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拍了這麼多良心劇，竟然把片酬都用來做這個……

柯藍又做了一件仗義的事。

由她出資的紀錄片昨天在騰訊視頻、愛奇藝和芒果TV上線了。這部片子時長30分鐘，主角是和冰花男孩一樣，要冒著風雪走路去上學的一對姐弟，名叫《寒冷的高山上有犀牛》，犀牛是孩子們小學的名字。

千萬別誤會，這不是一部賣慘煽情的紀錄片，相反它很穩，很舒緩，沒有旁白，甚至連談話都很少，但畫面細節豐富，能讓你我以平視的視角從中看到不曾了解過的另一種生活，也能從中映照出自己的影子。

姐姐夏宗超，被拍攝時9歲，弟弟夏宗武，被拍攝時8歲。紀錄片的開始，是他們倆起床結伴去上學，從海拔接近4000米的家走路到8公里以外、海拔2800米的學校。路途上目光所及只有雜草和冰凌，耳邊是呼呼的風，晾在室外的衣服已經長出冰渣。

姐弟倆除了衣服和毛線帽，沒有更多的保暖工具，臉和手都直接暴露在冷風裡。弟弟的手凍裂了，姐姐從書包里拿出來一張作業紙幫他擦擦，然後兩個人繼續往前走。

這個鏡頭裡能看到，姐姐的書包是破的。

弟弟走不動了，站在原地哭，眼淚珠子一顆一顆往下掉。

姐姐淡定又充滿智慧地和他說，走不動哭也不是辦法啊！可以慢慢走嘛。

轉頭兩個人就在結冰的路面上玩起滑冰，很快忘了先前的委屈。

學校早上八點半上課，路上需要走一個小時二十分鐘，所以他們六點多要起床，七點天還不大亮已經出發了。大早上起來還生火做飯對他們來說是不現實的，孩子們沒有吃早飯的習慣，上學路上餓了就在路邊捧冰渣吃，中午在學校才能吃上第一頓熱乎飯。

為了讓他們能在天黑之前到家，學校下午三點就放學了。回到家，孩子們要自己餵豬、放牛、種土豆和蔓菁、做飯、寫作業，家裡有電視但是台不多，看一小會就睡覺了。

紀錄片里有一個畫面是姐弟倆自己在山上背柴火，鏡頭很遠，剛一切過來我以為畫面中心在動的是兩隻小螞蟻。

事實上，在廣闊的自然環境里，兩個手牽手去上學的孩子常常呈現出一種渺小感。但他們呼哧呼哧的喘氣聲聽起來又特別有生命力。

是的，他們自己生活，沒有父母在身邊。家裡居住的房子在一個獨立的山頭，甚至沒有鄰居。老人早早都去世了，父母在外面打工，一個在昆明一個在曲靖，只有春節和播種、收割的時候才回家。

家裡還有一個大哥一個二姐。哥哥被拍攝時16歲，已經在給弟弟妹妹當家長，姐姐在鄉里上初中。她省了好幾天的飯錢給弟弟買了一個手錶，那是弟弟全身上下最珍視的東西。

初看這個紀錄片的第一感受是，孩子們生活得真苦啊！但耐心看下去會發現，「苦」是我們的一廂情願，他們面對生活時沒有自怨自艾，反而因為單純，更容易給自己尋找到快樂。

可是這種快樂，並不因為他們天生內心有多麼強大，而是因為他們生活在相對封閉、沒有比較的環境里。

片子中有一幕，是哥哥出門去把在外上學的姐姐接回家，四個孩子聚在一起，指著濃霧裡一個看不見的地方說，那是鄉里吧！對於最小的弟弟和妹妹來說，他們去過最遠的地方是相鄰村子的集市，而鄉對他們來說已經是「很遠很遠的地方」，省會昆明是他們能想像到最遠的城市。

之前有個機會，我短暫地採訪了柯藍和紀錄片的導演、拍攝者張天艾，我問導演，他們能理解為什麼有攝影機來拍自己嗎？導演說，孩子們都很淳樸，面對拍攝也沒有想太多，都正常表現，既親近，又有一種疏離感。

這四個兄弟姐妹這段關於「遠方」的憧憬，最終結束在哥哥說他要出去打工。

弟弟妹妹們都沒再接話，因為他們無法預料哥哥離開之後他們四個將怎樣繼續生活。哥哥會像父母一樣，一年都難得回家一次嗎？哥哥離開以後誰來照料妹妹和弟弟？二姐難道要放棄學業從鄉上回來嗎？每每談到這兒，姐姐就忍不住要哭。

一定會有杠精較勁，為什麼這家人明知道自己條件並不好還生這麼多孩子。可其實生育觀念、教育觀念是被環境所塑造的，他們的父母年輕時也沒有機會被培養對自己的人生該怎麼過的意識。要養活孩子，只能外出打工，可把孩子帶在身邊他們又無法升學。

對於家裡的四個孩子來說，他們真正的挑戰也許不是兒時的孤獨和上學路上的寒風，而是將來第一次踏足城市，見識到了生活各種各樣的可行性，又明白自己從來沒有選擇權的那一刻。

讓人欣慰的是，導演一直在和年齡最大的哥哥保持聯繫，他已經到昆明學廚師了，有了自己的手機自己的微信。四個孩子的父母也終於決定回家，這樣最小的兒子留在他們身邊繼續上學，二女兒和三女兒可以一起到鄉里去讀初中高中。

拍這個紀錄片，柯藍沒有利用明星身份去拉一分錢贊助，上線以後也不要視頻網站的點擊分成，還自己賣力氣刷人情宣傳。

這看起來非常吃力不討好，要知道這個時代每個人都沉迷於快速讀圖和十幾秒的小視頻段子，很少有人願意花30分鐘去看一部紀錄片。柯藍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但她還是堅持說這不是做慈善，只是為了討自己歡心，說到高興處，她還開玩笑自嘲，說自己當「勞動婦女」掙來的錢都花在這上頭了。

事實上，她和合作者不止自費拍了這一部紀錄片，她們還一直在持續關注留守兒童、鄉村教師的生存狀態這些議題，去中緬邊境拍過努力學佤語和學生建立交流的年輕老師，也在北京南六環拍過打工子弟小學。之所以不找贊助，就是為了不受人控制，能自由表達。

為什麼不把拍片子的錢直接捐給孩子們？因為你越深入其中，就越會發現，他們最需要的，恰恰不是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現在的社會上和社交媒體中，對底層的人寬容度是很低的。網路上流傳著很多老百姓之間互相傾軋互相鄙視的形容詞，low已經是其中最溫柔的一個。

窮、受教育程度低是原罪，說話帶口音、審美不夠高級等等都可以是一個人在公共空間中被鄙視的理由。

其實，你身邊的快遞小哥、外賣小哥，可能就是長大了的冰花男孩。他們從小生活在《寒冷的高山上有犀牛》所記錄的環境里，並沒有太多豐富精神世界的途徑，誰的人生不是自己賣力一寸一寸活過來的？很多事情是自己無法決定的，我們最應該做的，是對他們多一分理解，而不是互相隔離甚至嘲笑。

柯藍說得對，看見本身就是意義，彼此多一些了解就能多一些善意。就像《了不起的蓋茨比》開篇那句總是被引用的句話：「每逢你想要批評任何人的時候，你就記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並不是個個都有過你擁有的那些優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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