
自1840年開始，清朝就進入了一個讓人充滿屈辱和憂憤的時期。山河破碎，大地沉淪，廣大人民在列強鐵蹄的踐踏下發出了痛苦的呻吟聲。到底是什麼原因讓我們淪落到這一步的呢？作為炎黃子孫，誰都會在沉痛之餘沉下心來捫心自問。
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再次將整個清朝推向痛苦的深淵。這對有著強烈愛國熱忱的梁啟超來說，無疑是對身心的又一次沉痛打擊。不過，他於痛苦中勇敢地站了起來，並開始以一種歷史的視野來審視國家，從中搜求答案。他把自己的見解寫成洋洋洒洒的兩萬多字的長文《中國積弱溯源論》。可以說他是中國第一個把目光關注到人的本身來研究社會成因的人，並試圖通過這一角度從歷史中找出清朝落後挨打的根源，從而能夠對症下藥，早日拯救國家和人民於水火之中，讓國家走出積貧積弱，最終走向強大。
梁啟超通過《韓非子?喻老》中扁鵲給蔡桓公看病的故事來說明「審病源」的重要性。
戰國時期，一次扁鵲拜見蔡桓公。站了一會兒，他就對蔡桓公說：「您有病在表皮上，不治怕會加深。」桓公說：「醫生喜歡醫治沒病的人來作為自己的功勞。」過了十天，扁鵲又拜見桓公說：「您的病到肌膚了，不治就會進一步加深的。」桓公聽後很不高興，也對其不予理睬。扁鵲只好走了。過了十天，扁鵲又拜見桓公說：「您的病到了腸胃，不治會更加厲害。」桓公聽後依然很不高興，不理睬他。扁鵲只好走了。過了十天，扁鵲看見桓公轉身就跑。而這時桓公卻特意派人問他，扁鵲說：「病在表皮，藥物熏敷可以治好；在肌膚，針灸可以治好；在腸胃，清熱的湯藥可以治好；在骨髓，屬於主宰生命之神管轄的範圍，沒有辦法了。現在君主病入骨髓，因此我就不再求見了。」過了五天，桓公身體疼痛，派人找扁鵲，扁鵲已逃往秦國了。最後桓公死了。
梁啟超引用這個典故，目的恐怕是和該典故得出的結論相同：良醫治病，趁它還在初發階段時就加以治療；問題產生了，要搶在其弱小的時候及早處理。但清朝的積弱已經越過了初始階段，因此就要對其根源進行尋找。通過分析，他歸結出清朝積弱的四大根源。
首先，源於國民的愛國之心的薄弱，這是國家積弱的最大根源。其主要表現在：不知國家與天下的區別、不知國家與朝廷的界限和不知國家和國民的關係。在當時，國民的這些表現的確是真實存在的，可散見於各種記述中。
在1841年的鴉片戰爭中，英國艦隊突破虎門要塞，沿江北上時，江兩岸聚集了數以萬計的當地居民。他們平靜地觀看著自己的朝廷與外夷的戰事，好似在觀看兩個與自己不相干的人爭鬥。
其實，國人在這方面的薄弱，實是與漫長的家天下的強權統治有關。長期的階級對立造成了民心的離散，因此他們才表現出了對國事的冷漠。
其次，源於國民的人心風俗。梁啟超把國家積貧積弱的首罪歸於當局者和各層官吏。但同時，他認為國民的責任也不淺。這主要表現在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懦和無動六個方面。
愛因斯坦於上世紀20年代來過上海，當時中國人的愚鈍與奴性讓他十分吃驚。他說：「在外表上，國人受人注意的是他們的勤勞，是他們對生活方式和兒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們要比印度人更樂觀，也更天真。但他們大多數是負擔沉重的，男男女女為每日五分錢的工資天天敲石子。他們似乎魯鈍得不理解他們命運的可怕。」「在上海，歐洲人形成了一個統治階級，而國人則是他們的奴僕。他們好像是受折磨的、魯鈍的、不開化的民族，而同他們國家的偉大文明的過去好像毫無關係。」
也許正因為國人的奴性和愚昧，才導致了國民的為我心性，自私，各顧各，沒有團體意識。當時的日本以區區小國之軀，竟敢對龐大的清朝發動戰爭，顯然是看出了這一點。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觀點就很能說明問題：「中國名為一國，實則十八國也。其為一國，則誠十餘倍於日本；其為十八國，則無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結果正被他言中。當時的中日之戰，實際上清朝就如同以直隸一省與日本作戰，從而導致了大敗。
梁啟超所說的國人「好偽」，主要是針對清朝官場來說的。當時的官場，處處行「偽」：「奏章之所報者，無一非偽事；條告之所頒者，無一非偽文；應對之所接者，無一非偽語。舉國官缺，大半無事可辦，有職如無職，謂之偽職；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有律如無律，謂之偽律……」
梁啟超所說的國人的怯懦，主要是針對尚武精神說的。他發現，當時的甲午乙未年間，日本人都有從戎愛國和慷慨赴死的精神。在他們的作品中，都把戰死沙場作為一種榮耀。而中國人呢？從唐代杜甫的《兵車行》中就可見一斑：「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爹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通過對比，就能看出中國人怯懦的一面。
梁啟超所說的國人「不動」的心性，大概是從清朝的潛規則「多叩頭，少說話」中得出來的，並由官場推及全體國民。不過，他所得出的中國人「不動」的心性的表現，恰是這種心性產生的根源：「污吏壓制」、「虐政殘害」。
再次，源於民賊們的政術。「數千年民賊，既以國家為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為保護己之私產而設，此實中國數千年來政術之總根源也！」梁啟超將民賊的政術歸為四種：馴術、餂術、役術和監術。
日本大儒福澤諭吉說：「支那禮教，莫重於禮樂。禮也者，使人柔順屈從者也；樂也者，所以調和民間勃鬱不平之氣，使之恭順於民賊之下者也。」這也可以說是中國數千年來教育的宗旨。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到後代的八股取士，所用的都是馴術。它們就如同讓女人纏足一樣，從小就裹上腳布，等到長大後腳就變成了畸形，哪裡還能發揮正常狀態下的作用呢？
梁啟超用了孟德斯鳩的話來解釋餂術：「蓋有一種矯偽之氣習，深入於臣僚之心，即以爵賞自榮之念是也。彼專制之國，其臣僚皆懷此一念，於是各競於其職，孜孜莫敢怠，以官階之高下，俸祿之多寡，互相誇耀，往往望貴人之一顰一笑，如天帝如鬼神也。」由這番話可看出，餂術就是用一種小施捨換來別人對自己的奴顏婢膝。
役術就是讓天下的英才，最終變成無腦、無骨、無血、無氣的死物，然後好受民賊的駕馭驅使。監術，簡單來說就是防民，讓國民沒有言論自由、著述自由、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集會自由和行動自由等。梁啟超認為這些都是導致清政府積弱的重要因素。
最後，源於「近事者」。梁啟超對清朝的歷史進行了剖析，從清初的順、康到乾隆時期，再到咸豐、同治，最後到光緒時期，其指出造成國家積弱的根源就在於人禍。梁啟超認為：「故必知其病根之伏於何處，又知釀成此病者何人，然後治療之術可得而講焉。」遺憾的是，他的這種良苦用心，在當時並沒有幾人真正了解。
樹大根深，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樣，招致清政府積貧積弱的根源也由來已久。梁啟超所列的各種根源，儘管在今天看來有偏頗之處，但在當時都是很有針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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