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與知道分子
與重負嬉戲
TheRunningCain
Five String Serenade
So Tonight That I Might See
Mazzy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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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看了很多所謂乾貨，一來為了應付考試，二來也算是對這些年以讀書為借口的無所作為有個交代。朋友說，此時我應該是到達知識的巔峰了。可我說不，這充其量只能算作「知道」的巔峰。
依我看，知道就是把所有的知識都背下來，然後找到適合的場合把他們和盤托出，其目的是讓最多人讚歎和羨慕，讓小部分人嫉妒和厭惡，讓自己獲得一時的滿足甚至是自負。然背東西是人人都可以的，只不過聰明人用時短一些，笨的人用時長一些罷了。那又怎麼樣呢，你笨你就先飛唄。如果從功利主義角度來看，你們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口若懸河，那誰會在乎你每天幾點起幾點睡，喝幾杯咖啡又喊幾次累呢？但事情是這樣，知道過後究竟留下了什麼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艾賓浩斯的記憶曲線揭示了人類記憶的普遍規律和困境。在這樣的困境之下，如何把知道換算成知識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知識首先不同於知道之處，就是它的最終指向。一個有趣的類比是德昆西對知識的文學和力量的文學的區分。在他眼中，知識的文學近似科學，只提供事實和概念卻無法描述人性本身，因此根本不值得納入文學的範疇。力量的文學則立志於感化和升華人的精神，並加強人對於無限和真理的體認。然而要我說，真正的知識又何嘗不是如此。它肯定不是用來炫耀的資本，甚至知識越多越「反動」，你會因為參透了某些真相而心驚膽戰。分享固然可以，但分享之前你每每要暗自蹉跎，不知道這深層精神的傳播將為你引來怎樣的厄運。但知識根本不同於知道之處也正在於此。它身上背負著道德的光暈，絕不能因為害怕而封閉自身。換句話說，縱使付出生命的代價，真正的知識也必須得到傳承。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已然看到太多的烈士了（從耶穌到布魯諾，從哥白尼到馬丁路德）。然而這裡又引出了一個問題： 烈士們如何確認自己所捍衛和傳播的就是真理?
要確定一項陳述是否能成為真理，我們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真理是有條件的嗎？英語在講一般現在時的用法時說，真理性敘述不管出現在何時何處都應該使用一般時態，因為他們是永恆的，無條件的，比如太陽的升降和潮汐的漲落。可現在我們知道，這其實也是一種地球本位的思想。如果我們站在浩瀚的宇宙之中，事情可能就有了另一版本。然而這種假設，除了烏托邦式的科幻小說以外幾乎再無可能。也就是說，真理我們一般就默認為是無條件的了。
但啟蒙運動已經過去了好幾百年，對人性的永恆和對進步的信仰在後現代的今天被稱作宏大敘事，都是要被批鬥的對象。我們所生活的這一星球，無時無刻不將我們包裹在它特定的邏輯與話語之中，如福柯所言，一切都是權力的關係。所以人必然活在一種關係之中。這種關係會主宰我們的所思所言，一切看似的自由其實也都是被迫的了。在這樣的語境之下你或許已經明白，所謂真理，一定都是有條件的，多邁出一步就成了謬誤。所以你所謂的堅持真理，本身就是一種文學想像。如果它迎合了主流的權力和話語，他就是值得捍衛和傳播的，如果不是，那就成了異端。你可能會反駁我，說真理永遠只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但我想現在抱有這種幻想的人已然成了多數。無論如何，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喪鐘時刻為你而鳴。你可能又說，我要追求的，是月亮和六便士啊，但我只能安慰你說，這也算一種人性的，太人性的追求了。
所以說，真理不但是有條件的，而且正是因為有條件才獲得了意義。至於這個條件是什麼，將根據你所混跡的不同圈子的屬性來確定。老張有老張的哲學，官場有官場的慣例，在真理問題上不存在」是什麼"的問題，而應該問"哪一個"。萬物歸一就是，無論你捍衛的是哪一個真理，你都必須先歸屬於某個群體。
我為什麼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嘞？因為意識流是沒有出路的，浪漫主義也沒有。純粹的意識流和浪漫主義都是拒絕將自己拋入社會的。而當你選擇拋棄社會的同時，社會也就拋棄了你。一個不屬於任何團體的人，憑藉什麼與真理照面呢？所以聰明一點的意識流，如伍爾夫，最終也還是要將她的達洛維夫人放到集體之中。而最高級的浪漫主義，其實仔細想想也就是現實主義了。左拉在很多方面都很極端，但在對浪漫主義的判斷上卻神乎其神的正確。他說，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出現，都是為了更好地反映生活，從而克服古典主義帶來的剋制與冷漠，只是浪漫主義的熱情過後，藝術家被迫要再次走上現實的道路而已。
那麼現在新的問題就是，你已經確認過，自己所捍衛的剛好就是某一集團所默認的真理，而這個集團的力量又恰巧很弱小，其真理不足以被主流所認可，那麼你要如何保全這個真理使之大白於天下，而同時又不至於傷及自身呢？如何在真理綻放的剎那，不被它那耀眼的光芒灼瞎雙眼？靠近真理太近，不是會像伊卡洛斯一樣因為離太陽太近融化了翅膀而墜落嗎?
我想必然是存在魚和熊掌兼得的情況的，否則這整篇文章還有什麼意義呢。只是如何傳達真理是一個技術活。自中世紀以降，我們多少都已經看到了寓言書寫的力量。通過包裹在動物們天真淳樸的日常之中，我們終於安全地和現實拉開了距離，同時又感到了現實不斷地追捕和拉扯。寫到這裡我就又想起了阿爾都塞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改造。他說，藝術既與主流意識形態共謀，又與他拉開一定的距離，只有這樣才能反窺主流中那些不為人知的醜陋。寓言的功效大抵如此。而我覺得自培根以來，動物寓言這種過於顯白的批判似乎又被摒棄了。培根選擇的方式是隱秘書寫。所謂隱秘大致是說，他明明是一個信奉科學和進步的唯理主義者，結果在寫作中卻不斷地召喚上帝，並多次以禱文結尾。所以對虔誠信奉新教的英國群眾來說，他的思想的前衛性是很難察覺到的。我覺得這更像是一種諷刺寓言，就是要指桑罵槐才過癮不是。英國人畢竟是十分擅長冷幽默的，就像斯威夫特明明要諷刺英國政府對愛爾蘭的無情剝削，結果卻寫出「一個小小的建議」（a modest proposal），一本正經地向英國政府建議，你們應該是沒有困難製造困難也要上，對愛爾蘭人民決不能心慈手軟。就像笛福明明十分不滿教會對不服從國教者的迫害，在寫作中反而站在教會的立場上，幫他們出主意整治那些異端。結果呢，異端們竟然當真了，他們把笛福當作了敵人。所以說，笛福的諷刺寓言又由於過於地隱晦，乃至不明所以，導致預期效果為零。
到了現代，從尼採到本雅明，作家們又開始嘗試一種新的片段式的寓言。這種片段本身呼應著現代語境下碎片化的生存景象，是對一切體系化、理性化、啟蒙式的話語的反抗。如果語言本身就是一個牢籠，是權力藉以伸展自身的陣地，而理性也已淪為一種工具，那麼還有什麼比格言式的喃喃低語更適合自我保全的呢。但是需要注意，所謂人畜無害的格言雖然有時讀起來像極了雞湯，其實也可能只是一個幌子。歌德寫了本自傳，叫《詩與真》，然後很多人就以為這是一本非常詩意和真實的傳記了。尼采告訴你，不要相信我的話。我的查拉圖斯特拉既是寫給所有人的，也是不能給任何人看的，你要相信我的話你就輸了。實際卻是，這就是顯白的大寫的真理，足以對人類造成一萬點暴擊。可你因為相信了他的鬼話，所以寧願把這些只當做故事，看完一笑了之，還要反過來嘲笑作者的輕狂。啊，這浪漫主義式的反諷真的是沁人心脾。
無論如何，如果你想解釋某個真理而同時又不傷害自身，就試試寓言和反諷吧。當然我猜也還會有其他的形式，但總之，硬碰硬一般不會有什麼好下場。就像如果一個階級想要奪取文化霸權，運動戰是很難從本質上解決問題的。更理想的方式是陣地戰。通過「同化」和「收買」最大量的知識分子來以柔克剛，從而取得革命的成功。說白了，你要了解的，其實只是人心。人心最為狡詐，但一旦俘獲，就將事半功倍。要不說古代理想的君王，應該是狐狸和獅子的結合體呢。
而什麼才能幫我們最好地了解人心呢？文學吧。畢竟文學，就是人學啊。這可能就是我這個知道分子所頓悟到的某個真理吧。你說，難道哲學不是嗎？人類學又怎樣呢？也許有一天我會寫一篇「為文學一辯」之類的來談談這個問題。但這又有什麼意義呢？如前所述，文學的勝利也只能是某個圈子的勝利罷了。所以倒不如直接遁入邊緣之邊緣，在永恆的不滿和出走中確認自身。
當然，本文作者也不過是一個自認為掌握了某些個真理的女人。她的咄咄逼人和自以為是實在是令人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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