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陳炎：「文明」與「文化」
原標題：觀點︱陳炎：「文明」與「文化」
作者：陳炎，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華美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墨子學會常務副會長，山東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教授，博士生指導教師。
今天，我們要講兩個人人皆懂而又人言人殊的概念——。
說這兩個概念人人皆懂，兒不誇張。就連六歲的孩子也會說：「你這人不文明！」「他顯得沒文化！」不僅如此，在我們的生活中，的運用幾乎到了無所不包的程度，以至於隨處可以看到「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制度文明」、「道德文明」，以及「食文化」、「性文化」、「家鄉文化」、「地域文化」、「校園文化」、「企業文化」等字眼。
說這兩個概念人言人殊，也一點兒不誇張。不僅中國學者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就連外國學者也未能達成一致的共識。十年前就有人指出：「英語中文化的定義有260多種，據說是英語辭彙中意義最豐富的二、三個詞之一」。十年後仍有人認為：「從各自的問題視域和致思角度出發，不同學科和立場的研究者都對這一概念作出了廣狹不一、取向各異的界定，其說之繁不下百種。『文化』的涵義亦因之而日見龐雜和深廣。」
我今天顯然沒有辦法一一介紹這些不同的觀點，而只把我自己對「文明」與「文化」，及其二者之間關係的看法講給大家。我這種看法曾經發表在2002年第2期的《學術月刊》上，後被2002年第6期的《新華文摘》全文轉載。不僅如此，這其中的主要觀點還被收到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教材里。當然了，這種看法也只代表本人的一孔之見，它既不同於施賓格勒，也不同於湯因比，並且也不急於尋求廣泛的理解和認同。
一
考古學家對「文化」一詞的經典使用方式，就是從不同地域的出土文物在建築、工具、器皿的風格和樣式上入手的。
首先，我們來給「文明」（civilization）與「文化」(culture)這兩個使用頻率極高而又極為模糊的概念作一個簡單的界定。
在我看來，所謂「文明」，是指人類藉助科學、技術等手段來改造客觀世界;通過法律、道德等制度來協調群體關係;藉助宗教、藝術等形式來調節自身情感，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基本需要、實現全面發展所達到的程度。
我們知道，人作為一種「類存在」，至少具有使用和製造工具（包括一切科技手段）、依賴和憑藉社會關係（包括一切社會制度）、渴望和追求情感慰藉（包括一切精神享受）這三個基本特徵。唯其如此，人類才可能有對真的探索、對善的追求、對美的創造。反過來說，只有在對真、善、美的探索、追求、創造之中，人類才能最大限度地滿足自身的基本需要、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在這一點上，任何時代、任何地域、任何種族的人類群體概莫能外。從這一意義上講，人類文明有著統一的價值標準。
換句話說，人類要滿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就必須進行真的探索、善的追求、美的創造。人類要進行真、善、美的探索、追求和創造，就必然會面臨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之間的重重矛盾，而所謂文明，就是人類在克服這些矛盾的努力中所達到的歷史程度。請大家注意，在這裡「程度」一詞很重要，因為它代表了一種尺度、一種標準、一種價值取向。當我們說「資本主義時代的文明程度高於封建時代的文明程度」這句話時，既意味著資本主義時代的物質生產能力高於封建時代，也意味著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組織形式較之封建時代更能煥發人類群體改造世界的總體能力，還意味著資本主義時代的精神產品及其享受形式比封建時代具有更高的水平和質量。從這一意義上講，所謂文明的尺度，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有關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綜合尺度。
所謂「文化」，是指人在改造客觀世界、在協調群體關係、在調節自身情感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時代特徵、地域風格和民族樣式。請大家注意，在這裡「特徵」、「風格」、「樣式」這三個詞也很重要，因為它不應該是統一的、一致的，而恰恰是不同的。由於人類文明是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域中分別發展起來的，因而必然會表現出不同的特徵、風格和樣式。
我們知道，考古學家對「文化」一詞的經典使用方式，就是從不同地域的出土文物在建築、工具、器皿的風格和樣式上入手的。由於舊石器時代不同地域出土的器物中尚無風格和樣式上的顯著差別，因而「文化」一詞只有在新石器時代以後才被廣泛使用，像「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等。例如龍山文化的發現即是由一片黑陶引起的，由於這種黑陶器皿與仰韶文化的彩陶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格和樣式，從而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視。不僅龍山的黑陶不同於仰韶的彩陶，而且良渚的玉器不同於大汶口的石器、紅山的陶俑不同於馬家窯的人像……正是這種風格和樣式的千差萬別，才使得同一個新石器時代的華夏文明表現出五彩繽紛的文化形態。華夏文明如此，整個人類文明更是如此。設想一下，如果沒有不同的時代特徵、地域風格、民族樣式，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將會顯得多麼的單調乏味。
若就這些不同風格、樣式、特徵的文化產品對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對實現人類的全面發展所提供的可能性及歷史水準而言，這些文化產品所包含的文明價值是有高低之分的。但就這些風格、樣式、特徵與其所屬的民族、地域、時代之間的關係而論，文化本身並無貴賤之別。
譬如穿衣，我們穿的衣料能否取暖、是否舒適、可否滿足人類自身的基本需要，這其間有著一個文明的問題；至於是穿西服還是穿和服、是穿旗袍還是穿超短裙，這其間又有著一個文化的問題。在前一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衣衫襤褸是不文明的表現；在後一種意義上，我們卻不能說穿中山裝是沒有文化的標誌。
譬如吃飯，我們吃的食物能否果腹、有無營養、是否衛生，這其間有著一個文明的問題；至於是吃西餐還是吃中餐，是吃法國大菜還是吃日本料理，這其間又有著一個文化的問題。在前一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茹毛飲血是不文明的表現；在後一種意義上，我們卻不能說吃美國快餐是沒有文化的標誌。
譬如工具，我們用的器皿會不會滲水、是不是堅固，這其間有一個文明的問題；至於是用石器還是用玉器，是用彩陶還是用黑陶，這其間又有一個文化問題。在前一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在石器時代、陶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之間排列出一個文明的序列；在後一種意義上，我們卻不能說色調單一而又質地細密的黑陶沒有文化品位……
如此說來，文明與文化是兩個既相聯繫又相區別的概念：文明是文化的內在價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內在價值通過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實現，文化的外在形式藉助文明的內在價值而有意義。一般來說，文明的內在價值總要通過文化的外在形式體現出來，而文化的外在形式之中又總會包含著文明的內在價值。如果說穿衣有著一種文明的內在價值，那麼穿西服還是穿和服則是一種文化的外在形式——我們很難設想有一種不帶民族、時代、地域特徵的、沒有任何風格和樣式的抽象的服裝；如果說吃飯有一種文明的內在價值，那麼吃中餐還是吃西餐則是一種文化的外在形式——我們很難設想有一種不帶民族、時代、地域特徵的、沒有任何風格和樣式的抽象的飯菜；如果說使用器皿有一種文明的內在價值，那麼用中式的陶瓷酒盅還是用西式的高腳玻璃杯則是一種文化的外在形式——我們很難設想一種不帶民族、時代、地域特徵的抽象的容器……
二
在當今世界上，似乎沒有哪個東方國家比日本的西化程度更高了；然而與此同時，恐怕也沒有哪個東方民族比日本更善於保存傳統文化了。
在對「文明」與「文化」這兩個概念進行界定之後，我們便會發現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
文明是一元的，是以人類基本需求和全面發展的滿足程度為共同尺度的；文化是多元的，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不同條件為依據的。如果我們只承認文明的一元論而不承認文化的多元論，便有可能得出「歐洲中心主義」之類的邪說；如果我們只承認文化的多元論而不承認文明的一元論，便有可能得出「文明相對主義」之類的謬論。前者企圖將一種文化的模式強加給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並肆意貶低和蔑視其他民族的文化創造；後者則企圖用文化模式的多樣性來抵消文明內容的進步性，並以民族特色為借口而拒絕外來文明的影響和滲透。
文化沒有高低之分，卻有強弱之別。所謂「強勢文化」就是指能力較強、效率較高，從而包含文明價值較多的文化系統。相反，所謂「弱勢文化」則是指能力較弱、效率較低，從而包含文明價值較少的文化系統。譬如語言文字，這種因民族、地域的不同所形成的不同的符號系統本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但其作為人類的日常交際工具和信息傳遞手段卻有著是否豐富、是否準確、是否容易掌握、是否便於處理等等差別。從這一意義上，我們固然不能說雲南納西族人保存至今的東巴文字沒有文化價值，但這種古老的象形文字系統在當今的信息時代卻難以發揮更大的影響。一種語言文字如此，而那種以語言文字為子系統的大的文化母系統更是如此。人類學家懷特曾把文化看成是一個能獲取能量的系統，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文化隨著每年每人利用能量的增加而演化，從而滿足著人們物質和精神上的各種需要。儘管從環境保護主義的立場上看，這種觀點似乎是值得商榷的，但人類迄今為止的文明發展和文化創造卻很難提出反面的例證。
剛才說過，文化的差異原本產生於時代、地域和民族的不同，但隨著科技的進步、交通的改善、信息的加強，不同民族、地域之間以經濟交往、文化交流、政治對話、軍事征服等各種方式漸漸打破了固有的文化疆界。然而，在世界一體化（也就是時、空一體化）的過程中，不同文化系統之間的彼此影響和相互滲透並不總是自願的，更不是等值的。在這一過程中，「強勢文化」常常居於主導和支配的地位。這種影響和滲透自然有其好的一面，它使得居於劣勢地位的「弱勢文化」不得不改變其固有的狀態，以提高其文明含量。因此可以說，這種全球化的歷史過程，也正是人類文化不斷提高其內在的文明總量的過程。但是，這種影響和滲透也有其壞的一面，它使得不同民族和地域之間的文化差別越來越小，文化面貌日漸趨同。因此可以說，這種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也正是人類文明不斷減少其外在的文化差異的過程。這兩句話是我的創造，它顯示了人類歷史進程中的「二律背反」，你們可以把它叫做「陳氏定理」（眾笑）。
仍以語言為例，16世紀，英語還只是居住在英格蘭島上的幾百萬人的母語，而時至今日，世界上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口已達到3.75億之多，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發達國家。全球有約四分之三的郵件是用英語書寫的，而國際互聯網上的英語信息更是高達90%以上。不難想像，在英語成為世界語言的過程中，人類的交往獲得了很大的便利；但與此同時，有多少個比雲南納西族更為不幸的民族文化連同它們的語言文字一同消亡了。今天，全世界有多少人穿著西服，系著領帶，開著豐田牌轎車，來到星級化管理的寫字樓里，坐在由IBM公司生產的電腦面前，使用著由比爾·蓋茨開發的WINDOWS系統呢？或許，這一數量與全球的文明總量成正比，但卻與全球的文化總量成反比。儘管美國人為印第安人設置了保留地，儘管中國人為納西古樂建立了民樂團，儘管各大旅遊區都有所謂民族村之類的保留項目，但要把各個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真正保留下來，使其不在全球化的歷史浪潮中被淹沒，又談何容易呢？迄今為止的歷史似乎表明，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是以文化方式的趨同為代價的。換句話說，人們不僅在開墾荒地、建造工廠的過程中滅絕著自然界的稀有物種；而且在殖民統治、市場經濟的進程中滅絕著人類社會的稀有文化。也許有一天，全球化的歷史運動大功告成了，那麼文化的概念會不會螺旋式地回到舊石器時代，再一次與文明的概念相重疊呢？
好在不同文化圈之間的影響和滲透並不總是單向的。儘管文化有強弱之分，但不僅弱勢文化要從強勢文化那裡學習很多東西，強勢文化也要從弱勢文化那裡汲取必要的營養。美國學者羅伯特·路威曾隨手抓了一張歐洲人的菜單進行研究，分析的結果使人大吃一驚，菜肴中四分之三的原料都是從外地引進的：在哥倫布出世以前，歐洲的廚師們根本就沒有見過番茄、土豆、四季豆、玉米和菠蘿蜜，這些都是從美洲新大陸引進的。至於飲料：1500年前，歐洲人不知道什麼叫作可可，什麼叫作咖啡，什麼叫作茶。前者是西班牙人從墨西哥帶來的，中者最初只生長在非洲的衣索比亞，至於後者嘛，熟悉鴉片戰爭的人都知道它是怎樣從中國被運到歐洲去的。如此說來，如果沒有對外的貿易或掠奪，沒有文化的交流和滲透，歐洲人的餐桌上便只剩下三樣東西：麵包、白米布丁和牛奶。反過來，如果我們看一看中國人自己的餐桌，也會發現比200年前豐富了許多，那上面不僅有燒餅、油條，也有麵包、果醬，不僅有中國的老白乾，也有德國的啤酒和法國的香檳。毫無疑問，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雙向交流無論對東方人還是對西方人來說都是一件好事，它縱然不能增加已有文化圈之間的差異並突出其特色，但卻使我們原有的文化形態更加豐富，從而享受的文明質量也隨之提高。
在這一方面，或許日本的經驗值得注意。在當今世界上，似乎沒有哪個東方國家比日本的西化程度更高了；然而與此同時，恐怕也沒有哪個東方民族比日本更善於保存傳統文化了。一方面，日本人不遺餘力地引進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在十分頑固地維護著自己的民族傳統。於是，在這個太平洋的島國上，隨處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奇妙的文化景觀：西式的摩天大廈與和式的木製建築同時並存；西服、革履與和服、木屐並行不悖；既可以發現握手的場面，也可以看到鞠躬的情景；既有地球上速度最快的電氣火車，又有世界上節奏最慢的茶道儀式；既可以觀賞到標準的芭蕾舞、西洋歌劇，又可以欣賞到傳統的能樂、狂言；不僅旅館、飯店，就連廁所也能夠分出「西式」與「和式」兩種。真可謂是涇渭分明、並行不悖。說到底，文化只是文明的外在形式。因此，凡是具有文明價值的文化產品，無論東方西方，都可以兼收並蓄，為我所用。
三
在沒有弄清楚一種文化現象的文明功能之前，不要輕率地加以否定；反之，在沒有搞清楚一種文化要素的文明功能之前，也不要生搬硬套。而這兩種現象，恰恰是人們在文化的傳播和移植過程中最為常見的錯誤。
儘管不同文化系統間的交流和滲透是一種歷史趨勢，但是這種交流和滲透卻並不總是自覺或成功的。其原因就在於我們對文化的要素與功能、文化與文明的辯證關係還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理解。
文化作為一個系統，是由各種不同的要素組成的，而每種文化要素都有實現其文明價值的特殊功能，以滿足人類群體的需要。
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功能主義學派將這種需要分為基本的和次生的兩個層次。基本需要一般是建立在生理需求基礎之上的，包括攝取營養、生殖繁衍、身體舒適、生命安全、適當休息、行動自由、健康成長等；次生需要一般是建立在社會需求基礎之上的，如勞動協作、信息傳遞、社會交往、契約保障、情感慰藉等等。人類正是在滿足基本需要的過程中不斷產生出次生需要，從而向文化提出越來越多的文明需求。
儘管人類的文明需求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由於不同的人類群體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不同，因而滿足其文明需求的文化方式也不盡相同。
以中國人的飲食為例，所謂「東酸西辣南甜北咸」，看上去似乎僅僅是一種毫無道理的習慣而已，細加分析卻不難發現，這些習慣的形成或受制於不同地域的物產條件，或歸因於人體在不同氣候環境下的生理需求，各有各的道理。某些文化現象，在該文化圈以外的人看來似乎是毫無價值的，但經過認真考察卻往往能發現其潛在的功能和意義。在這一方面，最為典型的例證是約翰·懷庭關於產後性禁忌的研究。在這一研究之前，不少人僅僅將赤道地區婦女產後長期性禁忌的文化習俗歸結為一種迷信。但懷庭的研究成果卻表明，由於赤道地區植物蛋白含量較低，使得新生嬰兒常因患蛋白質缺乏症而夭折。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婦女在產後過早地再次懷孕，就會因縮短哺乳期而增加嬰兒夭折的可能性。因此，這種連當地人也說不出原因的產後性禁忌實際上是有著潛在的科學功能和文明價值的。當然了，並不是說任何文化現象都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也不是說人類的文化現象中沒有需要改造的陳規陋習。這一例證給人們的啟示是，在沒有弄清楚一種文化現象的文明功能之前，不要輕率地加以否定；反之，在沒有搞清楚一種文化要素的文明功能之前，也不要生搬硬套。而這兩種現象，恰恰是人們在文化的傳播和移植過程中最為常見的錯誤。
文化系統不僅是由各種要素組成的，而且各要素之間亦有著內在的結構關係。一般說來，文化的諸多要素都不是孤立的，它們只有在其特定的文化結構中才可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從而實現其文明的價值。仍以飲食為例，筷子和刀叉作為一種文化要素，它們的功能是將烹飪好了的食物送進人們的嘴裡。但是，筷子和刀叉只有分別在中餐和西餐之不同的飲食結構中才可能實現其文明的價值，否則，無論是用筷子吃牛排還是用刀叉吃水餃都只能成為一種笑談。從這一意義上講，文化研究中的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之間並沒有必然的矛盾和衝突，只是二者側重的要點不同罷了。
在不同的文化結構中，有些要素雖然具有鮮明的民族或地域特徵，但其內在的功能卻有著相似之處。
例如佛教信奉釋迦牟尼，基督教信奉耶穌基督，伊斯蘭教信奉穆罕默德，它們之間相互排斥，有時甚至勢如水火。但從文明的角度上看，它們又都有著滿足人們終極關懷的極為相似的文化功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人們只看到外在的文化形式的差異性而看不到內在的文明價值的一致性，就可能帶來盲目的文化衝突，甚至把這種文化的衝突誤認為是文明的衝突。在這一問題上，很容易使人們聯想起美國學者亨廷頓的那篇頗具影響力的論文：《文明的衝突？》。事實上，這種文化間的衝突非但無助於文明的進展，還常常具有反文明的性質。
環顧當今世界，這種文化的衝突似有愈演愈烈之勢，這就需要我們站在人類文明的立場上，為保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去進行不懈的努力！
謝謝大家！
此文為作者演講整理。
來源：光明日報
轉自：社科智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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