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代表「新中國」，也代表「興中國」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黃帝是一個問號。由於人類不喜歡問號，所以每一個問題都必須取得一個以上的解答我們才安心，不管答案多麼荒誕。對中國人而言，關於黃帝的解答，在政治、種族、文化、宗教、考古、史學、哲學等各種領域，散布著各種意義，只是所有的解答，都仍伴隨著一圈一圈的問號，到了今天，我們仍帶著問號祭祀黃帝。
儘管如此，對今天的中國人而言，祭祀黃帝的意義不在於其人是否曾經真實存在，而在於其代表中華文明的開端，在黃帝之前的時代，則都屬於中華文明的準備期，我們是擁有綿長歷史的民族。
在黃帝這個大問號下，有兩個問題的分支：1. 黃帝是什麼？ 2. 黃帝文化是什麼？值此清明時節，讓我們對自己祭拜的對象，做一點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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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是政治與文化的建構
3月25日，在四川鹽亭召開的嫘祖文化論壇上，頒發了「第二屆中華嫘祖文化獎」給歷史學者李學勤與考古學者李伯謙。兩位學者均以釐清5000年華夏文明史，找回中國遠古記憶而獲獎。李伯謙指出，要以科學的方法找到黃帝與其妻嫘祖其人其墓雖不可能，但借著釐清夏，商，周年代，與《史記·五帝本紀》的史料比對，仍可大致推論黃帝文化的事迹確實存在。
大部分讀者看這段話的重點或許會集中在「黃帝文化的事迹確實存在」，但有心想追究真相的讀者會將重點放在「不可能」與「推論」這兩個關鍵字。簡言之，黃帝不可考，最多只能推論，在此認知基礎上，討論黃帝才有實質意義。換言之，黃帝還是一個問號，但我們要從不同的問法里，尋找有意義的答案。
黃帝是什麼？一個人？一尊神？一個部族？一個時代？沒有確解，但黃帝二字第一次出現在「陳侯因茲敦」的銅器上，時代是戰國。所以若我們假設黃帝其實是虛構的，其產生的年代比較可能是戰國時期，頂多上至春秋末期。至於早期提及黃帝的文獻，無論是儒典的《大戴禮》《國語》《尚書》或《山海經》《戰國策》《孫子兵法》《呂氏春秋》《淮南子》《竹書紀年》，或各種緯書，都是戰國時期到西漢時代的著作。必須特別說明的是，有許多古書雖被認為是早於戰國時期的作品（如《尚書》），但經過長年來史學的檢驗，這些古書的成書年代，皆比較可能為戰國時期以降。
孔子、墨子不提黃帝，是一條隱然的線索，說明黃帝是在他們時代之後的產物，因為若黃帝是那麼重要的華夏文明開端，何以孔子不言，不見於《論語》？而眾所皆知，儒家祖述堯舜，非黃帝。
即便假設孔子時代即有黃帝傳說，則此傳說的起源也不應早於周朝以前，為什麼呢？因為從黃帝與炎帝的姓氏，我們會發現另一條明顯的線索，將黃帝傳說指向周文化。
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周天子姓姬，周之始祖后稷之母姓姜，周文王之祖母為太姜，在在說明了姬姓與姜姓源遠流長的聯姻關係，那麼黃帝與炎帝或傳為兄弟，或傳有姻親關係，其建構的脈絡也就很明顯了。
整個黃帝世系，經過司馬遷的整理，一脈相承的顓頊、嚳、唐堯、虞舜、夏禹、商契、周后稷，皆黃帝子孫。這麼重要的源頭，孔子不說，老子不說，墨子不說，不見於甲骨文，金文也只見於戰國時期的「陳侯因茲敦」，豈不奇怪？
故而黃帝之謎，關鍵時代在於戰國，那麼，對此文明源頭的研究路徑，轉向考察戰國時期的歷史，才是能掌握實質意義的方向。
春秋與戰國時期，是中國的一個巨變時期。在政治面，封建貴族原先所掌握的各方面優勢與特權，逐漸崩解並下放至平民階級。在軍事面，春秋時期是各國爭霸稱雄，爭老大的位置，戰國時期則是以滅國獨尊為目標，爭統一的可能。在文化知識面，王官之學轉變為平民之學，以至戰國時期諸子游士大量湧現創造新時代。在經濟面，隨著稅制的變革與土地私有制萌芽，原本處於底層的農商階級興起。
整個東周末期，是中國脫胎換骨的關鍵階段，而值此封建崩解的大時代，大一統思想成為戰國歷史的主要表徵，新的國族認同也就應運而生。在此背景下，建構一個上古時代象徵大一統政治格局的王者，順理成章，這就是政治與文化面的「黃帝起源」。也就是說，黃帝是一個在時代需求下的當然產物，他同時兼具正義，戰爭，創造，與各種制度制定者的神聖象徵與理想，以協助內戰不止的中國，催生一個統一的新秩序。
如此才得以解釋，為何各種託名黃帝的論述，在戰國時期大爆發，成為一種潮流。為了實現新的統一政治格局，各家重要學說相互競爭，彼此同中有異，異中求同，其中，黃老之學以老子思想為底蘊，重新整合其他學說，託名黃帝發展新論述，成為政治上的顯學，並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裡，佔有重要份量。
黃老學為何能取得政治青睞？
現在我們說道家乃「老莊」哲學，是魏晉時代以後的事，在此以前，言「道家」乃言「黃老」，也就是黃帝之學與老子之學的總稱。
在《漢書·藝文志》里，道家類有「黃帝四經」，「黃帝銘」，「黃帝君臣」，「雜黃帝」，「力牧」。陰陽家類有「黃帝泰素」，「黃帝」，「封胡」，「風后」，「鬼容區」，小說家有「黃帝說」，天文有「黃帝雜子氣」，歷譜有「黃帝五家歷」。五行有「黃帝陰陽」，「黃帝諸子論陰陽」，雜佔有「黃帝長柳占夢」，醫家有「黃帝內經」，經方有「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神農黃帝食禁」，房中有「黃帝三王養陽方」，神仙家有「黃帝雜子步引」，「黃帝岐伯按摩」，「黃帝雜子芝菌」，「黃帝雜子十九家方」等等。
這麼多跨流派論述都託名黃帝，可見黃帝象徵著各種文化源流，按上黃帝二字就代表該論述想建立的權威性，以致形成了一種「泛黃帝文化」。那麼，道家為何要區分「黃」與「老」呢？
諸子學說在戰國末期，秦漢初時期進入了一個大融合的階段，各種學說互相借用，攀附，故而學術的性質也發生了不小變化，要嚴格區分各家差異，甚為困難。以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看道家，一般咸認為其說明就是指黃老學。「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從司馬談的說明裡，我們可發現道家門徒在老子學說基礎上，兼采陰陽家，與儒墨名法各家的說法，融會而自成一家，代表原始老子學說「不夠用」，所以要將許多推演自老子思想的衍生論述，另外託名於黃帝。
所謂「不夠用」，是指在政治論述上的不足，而託名黃帝，則是在與祖述堯舜的儒家別苗頭，訴求道家比儒家更新穎，又更有悠久歷史。因為「黃帝」是戰國時尚，所以新穎，是堯舜之前，所以歷史更長。再者，其「與時遷移」的高度適應性，則展現在戰國時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大都「學本黃老」。
簡言之，在道家內部，黃學是老學的延伸或說「新創」，黃老成了宇宙論與政治倫理相契合的理論，使得其政治論述更細膩完整，更有可能取得政治上的指導地位，並終於在漢初取得了皇室的青睞。之後董仲舒所建立的新儒學，其實是複製了黃老學的成功模式。
黃老學在政治面重「無為」，也重「法」，也就是刑治，但與法家比起來相對溫和，又因其講究君權至上，故而能取得漢政權的採納。黃學著作雖然大都佚失，所幸在馬王堆里發現了珍貴的「黃帝四經」(十六經、經法、道原、稱)，讓今人得見何謂黃學思想。限於篇幅，在此僅列一條說明之。
一年從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 (《經法·君正篇》)
見此具體的治理步驟，就能恍悟漢政權為什麼用黃老。第一年要讓人民自由發揮，別管太多。第二年要以德教民，政策要寬容，人民就會努力生產。第三年政府少賦稅，人民就能收穫他們此前努力開發的結果，累積財富。第四年政府就要以法令引導人民進入國家所希冀的秩序。第五年就要嚴格執行法治，讓人民知道犯法的嚴重後果。第六年人民就會因畏懼刑罰而井然有序。第七年政府就能得到忠誠守序，容易驅使的人民，國家就會富強，即可對外征伐擴張領土。
這就是黃老的治國要訣，從寬到嚴，循序漸進地培養有用而忠貞的國民。換言之，政府要做的，即務求減少對政權有害的國民，方法就是從「不治」到「德治「再進入」刑治「，如此也能明了漢政權重刑法的來由。直到武帝獨尊儒術以後若干年，漢宣帝仍說「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而所有政府基層官吏ㄧ律都要熟習法令，以「刑治」為主，「德治」為輔。這個基本路線是從元帝開始，才逐漸轉向儒家的德治寬政，對基層官吏的律法要求才逐漸鬆弛的。
從春秋以來的政治劇變，是直到上述這種黃老政治思想的指導後，中國才終於建立了一個可長可久的大一統帝國秩序。但是到了想要對外擴張的漢武帝時期，黃老學又不夠用了，董仲舒那專門針對黃老學而建立的新儒學，才得以取代之。但雖獨尊，卻也直到元帝時，漢政權才轉向儒家德治路線，這個時候，距離王莽將儒家路線玩到壞的時候，也不遠了。
結語
從郭店楚簡里我們發現，原始的老子思想與孔子思想其實非常相近，後來兩者漸行漸遠，道家甚至以黃帝為名發展新論述，以與儒家針鋒相對，並衍生出法家，充分顯示了戰國時期思想的豐富多元性。而黃帝的文化建構，又是戰國時期在政治上趨於一元性的里程碑，所以無論黃帝是否真實存在，他都是影響深遠的中國元素，無可取代的祖源，具有珍貴的歷史價值。
要說黃帝是純然的虛構，倒也不一定，即便黃帝是「五行」文化里的產物，也不能排除上古確實有這麼一位君王或部族，開了中華文明的頭。至於其名是否為黃帝，是否姓姬，是否就是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即便不可考，也不必過度在意。
祭祀黃帝，是因為他代表「新中國」與「興中國」，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國族的認同基礎，凝聚彼此，中國境內各族群都是黃帝子孫，即便，他是個永恆的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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