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和諧的馬丁·路德·金是怎樣誕生的？

撰文：Vann Newkirk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編者按：50年前的4月4日，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刺殺。半個世紀後，他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依然單薄，除了「我有一個夢想」的著名演講之外，人們對他所知無多，也對他身處的時代、面臨的困境非常陌生。

《東方歷史評論》推出系列紀念文章，希望通過這些文字去走近金，探討他的非暴力思想來源，還原他生命最後時光廣受排斥的激進運動，讓他成為我們的嚮導，去認識那個交織著痛苦與榮耀的時代。今天推送的是系列文章的第二篇。點擊閱讀第一篇《馬丁·路德·金遇刺50周年：我們對他依然陌生》。

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三天後，芝加哥爆發騷亂

「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而那些先知正是你們祖先所殺的。」2017年1月的一個寒冷的早晨，我走在華盛頓特區西波托馬克公園裡，腦海中突然想起耶穌斥責法利賽人的話。那個周一是「馬丁·路德·金紀念日」，華盛頓則因為更緊要的政治活動而喧鬧起來。我站在金的紀念碑前面，望著這塊從絕望之山雕刻出來的象徵希望的碑石，陷入了思考。（紀念碑上鐫刻的「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a stone of hope.」來自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想」，原文為：「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hew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a stone of hope.」「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就能從絕望之山開採出希望之石。」——譯者注）

耶穌的話有先見之明，那個殺死他的帝國後來將基督教確立為國教，關於馬丁·路德·金的現代傳說也在被實時書寫著。在向兒童講述的官方故事裡，金的被暗殺是悲劇，但是這個悲劇在這場勝利的鬥爭中有著變革性意義。但在真實的歷史敘述中，金的被暗殺是這個國家為了反對這場革命而進行的一系列反動襲擊之一，而且這些襲擊取得了驚人的成果。

重新審視這些襲擊需要有人帶領我們回到金生命的最後時光，那是個充滿動蕩的年代。或許沒有比詹姆斯·鮑德溫更合適的人選了，意識形態主張各異的民權運動團體中都有他的密友。鮑德溫和馬丁·路德·金1957年在亞特蘭大第一次見面，有著先知般心靈的鮑德溫和金——鮑德溫嘴裡的「年輕的馬丁」——一見如故。

馬丁·路德·金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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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德溫內心深處很懂得金接下來必然要走怎樣的路途。1961年他在《哈潑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寫的一篇文章中預言，「馬丁·路德·金前方的路途危險重重」，另外還寫道，金「需要承擔重大責任，他要繼續帶領那些在他的鼓勵下追隨他的人們走下去。」鮑德溫在文章中指出，金希望領導這場運動的方式是將這場他的追隨者的鬥爭融進自己內心，成為他本性的一部分，在宗教意義上成為人們困境的化身。 「我不知道他會怎樣做，」鮑德溫繼續寫道，「但我覺得他最終將無法避免去告別自己過往的習慣、態度、策略和恐懼。」

1965年，「選舉權法案」獲得通過後，革命的重心向北移動，與「大遷徙」（the Great Migration，上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之間，約5百萬黑人從美國南方各州遷居北部、西部和中西部城市謀生——譯者注）中的掉隊者一起，向事實上的，而非法律上的種族主義發起抗爭。鮑德溫在許多地方表達過的有關街頭騷亂事件的預言開始成真。他在寫於1966年的一篇題為「來自被佔領土的報道」（「A Report From Occupied Territory」）的文章中討論了城市貧民區中，由於貧困、失業和歧視而形成的「火藥桶」，並警告這個火藥桶「可能會爆炸；如果沒有爆炸的話便是奇蹟了」。當時的金也和鮑德溫一樣感覺到許多城市的貧民區處在爆發騷亂的邊緣。1966年，金將他的非暴力抗議活動從南方轉移到北方，在芝加哥發起了爭取公平住房的抗議示威運動，他試圖用自己的抗議活動來應對鮑德溫所描述的社會、經濟問題。這場運動引發了暴力的反抗議活動。

金稱他的這場運動激起了「白人的對抗情緒」（「white backlash」）——這個表達因為他得到普及。但從現在回看當時，他所預料以及忍受的對抗力量常常被忽視。黑人兒童被水管噴射、被狗襲擊的影像讓白人中的溫和派感到驚恐，他們的支持對於通過終結種族隔離法、保護投票權的法律至關重要。但到了1966年，許多白人很明顯對持續的抗議活動以及對更進一步平等的要求感到惱怒。他們認為「選舉權法案」已經是最終的讓步了，而金則認為這僅僅是一個開始。根據蓋洛普的民意調查，金的聲望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下滑了許多；1966年他的反對率達到63％。與此同時，輿論對民權運動的態度轉為堅決反對。

白人中的溫和派棄他而去，金同時還面臨著白人至上主義者中手段更為狠毒的力量的復興。1966年1月，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在密西西比州福雷斯特縣的領導人維農·達莫（Vernon Dahmer）遭到3K黨燃燒彈襲擊身故；同年晚些時候，路易斯安那州博加盧薩的民權運動活動家克萊倫斯·特里格斯（Clarence Triggs）被謀殺，同樣懷疑是3K黨所為。除3K黨以外，美國各地一些較晚成立的組織自60年代後期氣焰變得囂張。比如，「全國州權黨」（The National States』 Rights Party）在巴爾的摩煽動暴力騷亂，並將其組織擴展到南方以外的地區。1967年「選舉權法案」通過後，美國納粹黨（the American Nazi Party）的知名度有所提高，直到其領導人喬治·林肯·羅克韋爾（George Lincoln Rockwell）被暗殺。在金領導的芝加哥抗議行動中，反抗議者沒有戴常見的3K黨尖帽子，而是佩戴著納粹萬字元。

到了1967年，多數白人對進一步變革的抵制已成定局，鮑德溫談到的「火藥桶」引爆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新的變化：金之前還能將青年和學生運動團結在自己身邊，如今他們開始反對金領導的以教會為基礎的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許多青年和學生運動的參與者被「黑人權力運動」（Black Power movement）、黑人民族主義和暴力手段所吸引（「黑人權力運動」：從民權運動發展而來。隨著民權運動的發展遭到阻礙，許多黑人開始排斥運動中的改革派和和平主義者，轉而投向主張採取更為激進行動的「黑人權力運動」。該運動早期領導人包括羅伯特·F·威廉姆斯和馬爾科姆·X，但該運動的基石是黑豹黨，其主要宗旨在於保護美國黑人的安全，在制度化的種族主義和暴力事件面前，他們主張黑人應當有更為積極的正當防衛權利——譯者注）。在那一年「漫長的炎熱之夏」，底特律爆發騷亂，幾千座建築物被破壞，43人死亡，其他至少六個主要城市也爆發了騷亂。（「1967年漫長的炎熱之夏」是指1967年在美國爆發的159場種族騷亂。6月份，亞特蘭大、波士頓和辛辛那提爆發多場騷亂，紐約州布法羅、佛羅里達州坦帕發生騷亂。 7月份，伯明翰、芝加哥、紐約、密爾沃基、明尼阿波利斯、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顛、紐約州羅切斯特以及新澤西州普蘭菲爾德發生騷亂。最嚴重的騷亂是7月發生的紐瓦克騷亂和底特律市的第十二街騷亂。之後約翰遜總統成立了克納委員會來調查1967年夏以及前兩年發生的騷亂——譯者注）傳奇記者埃塞爾·佩恩（Ethel Payne）那年夏天在黑人報紙《芝加哥保衛者報》（Chicago Defender）發表了一篇文章，她在文章里稱，「在許多大城市裡，人們的焦躁情緒就像一枚枚定時炸彈，金在爭分奪秒地拆除這些炸彈。」兩個月後，金對《芝加哥保衛者報》表示，「這個時代所有的跡象都表明，我們正處在美國歷史上的一個黑暗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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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遜政府成立了克納委員會（The Kerner Commission），調查1967年動亂的原因，該委員會明確表示種族主義是主要因素之一。委員會成員的種族政治觀點很主流，他們1968撰寫的報告做出了這樣的結論：「我們的國家正分裂為兩個社會，一個黑人社會，一個白人社會——二者處於相互隔離、不平等關係之中。」但是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不相信這一結論，約翰遜在日後制定政策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這份報告。一個虛假的勝利故事隨之誕生。白人的對抗情緒，再加上約翰遜與希望推進變革的民權領導人之間的裂痕令白宮前進的步伐放緩。

從1966年開始，政府的破壞和阻撓已經對金領導的運動產生影響。芝加哥市長理查德·戴利（Richard J. Daley）同年8月取得一項禁令，對金舉行抗議活動的時間以及如何抗議進行限制。9月，一項重大住房法案在參議院中流產，這表明國會開始針對民權進行新一輪的抵制。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一直緊密關注金的一舉一動，他試圖通過散播金的桃色新聞和謠言來詆毀金，這些現在都已有了詳細記錄；據說，聯邦調查局甚至給他寄了一封信，信中指控他有出軌行為，並且建議他自殺，否則就要公開他的醜聞。反間諜計劃（「cointelpro」，Counterintelligence Program的簡稱）開展的各項行動也被記錄了下來，該計劃旨在「破壞黑人民族主義、仇恨組織的活動」（胡佛語）。根據聯邦調查局的文件，在金髮起「窮人運動」（Poor People』s Campaign）之後不久，「反間諜計劃」在1968年加強了對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的監控。（為破壞美國共產黨的活動，聯邦調查局於1956年啟動反間諜計劃。到了20世紀60年代，一些其他國內組織，如三K黨、社會主義工人黨和黑豹黨也成為了該計劃的打擊對象——譯者注）

到1968年，經歷了一連串審訊的金對白人至上主義有了全面的理解，對其在美國之根深蒂固感到很絕望。當他發起「窮人運動」之時，他所面對的現實是：資金不斷減少，公眾支持一落千丈，處於美國邊緣的民眾陷入越發深重的絕望。鮑德溫曾警告許多大城市將爆發末世般的動亂，而金很顯然就是阻止這種動亂髮生的最後一道防線。

1968年4月4日，一顆從雷明頓步槍射出的子彈打穿了金的脊椎。革命隨著他的離去而終結，怒火燒遍整個國家。

毫不誇張地說，金死後的全國籠罩著末世般的氣氛。「聖周起義」（Holy Week Uprising）期間，在100多座城市貧民區，成千上萬悲痛欲絕的黑人青年走上街頭。警方逮捕了2萬多人，起義給華盛頓特區和巴爾的摩造成了達數百萬美元的損失；據估計，巴爾的摩的損失超過1千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7千多萬美元）。在全國範圍內，警察和民眾在街頭對毆，狙擊手的襲擊以及吞噬了許多商店的大火造成了至少40人死亡，3000多人受傷，這是美國內戰以來最嚴重的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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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重大變故已經給黑人知識分子發起的精神運動造成了不小的破壞，金的被刺又帶來了重重一擊。鮑德溫此前一直在寫一部關於他的朋友馬爾科姆·X的生平以及他被暗殺的電影劇本，這個寫作過程讓他滿心焦慮，因為他希望去探索在馬爾科姆·X死後種種盤根錯雜、揮之不去的種族問題。金的被暗殺讓他無法再繼續寫這部劇本，也讓許多其他依然在民權運動中活躍的知識分子與黑人行動主義漸行漸遠。鮑德溫自己差點也在1968年離世；他有一次過量服用安眠藥，他的傳記作者大衛·萊明（David Leeming）暗示那是一次自殺未遂行為。

金死後所發生的一切讓所有美國黑人清楚地看到，這是一場多麼深重的劇變。金被刺殺後三天，儘管全國許多城市街頭的騷亂還沒有平息，鮑德溫和金的朋友妮娜·西蒙（Nina Simone）在長島舉行的韋斯特伯里音樂節公開露面。西蒙的演出很早以前就已經安排好，但如今它有了新的含義。

西蒙坐在鋼琴面前。「我的國家會挺立還是會倒下？」她唱道。 「現在對我們來說是否為時已晚？」她的聲音時而透著怨恨，時而悲傷。 「馬丁·路德·金的死有意義嗎？」

這首歌的歌詞是她的貝司手寫的，演出當天下午她和她的樂隊首次排練這首歌。西蒙借這首歌表達了自己痛徹的悲傷，也哀嘆於世界的殘破。西蒙停止表演，她想到最近幾年消逝的生命，尤其是諸多黑人的死亡，向台下的人們發問，「你們意識到我們中間有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嗎？」

1968年韋斯特伯里音樂節上的妮娜·西蒙

民權運動的殉道者包括喬治·李（George Lee），埃米特·蒂爾（Emmett Till），梅德加·艾弗斯（Medgar Evers），伯明翰的四個女孩，密西西比州的三位「自由之夏」活動者，吉米·李·傑克遜（Jimmie Lee Jackson），瓦萊斯特·傑克遜（Wharlest Jackson）和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的三名學生。從1967年「漫長的炎熱之夏」到「聖周起義」爆發的種族騷亂中，有超過120人遇難。1963年W.E.B.杜波伊斯在流亡中去世。1965年洛林·漢斯伯里（Lorraine Hansberry）死於胰腺癌，不久之後馬爾科姆·X被暗殺。約翰·柯爾（John Coltrane）1967年7月死於癌症；同年12月，奧迪斯·雷丁（Otis Redding）的飛機墜入威斯康星州的莫諾娜湖。

密西西比州的三位「自由之夏」活動者

這一連串生命的消逝讓人們在情感上難以承受，金的被暗殺則幾乎是致命一擊。1968年之後，非暴力抵抗便不再是全國範圍的變革戰略。1968年7月，鮑德溫在對世界基督教聯合會發表的演講中講述了這一轉變，他提及包括黑豹黨的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在內的民權運動的領導人已經「厭倦了向漠然的民眾發出請求，實際上他們表達的意思就是所有革命者常常說的一句話：我一再向你們發出請求，我可以一直這樣請求下去，很久很久，但是這時候請求者便不再是請求者，而成了乞討者。」

然而，即使是方興未艾的「黑人權力運動」也無法抵擋美國現狀的強大力量。1969年，芝加哥警方和聯邦調查局槍殺了黑豹黨的副主席弗雷德·漢普頓（Fred Hampton），人們本來寄希望於弗雷德·漢普頓能夠成為一名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然而這個希望也破滅了。聯邦調查局持續開展破壞計劃，白人輿論對民權運動的敵對情緒日益強烈，另外「法治和秩序」政治（「law and order」 politics）興起，到了1970年，作為合法變革力量的「黑人權力運動」實際上已經被破壞。此後，黑人活動家被邊緣化，且名聲受到很嚴重的詆毀。

當權者決定，他們不想要馬丁·路德·金遺產的任何部分，也不希望那些追隨金的人能夠有任何影響力，他們通過暴力、破壞、政治邊緣化以及激發公眾的反感情緒來達成這個目標。這些當權者包括白人至上秩序中的每一個行為者，從反對族群融合的示威者，到監禁街頭遊行的黑人的警察，再到如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這樣的政客——喬治·華萊士擋住校門阻止黑人學生進入。金的一生成就了偉大的事業，然而白人至上的秩序非常強大，而且也很靈活，它能夠適應公眾輿論的變化，從法律上廢除種族隔離，迎來反歧視行動，但從來未曾完全放棄權力。

在一篇刊登在1969年《紐約時報雜誌》的文章里，鮑德溫反思了這種靈活性是怎樣成為了金死後的世界的一項標誌。「如果白人為了維護他們父輩的信仰，這種給黑人戴上鐐銬的信仰而準備運用任何極端舉措，」他寫道，「那麼他們肯定願意讓黑人出現在電視、舞台和銀幕上。對白人來說，只要能延續他們的支配地位，這些代價都不算什麼。」

白人身份和國家合謀讓金和革命成為歷史，將這個事實與美國的價值觀念進行調和也是代價的一部分。對於美國白人來說，對民權運動的敵意變成了選擇性地去讚頌革命所取得的勝利：革命戰勝了種族隔離，戰勝了南方那些很容易被醜化的大豁牙種族主義者。人們欣然接受了金，是因為人們可以用金的言論證明白人沒有過錯，而且還擁有了為取得勝利而欣喜的機會——儘管要忽略那些沒有取得勝利者的呼告。因此，從1965年中到金遇刺的三年在今天很少被提及，因為那是他與反對他的公眾輿論鬥爭的激進歲月。

1983年里根總統創立「馬丁·路德·金日」，此舉標誌著這一精選版本的歷史被牢牢確立。不言而喻的是，里根和金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巨大。里根在城市建立起新的一整套針對黑人的界限，這一點鮑德溫幾十年前就預見到了。里根塑造了一個和諧、安全的金的形象，這是一個能夠被白人所接受，同時也安撫黑人的形象。里根在宣布創立「馬丁·路德·金日」的演講中提到金支持「不分種族」的正義，並且引用了「我有一個夢想」中最經常被引用的部分。

但里根沒有提到金的葬禮當天他作為加州州長發表的講話，他當時這樣說道，「當法律與秩序受到破壞，當人們開始選擇他們想破壞的法律的時候，一個巨大的悲劇就發生了」。他實際上是在說金的非暴力反抗運動導致了他被暗殺。里根也沒有提到大多數白人和當時的自己有相同感受，並且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討厭金。他自然也沒有提到金在生命的最後三年發生的事情，除了他的被刺殺。

在1978年的一篇回顧金的文章中，鮑德溫追憶了他的朋友生前的時光，以及自金遇刺以來這個國家的變化。鮑德溫寫道：「為了試圖改變和解放這個國家，我們已經傾注了大量的愛與信念，激情，還有鮮血。這不是一塊自由的土地，只是不甘情願地、間或地成為勇敢者的家園。至於我們大多數的政界人物，如果他們沒有比以前變得更糟糕，那麼也肯定沒有變得更好。」

從1978年到今天的40年里，又發生了哪些變化？政治家有變好嗎？如果金今天還活著，他會沉浸在成就的輝煌中，還是會再次做好走上街頭抗議的準備？

那個一月的早上，這些問題讓我想了很久。就在幾天之後，美國民主每四年一次的盛況將要在華盛頓舉行，修剪整齊的國家廣場將迎來眾多的圍觀者。這一次，一個得到3K黨支持的人將成為美國總統。我想了最後一個問題：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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