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 4 個可能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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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飛（北大哲學系） 來源：學術那些事兒
本文節選自吳飛《中國的現代處境與古代資源》第三、四部分
現代中國是否還需要儒家，以及儒家在現在和將來還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種種爭論，都可以還原為一個問題：儒家思想與現代中國究竟有什麼關係？當前對於儒家的各種不同態度，都來自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
下面，我們就簡單分析可能的幾種態度。
1.
面對古代資源的幾種可能
甲、 全面否定
關於全面否定以儒家為主體的古代文化的做法，我們前面已經談了不少了，這裡可以再稍微總結一下。從現代文明必然與古代傳統互為表裡這一點來看，全面否定的態度當然是很成問題的。雖然在表面上，現在已經沒有很多人明確談全面否定儒家的觀點，但當初使人們全面否定它的理由依然為很多人所接受。要全面否定儒家，不外乎兩種可能性：第一，認為現代必然與古代相衝突，沒有認識到現代與古代的互為表裡。在已經過於現代的中國文化中，這種一味求新求變的態度，恐怕早已形成了類似意識形態的東西，而且在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現代意識變得更為濃厚了。只要這種觀念依然是主流，那就很難避免對古代文化的再次全面否定。第二，或許有人意識到了現代仍然需要文化底蘊，但沒有認識到可以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汲取資源，而認為仍然需要從西方文化中尋找資源。持這種觀點的人會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之所以進行得不徹底，是因為中國只吸取了西方的現代制度，而沒有吸收西方的古典文化；必須在吸收了這些古代文化的前提之下，才可能在中國實現地道的現代文明。近些年來，一些主張通過基督教來實現中國文化的改造和現代化的學者，其基本思路就是這樣的。這樣的態度除了是因為對中國傳統沒有信心之外，也是因為他們對西方的古與今並沒有一個深入的了解。從某種意義上，他們是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韋伯命題的影響。對此，我們在下一部分會進一步談。
乙、 偽韋伯命題
在中國一般民眾乃至知識分子的意識中，上述對傳統文明的全面否定依然有很大的勢力，不容低估；不過，在學術思想層面，如此片面理解現代的人，已經不那麼多了。但在承認現代文明中的文化意義的學人之中，我們還需要檢討另外一個傾向，就是對韋伯命題的誤解帶來的問題。這個方面，是需要我們稍微多說一點的，因為從八十年代以來，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思想界帶來的巨大影響，恐怕是罕有其匹的。
我們前面已經檢討了韋伯命題一方面的影響：既然韋伯發現，是新教倫理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育，那麼，我們為了培養中國的現代精神，就首先應該發展基督教。有人認為，只有通過基督教的發展，才能催動中國市場經濟的繁榮；也有人認為，必須通過基督教的引進，才能促進中國自由憲政的生成。這兩股潮流，可以說都是方興未艾。
另外一方面的影響更複雜些，思考得更深入些，同時也有著更廣泛的基礎：韋伯的貢獻，並不僅僅在於發現了新教與現代之間的關係，而是提示我們，在更普遍的意義上，傳統文明可能會對現代社會產生積極的作用。那麼，中國儒家是否可以產生類似西方新教那樣的功能，促進中國現代性的發育呢？這樣的問題意識，曾刺激著海內外的中國學人去追問，儒家或其某個流派，是否曾經、正在，或將要刺激現代文明的發展呢？
這兩個思路雖然得出的結論不同，但都基於對韋伯命題的這樣一個理解：韋伯已經確定無疑地證明，新教的興起，是促進現代文明發育的文化因素。但韋伯主要關心的，並不是這個問題。
韋伯為了避免讀者產生誤解，曾經反覆申明，自己並不是試圖用新教倫理來解釋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原因，而只是要研究資本主義的文化史，比如這段話：
「我們根本不打算堅持這樣一種愚蠢的教條主義的論點，即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僅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結果，或甚至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相反，我們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麼程度上影響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質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傳播。更進一步地說，我們的資本主義文化究竟在哪些具體方面可以從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釋。」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之間是有擇親和的關係，而並不是因果關係。新教的提倡者根本無意以他們的宗教推動什麼資本主義；只是，他們的宗教作為一種入世苦行類型的宗教，改變了人們的精神氣質，而且這種新的精神氣質與資本主義的精神氣質有契合之處。基於這樣的理解，我們就可以明白，一方面，這種入世苦行的新教，並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會與現代精神相契合的；另一方面，新教與資本主義的這種契合，未必就會起到正面作用。由此我們也就能理解，韋伯為什麼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最後，反而哀嘆，資本主義精神怎麼竟然變成了禁錮人的鐵籠，反過頭來大大違背了宗教改革者們的初衷，甚至破壞了宗教精神。在這個意義上，韋伯同樣可以歸入那些用古代精神來反思和批判現代性的學者。與其說他在尋求現代文明的起源，不如說他在通過追溯文明起源的方式，尋找現代文明的病根並開出一副合適的藥方。而韋伯竟然使那麼多中國人試圖追隨宗教改革家，把他們不小心製造出的惡魔當作自己奮鬥的目標，這樣的思路怎麼可能不是成問題的？
這樣理解韋伯的人，都沒能體會到，現代性中的的古今之爭的意義，正是為了讓古代傳統遏制現代制度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弊端，而不是為了迎合現代性的基本理念。在今天的中國，韋伯所談到的那種資本主義精神，根本就不再需要無論基督教還是儒家的推動，早已生根發芽，甚至蔓延得比西方還要快得多，而韋伯最後所遺憾的那些問題，也早已成為我們司空見慣的現象。現在的核心問題，並不是應該如何催動資本主義，而是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在經濟理性之外，形成另外一套生活價值.
丙、 儒學現代化
與上述取向類似，但又不完全一樣的另外一種態度是，從儒學傳統中尋求現代觀念的根據，試圖實現儒學的現代轉化，從而以儒學來為自由民主等現代觀念提供理論依據。這和上面的偽韋伯命題的基本思路是一樣的，即已經將自由民主等觀念當作了不得不接受的最高觀念，但又不願意放棄傳統文化，於是就通過改造傳統文化來適應現代觀念，認為傳統文化與現代觀念不僅不矛盾，而且還是一致的，因而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在現代社會中仍然接受傳統文化。
偽韋伯問題和儒學現代化這兩個取向的根本問題都在於，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古今之爭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表面上是為了保存儒家，實際上卻讓儒家文明全面向現代觀念投降。這樣做不僅會大大犧牲儒學內在的豐富性，從而使得對儒學的理解非常不地道，而且根本無法實現古今兩個維度的之間的內在張力，而使現代文明仍然是單一價值取向的文明模式，其結果和那種全盤推翻儒家的做法是一樣的。既然要證明儒家和現代是沒有矛盾的，那還有什麼必要二者同時共存呢？全盤接受現代，不是絲毫不會喪失什麼嗎？
類似的態度，在西方也曾經和正在出現著。現代很多基督教通過改變自己的教義，摒棄了看上去與現代精神不符的內容，結果變得不僅完全支持各種現代觀念，甚至成為激進的後現代文化力量。比如當前的很多後現代教派，就成為女性主義、種族解放、同性戀等的大力鼓吹者。但事實證明，這種完全向現代觀念投降的態度，結果只能削弱傳統文化本來應該具有的社會批判精神，無力反思社會發展中的問題。比如德國十九世紀的自由神學，就是因為與現代的自由精神結合得過緊，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就變得絲毫沒有批判戰爭的反思能力。而卡爾·巴特之後，在全面批判自由神學的基礎之上建立的現代神學，則成為一股極其蓬勃的思想力量。
同樣，儒學若是真應該在現代中國發揮它的作用，它不應該因為一些與現代觀念不大符合的講法而放棄自己的立場，反而應該提醒人們，在自由、民主、科學、理性之外，是不是還有同樣重要的生活價值。
丁、 儒家特殊化
與上述向現代觀念投降的態度相反，近年來，另外一種態度也越來越值得我們的關注，即一種將儒家特殊化的傾向。這種傾向一方面在制度上以各種祭祀儀式等文化符號來恢復禮制，另一方面在理論上強調儒家作為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和民族性。表面上看，這是在對抗越來越西化的現代中國文化，以宗教般的熱情保存國故；但其實，這卻是以極為現代的民族主義，對照現代民族宗教的模式，在將儒家宗教化。
民族國家和民族宗教，與現代文明的興起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正如有些學者指出的，religion一詞在十六世紀以前一般是不用複數的。西塞羅把這個拉丁詞解釋為「反覆誦讀」，拉克唐修解釋為「重複維繫」，奧古斯丁則解釋為「再度揀選」。不論哪種理解，人們都不會認為存在這種或那種的宗教，而只會爭論哪種才是真正的宗教。只是到了宗教改革之後，隨著宗教派別的分裂和信仰的內在化，才出現了同時並存的不同宗教（religions），而各個教派所依託的政治實體也逐漸發展成為民族國家。[3]儘管各種宗教的信徒不可能認為別的宗教和自己在價值上是平等的，但因為多種宗教並存已經成為事實，因此人們只好認可，各個宗教至少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分別是其信徒追求靈魂拯救的特殊方式。這就形成了西方政教分離的基本模式。
中國傳統中雖然一直有儒釋道「三教」的說法，但這三教之間的關係與西方宗教改革之後出現的各個教派之間的關係卻極為不同。儒釋道三者之間雖然在理論和信仰上都有很大差別，但彼此之間並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關係，更沒有像新教中的不同教派那樣，被當作靈魂救贖的不同方式。尤其是，除去某些專職人員外，對於一般民眾而言，三者其實都沒有明確的教內教外的界限，也就是沒有明確的教籍，因而並不是專屬於某個民族或某個群體的特殊性宗教。在依靠儒家思想確立的基本政治架構之下，三教之間是相互滲透、和諧共存的關係。原則上，所有人都可以使用三教中任何一個的思想來思考和安排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儒家，根本沒有把某部分人當成自己的選民，更沒有把自己當成民族性的文化形態。相反，恰恰是儒家普世性的天下關懷，成為它極為重要的特點。
而現在，一些人試圖把「儒教」當成中國人這個特殊群體的文化標籤，通過特定的場所、儀式、服裝、節日，把它變成中國的民族宗教。這種方式，恰恰是在通過取消儒家最重要的普世性特點，來把它變成一種毫無思想特徵的文化標籤。於是，儒教就成為世界上各種民族宗教中的一種，就像中餐、中醫、武術一樣，成為中國人的一種文化消費品。而我們前面看到，新教各個教派成為各個民族國家的文化標籤，實在是不得已的結果。都相信自己是唯一正確的新教教派只是為了避免沒有勝利者的宗教戰爭，只是為了讓上帝而不是人來最後判斷哪個才是真正正確的宗教，才作出妥協，承認彼此都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地位。而今，中國人卻主動要給自己的儒家文明做閹割手術，把它變成一個沒有多少實質內涵的文化標籤。其實這種做法和前面所講的偽韋伯命題是一致的，即主動塑造西方人本來很不情願出現的一個現代現象，而並不考慮更深更核心的問題。這種看似保守復古的態度，其實反映了一種極為現代的意識，而且不是現代意識中很好的一方面。
2.
現代儒家文明架構的可能
澄清了上面幾種傾向的問題之後，我們可以再來正面思考儒家文明如何可能作為一種現代文明架構。當然，這樣一個大問題，尚需要很長時間的研究和梳理才有可能真正清晰起來，遠非我們這裡可以明確的。在此，我只想從上述的古今之爭的角度，談幾個應該注意的點。
甲、 普世性的儒家文明
我們在前面談西方的文明體系時已經看到，需要區別具體的各派基督教文化和總體的基督教文明。真正在影響西方總體文明架構的，是更大意義上的基督教文明，而不是某個教派。同樣，儒家不能僅僅滿足於作為一個特殊的儒教，在總體的基督教文明框架之下，成為某一部分人的精神依託和文化標籤。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具有普世意義的儒家文明架構，而不是作為各種文化體系中的一個的儒教文化。
歷史上的儒家，從來不會將一族一國的興衰當作自己最終的關懷，而是把「天下」作為終極的指向。沒有「平天下」這一維度，儒學體系是不完整的。現代的儒家，也不應該從天下關懷退回到民族宗教的層面，放棄其普世性的文化使命。
因此，我們需要從儒家文明的角度出發，重新思考人類文明中的一些普遍問題，並在這個基礎上重新理解整個現代文明和世界歷史，在儒家文明的總體架構下，重建現代社會的秩序和價值關懷。這樣一種新的文明架構，不僅會使得中國充分實現其現代轉化，而且必將改變整個世界對現代文明的理解。
作為一個偉大的文明，儒家文明若是僅僅滿足於在世界基督教文明中分一杯羹，那不僅會永遠一蹶不振，而且根本不可能真正實現成熟的現代中華文明。這不僅是中華文明的悲哀，也將是世界文明中的一大遺憾。
乙、 儒家自身的文明體系
立足於這種普世性的天下眼光，就必須全方位地重新理解儒家文明體系。這要求我們既不能固步自封地簡單重複古人的詞句，也不能削足適履地用西方思想來切割儒家文化。一方面，需要最地道地理解儒家思想的自身脈絡，而不是套用西方的思想模式來解釋儒家；另一方面，又要把儒家的這套邏輯變成能夠應對新問題的活的思想體系。
說要從儒家自身的邏輯來思考問題，並不是要放棄對現代西方的了解；恰恰相反，要真正能理解儒家自身的思想邏輯，必須對西方有一個非常深入的了解。在現代中國，西方思想早已滲入到生活和學問的方方面面，我們的思考中總是會自覺不自覺地帶入西化的概念，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事實。與其不自覺地受西方觀念的控制，不如變被動為主動，只有把西方思想了解透，才能知道如何擺脫西方思想的擺布，徹底回到儒家的邏輯自身。只是，在這個了解西方思想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忘了，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回到中國。
儒家思想是自成體系的，無論對宇宙、自然、人性、生活、政治、歷史，都有一套自足的看法。說要回到儒家自身的體系，就是要全方位地摸清儒家在這些方面的邏輯。比如，我們不能在西方的一套世界觀之下來看儒家的政治歷史觀念，也不能帶著西方的人性觀來看儒家的人生境界。在全面把握了這套邏輯之後，就可以按照古人的道理，來思考古人未曾遇到的問題，也就能夠對現代問題給出自己的解釋和應對方式了。
在儒學的歷史上，宋明理學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先例。理學與佛學之間，我們不能簡單理解為融合和相互滲透的關係。毋寧說，儒家經過佛學的刺激，通過整理儒家自身的思想邏輯，重構儒家思想體系，成功地解決了佛學提出的新的思想問題，從而最終戰勝了佛學。未來儒學與西學的關係，也應當是這樣的。
丙、 儒家文明與現代觀念
我們前面談到，儒家作為中國古代傳統中的主體，不能簡單地向自由、理性等現代觀念投降，而應該形成對很多現代問題的制衡，但這並不意味著，儒家就要拒絕現代觀念，有意形成與現代思想對抗的保守主義陣營。現代儒家思想，當然要把這些現代觀念吸收進來，但不能把這當成唯一的或主要的目的。
在西方現代思想中的古今之爭中，古代文化並不是必然與現代觀念相悖的，我們只是需要強調，即使在西方，自由和理性這樣的現代觀念也不是最高的價值觀念，而只是通向更高的文化價值的制度保障。同樣，在面對現代處境的時候，儒家也不應該將適應自由理性當作最高目標，而是要在承認自由理性的前提之下，講出更高的文化追求來。只要能做到這一點，而不必刻意對抗現代觀念，儒家文明就足以產生對抗現代文明種種弊端的力量。
要把儒家文明中更高的文化價值講出來，就要求它不能刻意依附種種現代觀念，圍繞這些現代觀念展開自己的思考。如果是那樣，就必然無法講出自身的邏輯，更無法彰顯自身最高明的地方。對儒家本身的研究，仍然需要深入到古典文獻之中，從它自身的邏輯中尋求最高明的人生境界和政治理想。
對於生活在現代中國的我們來說，產生自西方的現代傳統和我們自身的儒家傳統都很重要。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要急於把這兩個傳統融合成一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恐怕我們還要平行地理解這兩個傳統各自的意義，在使它們都能充分發揮出各自的精髓來之後，才能把它們都變成改變我們生活的源頭活水。
丁、 儒家文明與世界歷史
最後，我們還要談一下儒家文明與世界歷史的關係。我們前面已經看到，天下關懷本來就是儒家思想中非常核心的一個方面。在當前的世界各大文明中，除了基督教文明之外，能有這樣的普世關懷的文明體系並不多。這一點恰恰是它的一個極大優勢，我們不能輕易放棄掉。
儒家思想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天下關懷，而並不把自己僅僅限定為某個民族文化，正是因為我們上面所說的，它是一個自足的文化體系，對於宇宙、自然、人性、生活、政治、歷史等都有一套普遍性的講法。它這套講法里所強調的天下責任，並不必然由某個民族來承擔，其所指向的也不只是某個民族的局部利益。
今天的世界，需要各個民族和文化的和平共處，但同時也仍然需要更高的文化訴求，而不能完全陷入文化相對主義。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國內政教問題的國際化。我們前面談到，當今西方政治解決這個問題的政教分離原則，本質上是基督教文明的產物。這個原則並沒有承認每個文化體系在價值上都是平等的，而只是承認每個文化體系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於是，各個宗教的信仰者在並不認可其它宗教的文化價值的同時，暫時在政治地位上尊重彼此的權利。這樣的模式存在著兩方面的危險，要麼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對論，要麼還是會釀成宗教衝突。而在國際生活中，這一原則更是越來越暴露出它的問題。
但若是從儒家文明的天下關懷出發，卻有可能在維護各種文化和平共處的同時，保持更高的文化價值，就像中國傳統中儒釋道並存的局面那樣。儒家文明追求的最高境界，並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在古代中國，儒釋道三教並不是無法共存的三個religion，而是朝向共同的文明目標的三種教化方式。雖然這樣的文化模式在今天的中國尚未充分發揮它的意義，卻還是有可能用來解決未來的世界問題。
而要使儒學在現代中國和世界煥發它的生命力，就不能只把它當作修身養性的工具，也不能只把它當作一門古典學問，更不能把它變成一種特殊的民族宗教，而必須用它來詮釋和重建整個世界歷史，從而成為改造世界文化圖景的理論原則。只有這樣，儒家文明作為一種偉大的文明體系，才能夠成為現代世界中一套活的文明體系，並完成它應有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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