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太空命運共同體路在何方？

冷戰時期，在寧靜的地球軌道上，重達十幾噸的空間站失去控制，一旦墜入人口聚居地，不僅將造成人員傷亡，更可能誘發戰略誤判，挑起核戰危局。緊急關頭，兩名英雄宇航員挺身而出，進入太空成功控制了空間站，順利化解了一場醞釀中的人類浩劫。這一驚險情節就是2018年1月上映的俄羅斯影片《太空救援》中所描述的場景。科幻與現實交相輝映，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這一情節，就是人類太空探索史的一段縮影。

無限的太空，有限的公域

早在2000多年前，當人們尚未完全揭開海洋的神秘面紗時，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就曾大膽預言：「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進入當代，美國參議員羅伯特·史密斯又斷言：「誰控制了太空，誰就將控制地球的命運！」顯然，科技的邊界就是安全的邊界，在人類尚未盡攬太空浩瀚之時，有關這一新疆域的定位就已有廣泛共識。

然而，與此共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於「太空」概念本身的界定卻存有不小爭議。太空的最低邊界在哪裡？太空是否歸屬於主權國家？等等，這些問題隨著人類向太空進軍的腳步加快而漸次浮出水面。為解決此類爭端，1963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各國在探索與利用外層空間活動的法律原則的宣言》，確定了「外層空間供一切國家自由探測和使用」，以及「不得由任何國家據為己有」這兩條原則。但就在此國際宣言正式通過13年後，巴西、哥倫比亞、剛果等8個赤道國家卻發表《波哥大宣言》，主張「各赤道國家上空的那一段地球靜止軌道屬於各國的主權範圍」，從而使外空劃界問題複雜化。2009年，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又將太空納入「全球公域」範疇，指出其「不為任何國家控制但又為所有國家所依賴的領域或區域」；而後，又於2015年提出「全球公域介入與機動聯合概念」，將包括太空在內的全球公域視為軍事競逐的高地，太空的火藥味撲面而來。

其實，在太空界定爭議的背後，是多方對太空巨大資源的訴求分歧。雖然太空廣袤無垠，但開發價值卻有天壤之別。臨近地球軌道是目前最重要的太空戰略資源，圍繞其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爭奪：

其一，軌道資源。在現有通信技術條件下，同頻段的兩顆衛星在經度上的間隔必須大於2度才能被地面站區分，因此在整個對地靜止軌道上的同頻段衛星通常不會超過150個。無疑，地球靜止軌道資源是不可再生資源。因此，想要發射衛星的國家必須提前幾年向國際電聯申報，以防止衛星相互干擾甚至發生碰撞。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企業都謀求實現通信和導航等功能的全球、全時覆蓋，低成本衛星發射技術也逐漸成型。如近來頻繁曝光的SpaceX已經啟動的「星鏈」計劃，就預計發射1.2萬顆微型衛星。這將帶來軌道資源的大規模消耗，使本已白熱化的軌道爭奪更趨激烈。

其二，頻率資源。與軌道位置相匹配，衛星還需要佔用一定的電磁頻譜寬度來滿足其正常通信。不同頻率的電磁波在大氣中傳播的損耗程度有異，因此處於較低損耗頻段的衛星就能實現更高效傳播。目前，各類通信衛星所使用的電磁波頻段主要集中在0.3~30GHz區間，其中0.3~10GHz頻段間損耗最少，被稱為「無線電窗口」。對於同樣不可再生的頻率資源，國際電聯採取的是「先申報就可優先使用」原則進行全球分配。因此，一些難以躋身航天大國的國家，如湯加王國，就利用這一規則，早期申報了大量的頻率軌道資源並獲得了優先使用權，此後以經營優先使用權來謀取經濟利益。隨著通信衛星數量的不斷增加，衛星頻率資源日益緊張，進一步加大了太空競爭的強度。

其三，軍事資源。作為尖端科技的集合體，衛星會搭載多種最新裝備進入太空，來完成特定任務。其中，涉及科學探索、通信保障等方面的功能大多是公開的，同時也不排除有些衛星軍事化的用途，此乃秘而不宣。長久以來，雖然外空武器化是人類不敢逾越的紅線，但伴隨著新軍事革命的深入，軍備競賽斷而不絕，此種危險進一步升級。如特朗普上台後就推翻了奧巴馬政府直接登陸火星的龐大計劃，決心「重返月球」，並建立了包括國防部長、美軍參聯會主席等軍政要員的國家太空委員會，其軍事方面的考量昭然若揭。同樣作為航天大國的俄羅斯也不甘在新一輪太空競逐中居於下風。2018年年初，普京就簽發命令開發超重型火箭。這種能把90噸貨物運送到地球同步軌道、或把至少20噸貨物送入月球軌道的太空巨人一旦研製成功，其運載俄羅斯重型軍事裝備的能力也不可小覷。

短暫的合作，長期的競爭

合作與競爭，是人類處理彼此關係的基本形式，也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階梯。在太空領域，國際合作構建了和諧的「天空之城」，國際競爭則打造了可怕的「殺人利器」，它們一起塗抹出當今的太空圖景。

在太空領域的國際合作中，最為成功的範例當屬國際空間站。空間站是人類在近地軌道工作的平台，是開展長期和大型空間科學實驗和觀測的最佳設施。國際空間站以美國為首，是包括俄羅斯、歐洲航天局（11個國家）、加拿大、日本和巴西共16個國家合作建立和運行的一項國際太空合作計劃，用於訓練宇航員、開展生物醫學研究、測試新技術、對地觀測等任務。國際空間站於1998年12月開始組裝，2011年5月完成全部建設，至今仍在發揮作用。作為迄今為止參與國家最多、持續時間最長、項目規模最大的太空領域國際合作項目，國際空間站不僅取得了科研成就，更為重要的是，以國際空間站的合作模式為藍本，航天大國在國際空間合作的立法層面也進行了有益嘗試。如作為國際空間站基本合作準則的《加拿大、歐空局成員國、俄羅斯聯邦、美國政府間關於民用國際空間站合作協議》，就為未來類似的國際空間合作項目提供了借鑒。當然，國際空間站雖然名為「國際」，實則將中國等新興航天大國排除在外。直到2017年6月，中國的科學實驗項目才首次登上國際空間站，標誌著中美空間科學合作破冰。

自1957年10月4日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成功發射以來，人類的太空探索史更多地是以競爭的形式書寫的。其中，最為著名的幾次空間競逐至今仍是學術研究和文化產品的鮮活素材，如蘇聯「伴侶號」的發射極大都打擊了美國社會的技術優越感、美國「阿波羅11號」在「登月競賽」中完勝蘇聯、里根政府提出的「星球大戰計劃」等。冷戰結束後至今，國際太空競逐呈現出系列新特點：

首先，從單純以發射衛星數量取勝轉向航天產業整體發展的競爭，在技術研發和對外交流中，強調航天技術附帶的政治價值和外交目的；

其次，太空活動主體從國家主導向企業參與轉向，商業太空探索獲得蓬勃發展，湧現出如太空探索技術公司、Oneweb、Facebook、三星等商業公司參與到太空活動中來的景象；

最後，太空領域的軍事能力對抗有增無減，如美國開展了「施里弗」系列太空戰模擬演習，俄羅斯於2011年成立「空天防禦兵」等。

太空命運共同體：泡沫還是夢想？

對於浩渺的蒼穹而言，地球和人類只是滄海一粟，但廣袤的太空既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大環境，也是人類安全的「阿喀琉斯之踵」。對太空資源及近地軌道的破壞性開發和軍事化利用，都將置人類自身於極其危險的生死絕境。如果我們不能用集體行動、制度規約、協商談判等方式來解決太空領域的分歧和爭端，那麼，此時正略過我們頭頂的一顆顆衛星就將成為威脅人類生存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如今，簡單地將太空形容為安寧如初或硝煙四起，都不能反映太空競逐的複雜全貌。經歷了幾千年文明史進化的人類，從來不缺少解決複雜問題的智慧。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在聯合國層面，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就陸續出台了《外太空條約》《外太空的利益宣言》《向外太空發射物體的登記公約》《聯合國太空碎片減緩指南》《太空和人類發展維也納宣言》等一系列國際準則，這在一定程度上規範了人類的外空行為。但這些準則多數都不具有強制性的法律效力，在具體實施中，更多地還要靠當事國的自覺履約。國際社會也迫切呼喚更為全面、更具約束力的外空行為法律儘快出台。

如果我們走向太空的步伐不會就此終結，那麼人類勢必要選擇一條明智的進路。撥開歷史的迷霧，豐富的太空實踐逐漸指向了同一個方向：構建太空命運共同體。

太空命運共同體之所以是夢想，乃因為這一理念的形成和確立，目前仍受到一些思潮的阻礙和衝擊。一些國家對太空利用心存偏見、對太空治理逃避責任，甚至對人類命運置之不理。在制定太空行為準則的努力中，聯合國相關機構雖進行了積極努力，但因美國在其中有因本國利益而進行一票否決的權力，從而使相關太空準則失去了一定的國際代表性；同時，美國、歐盟、中俄等航天大國都嘗試製定了國際通行的行為準則，但皆因個別國家之間利益訴求的分歧而遲遲無法在國際推廣。2014年2月，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裁軍會議上，中國與俄羅斯再次向會議提交了新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對外空物體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條約草案，但美國拒絕就此展開討論，指出「太空中不存在武器競賽」，因此「沒有問題需要通過武器控制協定來解決」。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顯然與事實不符。美國擁有全球最強大的太空軍事力量，其在軌運行的衛星中，至少有四分之一可用於執行軍事任務，其在外空軍控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目前，個別國家仍然將太空視為其展示武力、製造威脅、渲染矛盾的工具，對太空治理的法制規約提出種種「例外」，從而阻礙了太空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進程。這種早已被歷史和時代證偽的「工具理性」，給太空濛上了愈發不確定的陰霾。

太空命運共同體之所以是必然，乃因為它是解決太空現有矛盾、構建太空共同安全機制的唯一出路。從狹義層面來看，面對未來的智能化時代，人類早已進入到了信息技術的規制當中。人們的生活方式、思考模式和價值範式無不帶有信息技術的深刻烙印。技術規制下的當代世界，早已無法回到信息技術廣泛採用之前的時代，更無法承擔「信息黑障」帶來的系列社會和安全問題。在更為廣義的層面上，已然十分擁擠的近地軌道空間一旦發生戰爭，產生的飛行器碎片將會引發可怕的「雪崩效應」——每一次撞擊並不能讓碎片互相湮滅，而是產生更多碎片，而每一個新的碎片又是一次新碰撞的危險源。而即便不發生大規模的太空戰，以當前太空垃圾的增長速度，有科學家預測，到2300年，任何東西都無法進入太空軌道了。因此，以和平的方式利用太空，以共同的擔當治理太空，是人類的唯一出路。

沒有什麼地方不能被看成戰場，沒有什麼技術不能被用于軍事，而軍事技術的先行發展一直是人類無法控制和迴避的鐵律。構建太空命運共同體，我們自然不能用軍事化的思維去籌劃太空戰略，但同時也不能馬放南山、鑄劍為犁。備戰是為了不戰，「武」字本身就是「止」與「戈」的合併。繼承了傳統文化「和合」思想的中華民族正在進行新時代的復興偉業，必將在太空合作與安全領域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建設性作用，為太空命運共同體的實現展現大國的應有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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