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莎·布塔爾：口誦在文化中構建記憶
展廳牆面上有許多不同幾何形狀的小框，大多成組、緊密地排列，也有個別離散在群組之外。深淺交替，讓人想到打開的書頁。藍色、米色或黑白，這些小框在牆面上堆疊成顏色與建築組群，把牆面變得如紙薄；又像一面面小窗，將當前的空間與另一端相接。
Astha Butail，Turning towards pure white，2016
這些抽象的牆面裝置來自印度藝術家阿莎·布塔爾（Astha Butail）長久以來對口誦傳統（Oral Tradition）的濃厚興趣與田野調研。2017年初，在印度班加羅爾SKE畫廊舉行的個展「存在的軌跡」（Locus of Being）展出了八件與《梨俱吠陀》（Rig Veda）和印度當地的口誦傳統相關的作品，運用了木、銅、樂器、棉線和手紡平織布等多種媒材。布塔爾認為她的作品「佔據而非構建空間」，且「空間是由觀者對存在的意識所決定的。」
Astha Butail，Locus of Being個展作品，2017
節奏是布塔爾試圖通過作品重現的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具體觸感。《不動之動》（Immobile Mobile，2017）中，60個小框以不同的速度與頻率運動，營造出節拍器般重複的節奏；《日將出》（The sun will rise，2016）中，31個小框以太陽出落的節奏定義晝 ，每個框代表一晝，共同形成對一個月的定義。這些小框的尺寸好像是精密繪圖的產物，似乎遵循著某種隱性的秩序感。布塔爾還會令人驚訝地運用「無聲」讓我們領受這些節奏所天然帶有的聲音。如《部分真空》（Partial Vacuum，2016）通過改造笛、鼓、簧風琴等樂器的發聲裝置使其「失聲」，以此探討聽覺的「真空」，從而喻示一種失傳的語言，並延展到失傳的文化。在梵語表演《靜之誓》（Vow of silence，2016）中，因發誓沉默而禁止自己發聲的布塔爾用玻璃筆書寫無形的回答。
在這場展覽中，唯一透露了口誦傳統所依賴的作為介質的人的作品，是《十個方向》（10 directions，2014-2016）。觀者可以打開10個非對稱的抽屜，其中藏有25張詩意的字條，分別體現出同情、愛、自由、平靜、痛苦、憎恨、失敗、挫敗、悲傷等情感。這些看似恆常的人類情感，經歷了漫長的人類文明進化史，與理性相糾纏，在口誦傳統中被保留下來。布塔爾的最新作品幾乎是《十個方向》的續作，這件名為《（3+1）柜子》（(3+1) CABINETS）的裝置以三根銅管連接四個柜子和一張含有四個凳子的長凳。「我希望為每一種文化都構建一個共享的、可相互參照的基礎。……長凳象徵人性，三根銅管寓意三種並行的口誦文化——波斯、猶太與印度吠陀。」觀者可以開關抽屜與滑門，發現內部的一些物件或字條。這些物件和字條，都與布塔爾最近的一次長途旅程相關。2017年，布塔爾憑藉其提案「當書寫缺席時」（In the Absence of Writing）榮獲最新一屆寶馬藝術之旅，從2017年6月到2018年3月，如願以償地探訪了三大口誦文化，實地走訪了伊朗亞茲德，以色列耶路撒冷，英國倫敦，印度的瓦拉納西和新德里，拜訪當地的口誦技巧教學作坊。
Astha Butail，Crossing Ⅴ，2013
每到一地，布塔爾都會邀請受訪者進入一個特製的帳篷進行訪談。帳篷作為一個相對私密的會客空間，並不向公眾開放，而僅限受邀的親身實踐口誦傳統的學者或學生。帳篷的設計會隨地點的不同而改變，比如採用不同密度的手工平織布作為帳篷的面料，而平織布也是布塔爾創作中比較常見的一種材料。通過帳篷，她將這些實地調研的現場轉化成了一種屬於她的創作空間。
要了解口誦，首先要意識到記誦依賴語音。在印度，吠陀唱詩所用的語言是吠陀梵語，而其字母來自源於婆羅門文字的梵文字母，其輔音與母音的發音會根據其在單詞中的位置而變化，這被稱作「字母的花環」（var?amālā）。在伊朗，阿維斯陀語（Avestan）的字母被稱為Din Dabrieh或Din Dabiri，在中世紀波斯語中意為「信仰的手卷」。「信仰」（Religion）一詞的拉丁語詞根是「Religare」，意為「自我重複」。而在耶路撒冷，希伯來語在復興後成為了一門活的語言。這些語言都在各自的傳統中被用來保留原本的口誦信息。
Astha Butail，In the absence of Writing，2017
口誦是一種僅憑口口相傳、而不藉助文字的傳統。在印度，誦詩依賴一套嚴密的記號系統，運用嚴謹的數學序列與圖案來幫助記憶。有時會刻意用倒序來記憶。這些規範與技巧都讓口誦更像是一種機械式的複述，其意義被刻意地同語音分割開來，讓人的背誦與語音成為歷史的單純媒介。布塔爾說：「口誦記憶應當是群組式的。……口誦傳統是一種與相應文化緊密貼合的表演和能量。」
口誦用的吠陀梵語與古梵語不同，但唱誦基本上用的都還是吠陀梵語。布塔爾介紹說在希伯來語中也有類似現象。聖經中的希伯來語和今天常用的希伯來語也不同，不過主要表現在書寫上，口語發音還是基本保持一致的。這也是讓口誦傳統能夠延續的一大原因。
為了調研，布塔爾需要克服巨大的語言障礙。在大多數會面中，都是她、受訪者與翻譯三人同時在場。在旅程開始前，布塔爾就已經學習了梵語。她告訴我，梵語不能算是自然形成的語言，它不是從市井中誕生的，而是由精英為了學術與宗教而構建起來的人造語種。「當然你也可以說所有語種都是人造的，但梵語是一種對自我角色認知非常清晰的語言，它的構建即是為了傳達最崇高的精神與智識之美，幾乎觸碰到了人類智力創造的極限。它同時還擁有一種超凡的微妙。」
Astha Butail，In the absence of Writing，2017
梵語屬於印歐語系，對構建古印度文明至關重要。公元前1000年之前的思想記述用的基本都是梵語。梵語的詞形變位非常豐富，比如從名詞的結尾可以判斷其數量（單、雙或更多）。再如，從一個詞就能判斷其在語句中的位置，因為作為主語和賓語的詞的末尾各不相同。如果想表達的意思是「和它一起」、「為了它」、「來自它」、「在它上面」或「屬於它」，這個「它」的末尾都不一樣。因為一個詞需要有表達單、雙及更多三種數量狀態，因而僅一個名詞的詞形變位就多達24種。在此基礎上，可能還有其他28種根據時態或其他語態而導致的不同變位。也就是說，總共有28乘24種不同組合來表達一個名詞。動詞的變位就更多了，有上百種，非常複雜。公元前四世紀的印度語法學家帕妮妮將梵語語法簡化到了4000條語法規則，所以只要掌握了這4000條語法規則，你就能搞定梵語了。
Astha Butail
我請布塔爾分享一首她學梵語時的古詩，她就先向我科普了《梨俱吠陀》詩集。這部詩集分為10組曼陀羅。因為口誦史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書，所以沒有目錄，而每一圈曼陀羅代表了一組目錄，讀者可以從每一圈中選擇起始點，從而構成許多不同的組合（有點類似中國的迴文詩）。布塔爾選擇了No 5.82（這個編號代表的是5號曼陀羅中第82號詩），她說更理想的情況是錄一段語音，但因為種種原因，還是暫且先用文字表述：
Tat Savitur Vrinimahe Vayam Devasya Shreshtam Sarvadhatam Turam Bhagasya Dhimahi
（那愉悅，那滿足，那最佳的或那最強大的成就，那能承載萬物的胸懷，那極樂的主宰，它達成了目標，而我們選擇它將我們自己包裹）
Asya Hi Swashstaram Saviturah kach chan Priyam Na Minanti Swarajyam
（他的自我勝利存於他的欣悅，比任何人更甚，他是這欣悅的主宰，這欣悅無人能將它破損分毫）
Q&A
Q：您作品中的秩序感讓我印象深刻。對您來說，秩序感意味著什麼？
A：作品中的秩序感對我來說十分重要，我在秩序感中找到平靜。在我的作品中，每個單元都像一段編碼，一個實體，並且總是相互關聯，好像彼此之間可以對話，亦無法孤立存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形成了一些數學模式，並代表著生長。 而生長離不開秩序感。
Q：請問出行前做了哪些準備工作？有發生什麼意外嗎？
A：雖然我在出行前做了許多調研，仔細列了一個拜會訪談的名單，但總會有原本沒在名單上、但很重要的人冒出來，讓我驚喜不已。
Q：這次旅行對您的創作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A：2014至2015年，我把一種名為金哈（KINKHAB）的古老鍍金布料用作《幸福七軛》（Seven Yokings of the Felicity，2014-2015）的材料。在瓦拉納西，只有兩家工廠能將金做成金紡線。這組蓬帳形的裝置展示了布與線之間的轉換。通常，金哈只能用24英寸的小型織布機織造，但我特意設計製造了一款36英寸的織布機來實現這件作品的尺幅。
Astha Butail，Seven yokings of the felicity，2013-2015
對我來說，金象徵著口誦傳統的延續。而這次旅程讓我在創作中納入了不少新材料，諸如銅、水、空氣、空間。同時，我也將創作拓展至表演與錄像等非常強大的創作媒介領域。雖然歸功於技術進步，如今大量的口誦禱文已經被寫下來了，但這也會伴隨著一種取代或削弱口誦傳統的風險。與此同時，文字記錄卻也在保護口誦內容免於流失。但其實表演和影音的記錄形式比文字更重要，因為它們可以把語音也記錄下來。這也將是我在創作中會繼續嘗試的方向。
Q：金、木、水、火，這些基本元素或者說能量經常出現在您的創作中。在您看來，這些元素在口誦傳統中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
A：我很認同你的觀察。木、火以及剛才提到的金，比較容易讓我們想到能量。但是，在不同的口誦系統中，對水的禱文相較其他元素而言，才是最特別的。在印度，孩子們從小就要學習水禱文。每餐前都要唱誦水禱文，小啜一口水後才能開始用餐。在一些特殊場合，水禱禮會有特別的儀式：在一張鋪滿稻米的床上，水被盛在銅器中。通過集體或重複唱誦，能量被注入水中，而經唱誦的水就被認為是吉利的。家人會將其灑滿房間各處，以消除空間中的負能量。在伊朗，如果禱告用的水不是井水或井乾涸了，那相應的儀式都要暫停。在耶路撒冷，水禱意味著凈化。在這次的新作品《（3+1）柜子》中，水流經銅管，一如水與水禱文連接萬物。
Astha Butail，Broadened Sky，2014
Q：在您看來，語言的變化對口誦傳統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A：口誦史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而語言的演變不斷受到新時代的影響，書面語受到的影響相較口語還來得更多。可能唯一保持不變的是大部分語音。有趣的是，我在兩個相隔遙遠的地方接觸到了非常近似的語音，一個是印度南部的廓爾喀語，另一個是亞美尼亞猶太教徒的語音，兩者基本都用喉部發音。
Q：對您來說，之於歷史，書寫與口誦有何不同之處？
A：2014年，理查德·貢布里希（Richard Gombrich）在牛津大學的首場講座上提到，現存的梵文手稿共有200萬卷，而古希臘與拉丁文手稿合起來才3萬冊。相形之下，留存下來的梵文書卷是海量的，其中不少手抄本仍保存在私人圖書館與寺廟中。這些文集體量之龐大超乎想像，內容從各種性交體位的繪本、算術、吊大象的指導手冊到建築、天文、醫學、宗教、語法、地理等等，包羅萬象。如果我們要去比較口誦史與書寫史，那麼口誦需要做到一字不漏，所有內容必須熟記於心。所以口誦史是一種複述，而非講故事，它不會根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演繹。也就是說，口誦是沒有作者的。
文 / 顧靈
*本文原載於周末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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