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達：六十年代的愛情——我始終忘不了暮色中回眸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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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的愛情
雷達 | 文
韓金菊的故事藏在心中多年，堵在心口，不寫出來難受，但真的一寫，幾次傷心得寫不下去。
01
還得從1956年的除夕夜說起。老師們的孩子都聚到大院子里看放炮。因為是座新組建的學校，老師們來自各方，老師的孩子們也暫不相熟； 但孩子與孩子永遠是無隔閡的，很快就黏到一起，甚至不問姓名就玩上了。
暗夜裡，我突然發現一雙明亮的眸子在閃耀，光芒划過了夜空，與我的眼光如電流一般不時地撞擊。她，靠在窗台上觀看； 我，在空場子上奔跑著不斷「摜炮」。「摜炮」是一種用紙包著的火藥炮，只要狠狠地「摜」到地上，就能發一聲脆響，濺起火花，並不需要多大膽子。在這雙眸子的注視和鼓勵下，我摔得更加起勁，跑得更加歡勢，像個大英雄似的。她就是剛來到蘭州的金菊。她和母親跟隨繼父，來到了這所學校。這學校是一座古建築群改成的，緊貼著小西湖和黃河。她家被安置在坡下河邊的一個獨院內。我家來得早，在坡上另一所小院。轉年我就十四歲了，在上初中。
金菊姓韓，來自甘肅南部的岷縣。那時的人一提起岷縣覺得很遙遠，似是一片神秘之地。那裡有滾滾的洮河，高高的太子山，還有二郎山「花兒會」，盛產藥材當歸。那裡當時還保留著一些奇風異俗。我見過來自岷縣、被稱為「神婆」的中年女人，她們專門看風水，看病，預測吉凶。她們穿著像馬王堆出土的古老的黑袍子，挽著高髻，足登船形鞋，鞋尖兒翹起個彎彎鉤，高鼻深目，表情凜然，結伴從蘭州街上颯然而過，像忽然飄來的一團黑雲。所過之處會突然靜下來 ，人們目注她們走過，像看怪物。作為孩子的我，嚇得不敢出聲。
然而，來自岷縣的金菊，卻雙目清澈而流慧，說起話來柔聲細氣；她身材苗條，皮膚不算白皙，是淡黃的小麥色，卻好看，她的眉宇間含有一股英氣。她常常挎著籃子，牽著小外甥女，經過我家門前去買菜。那年她十二歲。1956年的蘭州七里河，像個大工地，寬闊的石子馬路上，日夜穿梭著大卡車，街邊大喇叭里放著歌，有一種節日氣氛。那時在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從七里河往西，正建設著石油，化工，機械，電力等一連串國家級大型工廠。那時已有了敖包相會這支歌，有一天，我望著金菊婀娜的背影，聽著廣播里的這支歌，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感動。我還想起陝北民歌里唱的，乾妹子好來實在是好，走起來好像水上飄，她的步態，意緒，與歌里的意境是那樣貼合。雖然那時我們都還是孩子，但少年和少女之間會有一種潛隱的心靈萌動，我感應到了，她應該也感應到了。
她家是生柴火灶的，我家是生炭火灶的。她常在湖邊撿干樹枝，不時蹲下，用布裙子包起來，湊成一堆。我常愛在湖邊轉，就幫她撿，互相笑一笑，並不說話。湖上起了大風，是撿柴的好機會，她會出來，我也出來，像約好似的，我們在湖邊忙活一陣子，她的劉海被風吹起來，現出光潔的額頭，背景是正在起浪的黃河。可是，有一天我因事到她家，她一見我立刻轉身躲了起來。這一躲，讓我無法平靜了。我下決心寫了一封信，當面交給了她。好長時間沒有動靜，颳風天她也不出來了，我已絕望；沒想到她把回信寄到我上學的西中。她字跡娟秀，說了些互相幫助，共同進步的話。這封信我一直裝在棉褲口袋深處，晚上睡覺也不脫棉褲；這反常的舉動，終被母親和姐姐發現。她們趁我熟睡，偷看了信，並沒有責怪我。可見她們也是喜歡她的。
▲韓金菊女士遺照
有一天，在湖邊，我吹笛子，吹的是二小放牛郎，她走過來說，你吹的真好聽。這是她和我面對面說的第一句話。後來，她對我說起她的身世。她是個遺腹子，快出生時父親忽然病逝。她說她的生父聰明好學，人才出眾，每天晚上都要給她母親講一個故事。說到這裡，她顯得很自豪，無限神往的樣子。她說為了生活母親才改嫁的，繼父待她也很好。
1957年夏天，我考上工農速中高中部，要到遠郊去上學。母親的工作也調到城市東頭，我們要離開小西湖了。全部家當用兩駕大馬車就裝下了。母親催我快動身，我遲遲不動，母親發火了。我找借口拖延著，希望最後能再見她一面，告訴她我要走了。可是那天怎麼也等不到她。我只好飛奔到坡下她家院子前，一看，門上掛了一把大鎖，她全家人外出了。我怏怏地離開了。未想到，這一別竟有四年多，互相不通音信。因為聽說不久她也走了，沒有人知道她們到了城市的什麼地方。
後來才知，58年肅反，她繼父被定為歷史反革命，開除公職，逐出教育界，遣回原籍改造。當時的遣返，除了本人，一般也動員家屬跟著下去。雖有些臨時優惠政策，但那將意味著失去城市戶口，丟掉每月保命的糧票，以及在蘭州上學、就業的資格等等。戶口，那就是命啊，失去了會一落千丈，失去了是多麼可怕啊。於是她和母親開始了與人事和戶籍方面的捉迷藏，在這座城市裡不停地遷居，總算熬到了政策鬆動，她們的戶口保留了下來。
02
1960年冬，饑饉年月，人心惶惶，北風瑟瑟，滿眼荒涼。蘭州的偏僻街巷深處，垃圾堆旁，時有餓殍倒卧，多日無人收屍。市面櫃檯空空如也，只有極少飯館營業，憑全國糧票可賣到一碗湯麵，需排隊，迅即賣完打烊。盤旋路的飯館門前，一個姑娘，剛端上一碗面，迎頭一雙黑皴皴的大手，從碗里捧走了全部東西，女孩受驚，空碗掉在地上碎了；一個男子，好不容易買到面，他餓極了，剛要狼吞虎咽，一雙污穢的黑爪子從背後襲擊他，迅如閃電，污爪呈半合十狀，能連湯帶面完整地捧走。男子豈肯甘休，追上來拳打腳踢，可任你打得亂滾，乞丐仍不停地狂吞著掌中的麵條，一陣拳腳雨後，離披污穢的長髮縫中，露出一對小眼睛，閃著怯弱的凶光，陰氣森森。路人已司空見慣，漠然地觀看著。
1961年春天，我重新與金菊取得了聯繫，相約某個周日在鄧家花園門口見面。她走過我眼前時，我認不出了，儼然是個大姑娘，身材高挑，面容姣好，梳著短辮子，穿一身藍布的斜襟罩衣，既像個村姑又散發著城裡女學生的青春氣息。她少了以往的靦腆，羞澀，變得開朗了。她告訴我，她在讀高一，就在眾所周知的一所名校，後年她將面臨高考。她家新搬的地方在自由路某號，她說她媽很想見我。擇日，我找去了，是在一座三進深的套院里，她家在盡裡頭。她媽像對待未來女婿一樣歡迎我。
她媽說，缸里快沒水了，你們去挑吧。其實是讓我們單獨多待一會。那時蘭州部分街道還沒通自來水，吃的是黃河水，挑來倒進水缸，用明礬使之沉澱後食用。那時「水客子」也沒絕跡，即專門挑著黃河水，沿街叫賣的一種苦力。我不會用桶打水，差點把水桶滑到河裡飄走，金菊奪過扁擔鉤兒，一甩，就鉤住了。她用扁擔鉤兒打水是一絕。她微笑著說，你真是文縐縐的大學生。我搶著擔水，她不爭，跟在後面。我轉身紅著臉說，你笑什麼，她不語。我挑得晃晃悠悠，差點歪倒；說實話，肚子餓，身上沒勁啊。待挑滿了水缸，她媽早切好了兩牙青稞麵餅擺在桌上，金菊遞給我一牙，我們就著開水，默默地吃著。
我這才注意到，她家屋檐下，窗台上，台階上，擺滿了紮成小捆兒的像小樹苗樣的東西，在晾曬。我問這是什麼，她說這是當歸。我說這麼多啊，哪來的？她說從岷縣拉來的；就不再多說什麼。她翻曬著藥材，不時生嚼半根，看著我笑，說你不懂吧，補血。她倚著磚牆，交叉著腿，嚼夠了，就輕輕吐掉。那樣子至今我還記得。
這時，她家走進來一個甩著膀子，大搖大擺的人。沒進門就先嚷，渴的很啊，趕緊泡茶！是一口岷縣話。她母親像迎接貴賓一樣把他迎進了門。原來，這是岷縣某單位的大卡車司機，專門跑岷、蘭一線，是他們的老鄉。他看上去比我略大點兒，紅臉膛冒著光，微胖，橫肉外鼓，一臉得意。自言老師傅病了，車由他一個人開。不管金菊還是她媽，都盡量陪著笑臉。
雖然給他介紹了我是蘭大學生，他連正眼都不看一眼，傲氣十足，只不斷盯著金菊說話。那年月掌方向盤的人還了得。他眉飛色舞的炫耀，說他幫人弄到過多少羊肉和白面。她母親用讚賞的表情附和他，無形中冷落了我。屋子裡的氣氛變得莫名的緊張，是我和他之間微妙的緊張。從他們的話里推知，她媽正在做一種轉手的小賣買，即從岷縣葯農手裡購進一些低價當歸，轉手銷給蘭州的私人或中藥鋪，從中賺點差價。於是，這個傢伙的卡車能「順便捎貨」，就變得十分重要了。我當時想，這不成了投機倒把了嗎。書獃子的執拗，不諳世事的清高，加上這傢伙的狂妄，燃起我極大的反感。我隱約聽出，暑假期間，金菊還要跟他跑一趟岷縣，去「進一次貨」，就坐在副駕駛座，因為路遠，中途還得住店過夜。一想到這有可能發生些什麼，一股說不出的無名火攻上心頭。這怎麼行？這方便嗎？這像話嗎？我坐不住了，倉皇告辭。金菊送我到門外大街上，我再也忍不住了，高喊著，發泄著，開汽車的有什麼了不起，狂什麼，狂什麼呀！
那年月，大貨司機，掌勺的大師傅，賣副食的，糧站過秤的，公安局的，開飯館的，都是些最厲害的人。誰能撈到這樣的崗位，那就肥了。面對著方向盤，盛飯勺子，糧站的秤，糧票、布票、豆腐票，無論男女老少，誰能不低頭呢。艾青詩里曾有這樣的句子：「飢餓是可怕的，它使年老的失去了仁慈，年幼的學會了憎恨」（《在北方》），真是千古絕唱！其實，失去的何止仁慈，愛心，還有人倫，道德，貞操。大一時我所在的蘭州藝術學院，有個學舞蹈的天仙般的女孩，平時挽著高髻，穿著燈籠褲，扭著腰肢，揚著下巴走過人前時，何等傲慢；可她居然和掌大勺的炊事員發生了關係，並且決定嫁給他。這件事轟動了學院，許多男生想不通，直捶腦袋。沒辦法，肚子餓是硬道理。據說饑荒過後，這女孩後悔死了，想離卻離不成。
在這飢餓的年代，社會上的沉渣也泛了起來，聽說販毒的，賣淫的，貪污盜竊的，投機倒把的，轉賣人口的，開地下黑工廠的，層出不窮。我的內心深處，對金菊母女甚至都產生了某種懷疑。當然，事後證明，是我想錯了。我沒有想一想，在這餓死人的年頭，她們娘兒倆沒有任何經濟來源，要活下去，不這樣販點當歸，賺點小錢，又能怎樣呢。
暑假到了，金菊真要跟這傢伙去岷縣了，我得知了時間，再也坐不住了，用「目不交睫」來形容我的熬煎，一點也不過分。我吃不下，睡不著，常常走神。家人讀不懂我，我也不想對他們說什麼。可憐不到二十歲的我，經受著如此無法告人的折磨。此時，我獨自作出決定，也到岷縣去，跟住他們。長途汽車並不每天有，我只得坐火車先到隴西，然後坐汽車下到岷縣，這對從未出過遠門的我，充滿了冒險。我已無法安頓我那顆無比煎熬的心了。
到岷縣時，天下大暴雨，一片昏暗，只記得過了一座木弔橋進入縣城。雨如注，愁殺人，我只得就近住到一家茅草小店。所幸店中住了避雨的腳戶哥兒，他們見我人地兩生，邀我盤腿坐在土坑上，邊啃干饃，邊喝罐罐茶，邊聽他們唱了大半夜的「花兒」；聽得我如醉如痴，暫時忘了痛苦。這情景我後來寫進了我的散文處女作《洮河紀事》。
天亮，雨過天晴，我找到她舅舅的家，某某巷5號，我豁出去了，準備與金菊和那個司機面對面。她舅以前在蘭州我們見過。他大驚，說這麼遠的你怎麼來了。我謊稱學校組織搞社會調查。他說，太不巧了，金菊坐汽車剛走，回蘭州了，不然你跟上車可以省些路費。他哪裡知道，我就是跟蹤而來的。
且不說我在歸途上如何辛苦。我追到蘭州的當天黃昏，疲憊不堪，仍跑到她家。她也剛到達不久。她示意有話到外面說。我帶著醋意說，怎麼樣，一路上好吧；跟著那傢伙發大財了吧？她聽著，忍著，一直不語。不得已，我挑明了說，我都不知道你們晚上怎麼睡覺啊。她聽著聽著，猛地掀起花格襯衣，腰間赫然現出了一條用牛皮帶和麻繩緊緊編織的奇怪的「褲帶」。她說，刀子都割不開，只有我能解開。我驚極，呆立無語。她徐徐地說，這你放心了吧。說完，低泣，用袖子抹淚。我渾身顫抖，想上去擁抱她，被她一把搡開，差點栽倒。那是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慘淡而炎熱的月光灑下來，照著她還沒來得及洗去的風塵，蓬頭垢面的，我也灰頭土臉的，我們就這樣對視著，默默無語。她當時並不知道，我跟了她一路。
03
1963年夏天，她高考。她是著名中學的高材生。考後，她約我到她學生宿舍幫她搬東西，算是告別母校。那天她特別興奮，因為她考得好，話也多了。她還講起，每晚上女生宿舍都會說「黃話」。我問啥叫「黃話」,她笑著說，就是女生們對男生一個個品頭品足。忽然，在雨後泥濘的巷子里，她一滑，我去拉，兩人都摔倒了，書撒了一地。她埋怨起我來，說是我把她拉倒的。過去她從來不這樣。我吻幹了她臉上的淚。我已發現，她的情緒是不穩定的。我們共同感到，有個巨大的陰影在頭頂盤旋，它是什麼，不明確，但肯定存在。所以才有了她的忽啼忽笑。
那個暑假，她母親去給她姐帶孩子了，白天家裡就她一個。這給我們留出了空間。我們在靠窗的方桌上喝水聊天。每天她給我泡杯劣質花茶，我已學會了抽煙，也是劣質的。聊著聊著，我會站起來繞到對面她的身後，輕撫她的頭髮，耳朵，她立刻彈跳起來，把我推回到對面的椅子上，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最終，是兩個年輕的身體緊緊纏繞在一起。有時我們吻得喘不過氣來。但最後一道關，是萬萬不敢突破的，不管怎樣難以克制，甚至兩人頭上都出汗了。那個年代，未婚先孕，「不正當」男女關係，一旦發現了是要出人命的，聽說過卧軌的，喝滴滴畏的，私自處理大出血而亡的，極恐怖。何況我們尚處在懵懵懂懂階段。我們每天繼續著那樣的功課，有個陰影一直跟著我們。有時候會想起，她的遠在鄉下勞動改造的繼父，但又覺得那遠得很，根本不會影響什麼。
卻無任何消息。整個夏天極其沉悶。有一天我一進她家，見她嗚咽著說，你怎麼才來？我說，你昨天不是不讓我再來了嗎。她抱著頭，疼痛地喊叫著說，我頭疼得快炸了，活不成了，你趕緊給我買幾片止痛片去。她從沒這麼失態過，平時是矜持的。止痛片？我都沒注意是啥樣子，嘴裡念叨著「止痛片」，趕快衝到大街上。那年那月那天，要是有人注意的話，定會看到，一個小夥子穿行奔跑在南關什子，喘著氣，四處找藥店。等我捏著藥片回來，一推門，見她淚流滿面。她說，你怎麼去了這麼長時間？我說這邊我不熟，半天找不著藥店。她吃了兩片葯後說，你回去吧，我要一個人歇歇。
發放錄取通知的時間到了，結果也出來了，任何學校都沒有她的名字。後來有人傳出考分，她排在靠前的位置，那絕對可以進一、二等高校的，但沒有她，比她成績差很多的都考上了。這對她的打擊實在是致命的。這個心強的女子，今後該怎麼活。我不敢去看她。幾天後我們見面，我不停地說，不要緊，不要緊，抓緊複習，明年再考。她說，明年也考不上。一語未終，我倆眼圈都紅了。
▲1965年的作者雷達
04
天無絕人之路。原以為她要長期在家閑呆下去，不料當年冬天，她就考取了西郊一所大工廠的學徒工，成為一名青工；原以為她會因出身問題吃過苦頭，從此遠離政治，然而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在另一條線路上邁進。她具體怎麼優秀，我不了解，在我看來，她是柔弱的，內向的，淡泊的人。好幾個周日我去她家，都沒等到人，只能偶見一面。當時的她，每天提著李玉和式的那種月牙形鋁飯盒，穿著深藍粗布工作服，把辮子盤在頭頂壓進工帽里，走起路來一陣風，匆匆登上西去的通勤火車，快半夜才能回到城裡的家。後來乾脆住在廠子里。只聽說她特別能吃苦，任勞任怨，能承受高強度勞動，善良且樂於助人，得到上下一致的好評。1963年到1965年間，她煥發出驚人的能量。柔弱的她，內蘊著不屈服命運的頑強。
那時「困難時期」尚未過去，「蘇修」背信棄義，國家內憂外患，低迷，飢餓，混亂，於是迫切需要一種精神來振奮。1963年3月5日，毛主席為雷鋒題了詞，全國掀起了學雷鋒熱潮。金菊作為「出身不好」卻表現突出的「典型」得到了肯定。簡直難以相信，短短几年間，她不但入了團，而且當上了大車間的團總支書記，文革前，成了車間領導成員。她正在進一步爭取入黨。過去我看不出她有多少政治細胞，現在卻成了單位里的政治新星，可見時勢和政治的力量多麼大，在重新塑造著人。
現在回憶，那時事情多，見面少。我搞四清就搞了快一年，她更忙。只記得，有次她難得地約我在五泉山東龍口見面。我們一起吃了些零食，天近黃昏。她忽來了興緻，指著路邊一片假山和園林說，我藏起來，你找我，咱們賭輸贏。我說好啊。可我怎麼也找不見她，漸失去興趣，看見路邊有彈三弦唱道情的，就去圍觀，看得入神，忘了再找她。過了好久，她拍著我的後背說，你走不走，不走我走了。我就跟她一起下山。她一路沉默。我說你藏那了，那麼難找的。她低頭不語，竟流淚了。到三愛堂門口，我要送她回家，遭拒，我們鬱郁地各回各家。
果然，我們中間發生了一次很大的誤會。她聽信人言，說我母親完全不認可她這個學徒工，說她身體多麼差，這門婚事怎麼可能呢。她說，你是孝子，你是大學生，我是學徒工，你什麼都聽你媽的，我配不上你，咱們分手吧。她約我在下西園火車站見面。那是大雪後的一個下午。她從東面來，我從西面來，寒風料峭，白光刺眼，在鐵道邊的斜坡下，我們站定了。她像背書一樣冷冷地說了以上的話。我說，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我把你看得比我自己還高。她仍搖頭，含淚登上郊線的班車。
1965年夏，我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工作，離蘭那天，她因為加班，沒來送我，事後寫了一封長信，還另寄了三十塊錢，說怕我初到北京，人地生疏，吃不好。當年的三十塊錢不是小數，那是她的血汗錢，我趕緊寄還了。
那時，她常給我寫信，每封信都是教訓加鼓勵，總是說，階級鬥爭複雜，你一定要站穩立場，一定要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例如這封信：
「來信收悉。對你獨游時的狼狽相感到既可憐又可笑，我似乎看到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今天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形勢太不相調了，難道你不覺得這種感情已遠遠落後於時代了嗎，達學，你應該是堅決拋棄非無產階級思想，爭當時代的先鋒的時候了……，現在我的政治嗅覺比以前大大提高了，無產階級的觀點，立場也基本形成了。我覺得我們以前的日子都白白渡過了，太無意思了，假若我的思想以前就象現在一樣覺悟，我絕對不會得腦子病，那幾年自己心胸太狹，想不開事。現在腦子靈是還靈，就是不能久用，而且健忘，尤其天熱了，下午經常昏頭漲腦的，對工作有一定的不利。還好，今年以來，體子強了，還不至於躺在床上，但總歸不如腦子健康的人……"
▲韓金菊來信
這封信所表達的觀點，情感，思想，很能代表六十年代前期一個積極向上的青年的精神面貌。像她這樣溫和淡然的人，也在頻頻談論無產階級的立場是否成形，政治嗅覺是否提高，是否堅決拋棄了非無產階級思想，她把一些政治術語運用得很熟。不過，到了1966下半年，就再也不見她的來信了。
1966年夏天，文革狂潮來了，我母親在學校里被打，打得重，精神也不正常了，多日不食，僵卧在床。她聽說了，雖對我母親有意見，還是在我家門口徘徊再三，走進去看望。我家是學校家屬院最破的一間半。她來後收拾屋子，準備做飯。這時學校打人最凶的造反派頭子何某某突然闖了進來，帶著一幫人。質問她是什麼人，好大的膽子，敢給牛鬼蛇神做飯，不說清楚是什麼關係，你今天休想走。
那是個悶熱的傍晚，忽然下起陣雨，何某某把她推搡到院子里淋雨。不料她大聲說，我是某某工廠某某車間的革委會副主任，說著亮出了紅袖標。一個女造反隊員尖叫道，噢，那我知道你，我叔叔常說你。問你叔叫什麼，一說，金菊說那是我師傅呀。女造反隊員遂親熱地把她從雨地拉進屋。何某某仍用陰沉的懷疑的目光看著她，但不再吱聲了。
這一幕，遠在北京的我，很久才聽說，心中無限感動。在那個年頭，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那時，全民族陷入狂熱，沒有人不被政治綁架，除了鬥爭，還是鬥爭；要麼跟著走，要麼推著走；要麼觸礁沉沒，要麼失去航向。任何地方都是好幾派林立，每一派都說自己一派最革命，對方是反革命，就是神仙也拉不住，辨不清。我人在北京，也能感知，金菊正被兩種力量苦苦夾擊著，一個是政治鬥爭的暴風驟雨，一個是疾病的苦苦糾纏。這個曾經的學雷鋒模範，五好職工，團總支書記，被混亂的政治潮流裹挾，無所適從。聽說她很快就作為保皇派的骨幹被打下去了，險些被斗。
1966年冬天，全國大串連，我們剛畢業參加工作的65級同學中，有人搞起「返校鬧革命」，成立了「莽崑崙65兵團」，回來的人都住在大教室里，白天寫大字報，吃飯就在學校灶上白吃。我也從北京請了假回來，想藉此機會回家探望老母，同時見見她。卻怎麼也聯繫不上她。有人說，她兩次暈倒在車間，被人救起。
有一天，蘭大操場舉行批鬥原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大會，搭了高台。汪是著名老革命，我也是頭一次見，方頭方臉的，穿著件舊綠軍大衣，被幾個紅衛兵架定在檯子上坐噴氣式。觀者如堵，舉起的拳頭如森林，口號聲震蕩著天空。忽然在人群中，我發現了金菊，她也發現了我，她的面色在一瞬間慘白如紙，不知是什麼原因。我們擠出人群，退到離操場很遠的地方。她說她早不上班了，請了長病假。她問我住哪，我說我只能住到學校。那個造反頭子何某某，有天我差點在我家撞上。我出門後回望，確實看見一個戴黑邊眼鏡的大漢，向我追來。我一拐彎，又不見了。運動開始時，我曾寫信要家裡清理「四舊」，這信被何某搜出，他不僅給我北京的單位寫材料，還揚言要抓我。
我們緩緩走到大街上。鬥爭大會結束了，馬路兩側人擠人，水泄不通。紅三司的車隊開過來了，前面是一支軍樂隊開路，吹奏的是「造反有理」，節奏強勁而有力，後面是十幾輛卡車，車頭架著重機槍，每輛車上站滿了男女紅三司戰士，一律著軍裝。「黑幫分子」分列車兩旁，掛著打紅叉的牌子，被揪著頭髮，仰著面，供路人觀看。這比北京造反派的聲勢還要大。人們奔走相告，說一會兒「革聯」的車隊還要來呢，他們更厲害啊。人們齊說，不走了，等著看熱鬧。
我和她的身旁是無盡的人流。我們一會被擠散，一會又找到一起。到了前面一個十字路口。她說她必須得回家了，而且說，你也早點回北京吧，我們再聯繫吧。然後轉過身來，向我擺了擺手。我忽然發現，她的背「駝」了，人顯得輕飄飄的，淺色的棉襖淡得快消融到人群里，人衰弱得好像一陣風來就能吹走。在這喧囂聲中，我感到萬分凄涼，不祥之感悄然爬上了心頭。我們就這樣告別了，在1967年1月混亂的蘭州街頭，背景是沉默的皋蘭山。我也認為我們還會不止一次地見面。然而，沒有想到，這不是告別，而是訣別，永遠的訣別！
05
回到北京後，大約是1967年3月，接她一信，她直接提出，請我考慮結婚問題。她說「那些遊戲早沒意思了，早該結束了，要麼結婚，要麼分手」。這有點一反常態。她的內心是很驕傲的。她從一個先鋒模範，風口浪尖人物，再到倏忽萬變下的一敗塗地，由造反派而保皇派，疾病與罪名交加，只能躲到一旁自己舔傷口。我是她寄託希望的親人。她把我在北京的環境也理想化了。
當時，結婚於我根本不可能。我所在單位，是一座破舊的小樓，據說曾是日本某特務機關駐地，另一說法是，曾是梅蘭芳的公館。僅有的幾個文革前結了婚的人，每人一間極小屋子，磕磕絆絆，夾道里生著煤球爐子，煙氣狼嗆。這單位不可能為我騰出一間小屋，或者說，這單位根本就沒有房。我即使提出來，也是痴心妄想。其它幾個大學生，都比我大，都還沒條件結婚。
更重要的是，我是一個秘密的受審查對象。罪名是因為言論。現在看來都是非常正確的話，應該表揚才對。比如，「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是以勢壓人，破壞雙百方針」，「既然對萬事萬物都可以一分為二，哪為什麼不能對…….」如此等等。但在當時，按軍宣隊長的話是：「可以判你無期徒刑，可惜是『單證』，沒法判，只能先掛起來」。事情的起因，是蘭州的一個我並不熟悉的「朋友」的揭發，因外調所致。單位里的人也奇怪，為什麼晚上開會總不通知我。在他們眼裡，我是最單純的大學生，能有什麼問題呢。我採取了沉默，不解釋。
後來還發生過這樣的情形：我的一個侄子，年齡比我大，偶然到北京參加一項工程，找到我原先的單位。其時我已經下放到五七幹校，只有留守的專案組在。一個女專案人員，我曾經的同事，盡情地戲耍了我的侄子。她先是說，他呀，他不在這裡，我勸你不要找他了，你找不到他的，他也不一定能回到這裡。又說，即使你找去了也不見得能見到他本人。我的侄子是個八級鉗工，老實而木訥，囁嚅著問她，他有什麼問題嗎，那女人仰天尖笑，說，那就得問問他本人嘍。多少年後，我的侄子回憶當時奚落他的那個「北京女人」，還心有餘悸。 試想，如此寒冰般的處境，談何結婚。
1969年深秋，林彪一號命令下來，我們被下放到河北懷來黑土窪。我打前站，押運行李，迎著秋風站立在行李車上，心頭一片惘然。國慶假日沒處去，幹校學員就一齊到就近的官廳水庫玩，看秋風蕭瑟，洪波湧起，各想心事。有人捎來了北京的一堆信，其中也有我一封，一看是姐姐從陝西寄來的。那時我最怕姐姐的信，幾乎都是壞消息。更怕她打長途電話，那一定是母親又有什麼事。這封信亦然。就在要收起信時，發現信的邊角上補寫了一行極小的字：「聽某某說，金菊已於68年因心臟病死了」。這一語幾乎轟倒了我。這行字我看了又看，先是麻木得沒一點反映，繼而淚水從眼角滲出，眼前是秋風中瘋狂搖晃的小樹。這個消息既真又不確，後來才知，她人早在1967年5月就去世了。我竟完全不知，聯繫她多次也無迴音。她已埋骨地下近三年了。
06
1980年，我作為文藝報第一個建國以來隻身進新疆的記者，在新疆盤桓數日，結識了一批朋友，並以本報記者名義寫了報道《天山寄語》。歸途上，我特意在蘭州下車。我已整整十三年未到過蘭州了。原想拜望金菊的母親，向她老人家表達我的悲痛和悔恨，不巧她去了岷縣；於是找到金蘭姐和老石姐夫。金蘭姐哽咽著講述了金菊去世的情景。說主要還是心臟病，看不出跡象，發病突然，而那時醫院混亂，也沒有認真搶救。我的淚水一直在眼眶打轉。我要求到她墳上看看。他們告訴了我詳細的路線和走法。
▲一張舊風光照片，恰好把金菊家住過的小院拍進去了
第二天，過了黃河鐵橋，我一站站打聽，沿著去寧夏的公路，進入了大沙溝。看見路的左邊出現墳冢時，我的心頓時收緊了。我內心的聲音是：金菊妹，我快要看見你了。公墓區有個叫王爺的守墓老人，蹲在小屋前，我遞上了煙，問他67年去世的人埋在何處，他指了指方向，冷淡的不再說什麼。我一個人轉上山坡，進入墳區，好凄涼啊，有的墳被挖，棺木板亂扔著，碩大的黃鼠在丘墓間奔跳，益增恐怖與寂寞，我的心狂跳起來。原先還有個上墳的年輕人，轉眼不見了，茫茫墓區只我一人。但我不怕，給自己壯膽。我按老石姐夫指示的方位尋找著，找了很久，轉過三個山頭，仍不見你的碑。也許是心發怯，人太慌了。我一排排數著，還是沒有，漸失去信心，獃獃地站在坡上。
突然，像幽靈一樣，南面坡上先是冒出一個人頭，再一看，王爺佝著腰上來了。他手裡拿著一本「錄鬼薄」，在我面前一翻，一下子就翻到你的名字。天哪，年齡是二十二歲！我閉上眼睛，陣陣暈眩。我肯定地向王爺點了點頭。老人丈量著，繞了一圈又一圈，又走回到我的腳前，最後肯定地指著我腳下的一座墳。我低頭一看，岷縣人韓金菊之墓，落款沒有長輩，都是些外男誰誰誰。以下字跡就湮沒了。奇怪，我怎麼硬是看不見呢。我的腿一軟，蹲了下來，幾乎失去了知覺。沒有地方去買紙錢，向你叩了三個頭，我輕撫著墳上的白石頭，頭腦亂得像一團麻。你的墳夾在中間，可以免卻雨水的沖刷，頭頂是一座叫墩墩山的山峰，腳下是一條小河，河邊是一條公路，不時有卷著塵埃的汽車掠過。墳頭上的青草在微風中搖擺，是不是你在向我招手？在你旁邊，是個北京老太太，右邊是個柴姓的老太太，你們會互相照應的吧。
我慢慢走下山坡，不斷回望著你，想永遠把這場景記住，我多麼希望從那裡站起一個人，頎長的身子，秀麗的面容，微笑著向我走來。過去我不信有鬼，此刻我希望有鬼。過去我怕墳場，現在竟有些依戀墳場。
2006年，我在蘭大兼職帶博士生期間，又去六公里墓區幾次。因韓的墓碑已風化殘破，且有一大半陷埋地下，我繳過一筆錢，寫好碑文，請刻碑的師傅代刻代立。他當時說，你放心去北京吧，我負責給你刻好埋好。他是李師傅，仍在露天下不緊不慢地刻著碑。說起去年事，他起先記不起了，忽然連拍腦袋說，想起來了，「摯友」、「摯友」。他深深嘆息道，太年輕了，太可惜了，我在碑的頂部還特意刻了兩隻鳳凰呢。他討好地、憨厚地笑著對我說。
我遂與好友王作人，李師傅，沿山前行去看。上午，墳場空寂無人，遠處山下的公路上，去白銀的汽車依然揚塵飛過，那是人的世界：而山的這邊，靜極，墳冢累累，碑石層層，一片森然，蔓草間有小動物竄動，看那一塊塊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短命，有的長壽，甘人，河北人，山西人，陝西人，內蒙人，哪兒的都有又是另一個世界。兩個世界緊緊相鄰，相隔並不遠。
我們又找不到她的墓了，慌慌的來回走著。最後還是李師傅，猛回頭，一指，墳就在腳邊，不覺悚然，怎麼總是看不見呢。新碑顯得比較高大，貼著舊的小碑亭亭而立。碑上刻著：岷縣人（1945—1967）；韓金菊長眠於此；摯友雷達立。不知現在這碑尚完好否。當時沒有拍照意識，連個相片也沒留下。
07
韓金菊的故事藏在心中多年，堵在心口，不寫出來難受，但真的一寫，幾次傷心得寫不下去。我還擔心老伴是否會不高興，便對她委婉地說了。沒想到，她平靜地說，你能不忘五十年前美好的感情，珍藏於心，這是好的；但人的生活總會變化，又會有新的感情，這也很正常，既不要死抱住以前不放，也不要把以前丟得一乾二淨。再說了，你寫出來，讓今天的年輕人看看，你們那一輩人，曾經怎樣生活過，戀愛過，思考過，度過了怎樣的青年時代，也有價值啊。
她的話讓我驚訝，讓我敬佩，裡面包含著多麼嶄新的觀念。
她嘆了口氣說，她要活到現在，該有70歲了吧？我說不，應該72歲了。
2017年4月4日清明節，改定於北京華威北里
（原載《作家》2017年第6期）
作者簡介：
雷達（1943 — 2018）原名雷達學，甘肅天水人，1965年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系，著名評論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主任及研究員、中國小說學會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多屆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評委。 兼任蘭州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優秀理論評論獎」、中國作家出版集團「優秀作家貢獻獎」、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中國當代文學優秀科研獎、上海文學獎、中華文學選刊獎等獎項。著有《民族靈魂的重鑄》、《重建文學的審美精神》（上下卷）、《蛻變與新潮》、《思潮與文體——20世紀末小說觀察》、《當前文學癥候分析》、《重新發現文學》等論文集15部；出版《雷達散文》、《縮略時代》、《皋蘭夜語》等散文集多部。主編《中國現當代文學通史》、《中國新文學大系·長篇小說卷》、《現代中國文學精品文庫》、《中國新時期文學研究資料彙編》、《近三十年中國文學思潮》、《新中國文學精品文庫》等。《重讀雲南》入選上海市高中語文教材，《現當代小說鑒賞》入選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教教科書（必修）。2018年3月31日，雷達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享年7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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