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幸運的，因為我在了解死亡之前，發現了墓地

亡靈的國度存在於每一片墓地之下。在青草、石階和墓碑中，人們往往驚訝地發現，情的維繫和羈絆是如此強烈，以至於有人在摯愛去世數年後仍無法釋懷。而藝術和美的魅力超越了國度，種族，甚至死亡，無數藝術家的崇拜者不遠千里，前來墓地朝拜，只為獻上一個熱吻。一旦人們駐足停留，看似平凡的墓碑後面可能是一部壯麗的個人史。在墓地，生活仍在繼續。

文｜荊欣雨

編輯｜趙涵漠

圖｜網路（除署名外）

拉雪茲公墓：永遠

日本女孩木村佳乃為了葬在拉雪茲公墓里的肖邦來到巴黎。她稱肖邦的心意為「炙熱的情感和愛國情懷」。7年前，她的父親由於過度勞累去世了，全家人驚慌失措，木村悲痛欲絕，始終難以釋懷。父親十分喜歡肖邦的音樂，「每當彈奏肖邦的時候，我感覺我是在為我父親而彈，我希望他能為此感到高興。」

埋葬在拉雪茲公墓里的藝術家們成為了世界上某一撮人的精神指引。奧斯卡·王爾德的墓碑被浪漫的熱吻環繞，口紅里的物質會腐蝕墓碑——但無法阻擋愛慕者的熱情，碑前有無數紙條，其中一張寫道：「親愛的奧斯卡，我們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裡相遇了。」不知從何而來的、頭髮花白的老太太會定期為普魯斯特的墓碑打掃，她清楚每一束花在這裡綻放了多久，有時也會與來訪者聊聊作家的八卦，「有人留下了一支筆，這樣他可以繼續寫作。」

王爾德的墓碑

荷蘭紀錄片導演海蒂·霍因曼花了幾年時間在位於巴黎市區的拉雪茲公墓拍攝，剪成了名為《永遠》的紀錄片。鏡頭裡，綠樹成蔭，鮮花盛開，一切在靜默中進行；緊鄰著美國歌手吉姆·莫里森葬下的男人，生前最喜歡說的話是：「我們永遠不會寂寞的。」如今妻子明白了這句話的智慧，「（他的墓碑）周圍總是人來人往。」

一位不知名的男人講述自己童年時與祖父去墓地散步的經歷，「大概因為那時家附近沒有公園吧。我在墓地學到了很多，墓碑就是我最初的字母表。我看到那些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從而懂得了一個人應該要活多長時間。我覺得我是幸運的，因為我在了解死亡之前，發現了墓地。」

每個下葬在這裡的人都帶走了屬於自己的一份秘密，有時候，秘密會被活著的人發現，成為某種奇妙的緣分。19歲的男孩無意中發現了毫不知名的香頌歌手的墓碑，出於好奇，他聽了她的兩張專輯，並從中發現了不一樣的東西，「她歌唱著凡間那些平常的，卻永遠不會歸為平庸的東西。」

艾麗莎去世的時候只有25歲，她的母親悲痛欲絕，將女兒的一些詩句刻在了墓碑上。一個偶然路過的男人讀到了這些詩句，被青春的哀愁和熱烈的渴望打動。20年間，他經常來到艾麗莎的墓前，花點時間讀讀她的詩，並注視著詩句一點點被時間洗刷掉。「相比較肖邦，那些從未聽說之人更讓你感到親切，」他說，「很快她的墓地上什麼都不會留下。」

但女孩的詩會留在陌生人的心中，以某種形式抵達永恆：

明天小溪會讓玫瑰花煥然一新，

花兒會在鏡中遊動。

我是一朵含苞待放的鮮花，

那夜晚的翅膀是死亡給我安排的藏身之處。

奄奄一息的我身已冰冷，

一顆愛你的心燃燒了起來。

紀錄片《永遠》

武吉布朗墓地：奇蹟

當新加坡快速的城市發展需要更多的土地時，政府瞄準了武吉布朗墓地。這座墓地建於1922年，於1977年關閉，位於市中心以北4英里處，是世界上最大的華人公墓之一。如今雖已略顯蕭瑟，雜草叢生，但仍可見到一系列不可思議的墓碑、雕像和神龕。多年來，萬聖節愛好者在這裡狂歡，觀鳥者聚集在此——對於一座極度擁擠的城市來說，這裡簡直是綠色的天堂。

近幾年，武吉布朗墓地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 所有試圖與這個國家消逝的過去產生聯結者的朝聖之地。新加坡人向來安居，極少投入到紛爭之中，這次是個例外，試圖摧毀墓地的政府和一群致力於保護墓地的人站在了彼此的對立面。

2012年的清明節，前來祭奠祖先的人格外得多，陸路交通管理局剛下了命令，要拆掉3764座墳墓，為一條穿越墓園的公路鋪路，以解決島國的交通擁擠問題。72歲的劉豐義帶著一家老小近10人，為爺爺奶奶掃墓。他感到不安，他龐大的家族背後是新加坡幾代華人的奮鬥史，「我也老了，可能有點迷信，祖墳對後代是一種保佑，不能挖，但政府要修路，我們也沒有辦法。」

政府還宣布，將在40年內抹平武吉布朗墓地。

抗議從雷蒙德·吳（Raymond Goh）開始。吳先生今年54歲，過去他喜歡帶人在萬聖節時來墓地探險。不知從何時起，他開始閱讀墓碑上的字跡，並為有些墓碑的古老歷史感到驚訝，「有些墓地從英國殖民時代就存在了，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這些。」

當政府的鋪路計劃宣布時，吳先生和弟弟希望拯救這片墓地。他們稱自己為「布朗人」，建立了網站來向人們介紹墓地的歷史，免費帶人們參觀墓地。很快，更多的人加入進來，大學教授，記者，商人，分別提供研究，公關和資金支持。響應者大多是中產階級，他們對年輕時所居住的與今天不甚一致的新加坡感到懷念，並希望更好地理解自己從哪裡來。

《紐約時報》的記者參觀了墓地後，稱它為「奇蹟」，「它像是從繁榮的現代城市中分割出來的。有些墓碑，即使上面空空如也，也有自身的美麗之處。」

墓地中所埋藏的歷史正在被「布朗者」們發掘出來：為聖誕島（澳大利亞的海外領土）輸送勞動力的梁先生，1917年去世，葬於此；將英籍女教師安娜介紹給暹羅王，促成一段愛情佳話的程先生的墓碑被發現（根據該事件改編的電影由朱迪·福斯特和周潤發主演）；同樣在此長眠的，還有不少孫中山十月革命的海外支持者。研究者們正在把一些數據加入資料庫，藉此研究中國東南海沿岸向東南亞移民的歷史。

哪怕是在全世界範圍內，拯救一座墓地的行動也並不多見。漫步於此，參觀者能看到中式和英式風格並存的墓碑裝飾，有些墓碑甚至由一種印度文化中的士兵雕塑守衛。「這是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地方，」一位「布朗者」說，「我們正站在島嶼的中央，巨龍的肚子里，我們不能讓這裡的文化消失。」

去年，政府作出了一些妥協，例如另建專門的地方來安置被移動的墳墓，並將信息錄入電子系統，專門的評估委員會也將對未來的拆遷計划進行評估。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員在一次私人參觀中承認，「我們是個年輕的國家，不應該太過著眼於未來，而忘記了過去。」

綠木公墓：戰爭

紐約布魯克林的綠木公墓每年吸引著50萬遊客，是美國客流量僅次於尼亞加拉大瀑布的景點。從19世紀開始，紐約工商業、政治、藝術等各領域的精英都選擇在這裡長眠。1966年，《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稱：紐約人的人生理想就是「住在第五大道，活在中央公園，和父親一起長眠於綠木」。

在手握財富和權力的名流之外，綠木公墓是美國南北戰爭大量陣亡將士的安葬地。2002年，綠木公墓開啟了內戰項目，試圖找出所有安葬在此的，在內戰時期服過兵役的人。數百名志願者們在線搜索了《紐約時報》和《布魯克林每日鷹報》上所有關於內戰退伍軍人的文章，將162000名在紐約地區的參軍名單與公墓資料庫交叉對比，在紐約軍事博物館審查了每個退伍軍人的索引卡片，與全國各地的相關機構聯繫，最終確定了5000多名在南北戰爭中服過兵役的士兵。

綠木公墓的目的是通過歷史資料、訃告、基金會紀錄和官方紀錄為每一位參與過戰爭的人立傳——在南北戰爭結束的一百多年後。第四版「老兵字典」已經面世。歷史學家傑夫·里奇曼（Jeff Richman）結集出版了一本內戰老兵的書信集，在前言中，他寫道：「為了生存，他們從兵營中寫信；在等待戰爭打響的時候，他們從前線寫信；在戰壕中等待死亡時，他們給親人寫信。這些信件代表著他們的家國情懷，幽默樂觀和獻身精神。」

項目的發起者遠不滿足，他們堅信還有更多的老兵等待發現。諷刺的是，這個項目的持續時間已經超過了南北戰爭本身的長度——我們往往需要數倍於戰爭本身的時間來撫慰傷痛。

類似的舉動在尋找一戰老兵的項目中再次重複。綠木公墓確定了161名參與過一戰的逝者，並為每個人撰寫了傳記：克倫威爾雙胞胎姐妹，曾在法國紅十字會服務，在啟程回家的前夕自殺；情報局官員在被殺前夕寫下，「戰爭在繼續，我還活著，我越來越想家，想著是否還能見到一些人」；在戰火中拍下了敵人戰壕的飛行員，在即將返回基地時殉職……

路易斯·雷蒙德，戰時聯絡員，情報員，生於布魯克林，灰色眼睛，棕色頭髮，羅馬人的鼻子，寬大的額頭，橢圓形的臉龐。他在86街的房子是貸款買來的。他的曾曾曾孫女說他在入伍前曾在波士頓工作過兩年，是個工程師。

一戰期間，他是第一個負責與德國前線對接的聯絡員。1918年9月14日，在他犧牲的前13天，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說：「我的工作令我待在最前線，偵查敵人的位置。有時候，它很振奮人心，尤其是在黑暗來臨的時候。最好的偵查時機是暴風雨來臨的夜晚。最近一次，我跟四個戰友躺在泥潭裡一動不動幾個小時，以避開德國兵的搜查。那晚我以為我沒救了。很多人因為精神過度緊張，已經不行了。我希望你們一切都好，希望上帝在保佑著我們。」

9月27號，他在法國阿爾貢的一場戰役中犧牲。他的母親在11月3號獲知消息，他的遺體在1921年9月25號被運送回國，安葬在綠木公墓141區，23506號，N，右前方的角落。

亨特先生的墳：墓碑背後的個人史

《紐約客》雜誌的記者約瑟夫·米切爾（Joseph Mitchell）喜歡閑暇時刻在斯坦頓島（紐約的一個行政區）閑逛。島嶼上大大小小的無名墓地對於一位野生植物愛好者來說，充滿了吸引力。米切爾對一片黑人墓地產生了好奇，墓地周圍是四五十家住戶和一座小型教堂，社區的一切都顯得荒蕪，好像所有人都把自己鎖起來了，或者去了遠方，再也不曾歸來。

1956年的一天，米切爾像往常一樣閑逛，在一塊墓碑前辨認植物，一位老人叫住了他，在攀談中，老人告訴米切爾，這個黑人社區在內戰前已經形成，是由東海岸的一些自由奴隸組建的，他們曾以捕撈生蚝為生，彼此通婚，曾經十分繁盛。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去找亨特先生。

「亨特先生是墓地旁的教堂的主管者。他今年87歲，是個鰥夫，身體十分強壯，是少有的將自己照顧得不錯的獨居老人；他曾經工作勤奮，知道該做什麼；他是個有名的廚子，在飲酒和抽煙問題上十分嚴格；他四處講授聖經；他記憶力出奇得得好，記得這篇依託生蚝產業發展起來的社區的興衰，給他打電話吧，他是本活體書。」

一周後，米切爾如願見到了亨特先生。後者帶他參觀了墓地，並為他講述了一段從未被紐約人知曉的社區歷史。

亨特先生

一切都是從生蚝開始的。「很難相信今天的海水質量是這麼糟糕。1800年，這裡的海岸沿線生長著大量的生蚝，公共水域，任何人都可以前來捕撈。一群黑人從東海岸來到這裡，以捕撈生蚝為生。」

亨特先生的母親曾經是南方種植園裡的奴隸，靠著其他黑人的幫助獲得了自由身，於1880年代來到了斯坦頓島。他記得這個社區最為繁盛的時代，哪些家族擁有幾艘船，用來出海捕撈生蚝。他記得這裡的建築曾經很新，也更好看。人們儘可能地利用每一寸土地，養豬，雞，奶牛，種上果樹，搭上葡萄架。南方作物十分常見。很多人喜歡種草莓，那時候，斯坦頓島的草莓遠近聞名，曼哈頓島的高級酒店喜歡來這裡購置。

收成好的年代，鄰里們殺掉自家的豬，聚在一起慶祝。「他們總是把院子打掃得很乾凈，燒掉自己的垃圾。他們教育後代如何自給自足，抬起頭來過日子。他們品行端正，鄰里和諧，彼此照顧。」

1910年的時候，水質開始變壞。健康部出台了報告，生蚝供應商們開始拒絕從斯坦頓島進貨。許多家族就這麼衰敗了。「養牛的戴維斯先生去世後，人們發現，沒人會養牛了。年輕人相繼離開，這片社區現在都是老人了，」在祖先的墳墓前，亨特先生開始講述自己的人生。

「我母親是跟繼父一起來到這裡的。我不喜歡我繼父，他總是虐待我的母親。為了獨立生活，我在一艘生蚝船上當廚師，我的廚藝相當不錯。後來，我又去當了瓦工。我開始酗酒。有一天，我在外面喝多了，碰到了我母親，她沒看見我，當時她的臉上充滿悲傷，毫無希望。幾天後，我曠工了，想出去喝酒，那時我想到了母親悲傷的臉，我倒掉了所有的威士忌，從此再也沒有喝過酒。每次想喝的時候，我就收緊下巴，我做到了。」

「1896年，我27歲，與第一個妻子結婚了。她是鎮上最漂亮的女孩，我發誓要把最好的都給她。我努力工作，賺了錢，為我們蓋了大房子。我去曼哈頓島給她買了件106美元的裙子作為復活節禮物。我們結婚32年後，她去世了，癌症。兩年後我娶了第二任妻子，她也去世了，也是癌症。」

「我與第一任妻子有個兒子。他有酗酒問題，我很擔心他，總是祈求他不要再喝酒了，但無濟於事。他的胃開始出問題，我最終在醫院送走了他，還是癌症。」

「他們所有人都葬在這塊墓地。」亨特先生在墓地里走著，隨口說出某塊墓碑主人的生前軼事，他是一段歷史的見證者和倖存者，「這片墓地也在變得擁擠了。活著的人越來越少了。這是我媽媽的墓地，她是個矮小的女人，有著最美麗的手。」

「我打算跟我的第二任妻子葬在一起，」亨特先生指著自己的墓地，他墓碑周圍埋下了一些種子，反覆清理了墓碑上的塵土，「好吧，這也並不能使一切有什麼不同。」

圖文無關。米切爾對亨特先生墓地的探訪發生於1956年，今天在互聯網上我們已經無法再找到這座平凡墓園的更多痕迹。圖源 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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