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的易知難行
Tears
白日夢
Day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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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是目遇成SE開篇以來，最學術的一篇文章了。
今天，我們要談談胡適和自由主義——兩者皆是在我面前展開全新的二元世界的誘因。
事情的緣起是在前幾日，李老師發了個朋友圈，寫道胡適先生的文章《給畢業生開三個防身藥方》，今天讀來竟有醍醐灌頂之效。這三個藥方分別是：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得有一點信心。
當時，我給李老師留言，對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的「自我」感到歷久彌新。後來，應李老師之邀，來寫寫我認為最值得分享的胡適，於是便有了這篇文。
我可能不會寫太多關於胡適作品的文字，而一個有趣的現象卻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在整個文藝啟蒙理想的追求中，不斷屈服於非理性社會的價值標準，或失落或淡化，最後只能以人格的自我分裂，來實現社會雙向角色的艱難認同。這一現象，在新文化運動百年後的中國社會，依然存在。
「不管你是喜歡他，還是討厭他，談論近代中國，你總要談到他。」
這個他，就是胡適。
作為嘗試者的胡適，自1904年在上海求學，到1917年留美回國，期間閱讀了大量維新書刊和從西方翻譯過來的新書籍，吸納了新思想、新文化，初步形成了民主主義思想，也樹立了改良主義的信仰。
彼時，正值中國文化的大轉折，大同局面早已被打破，「五四」從精神深處震醒了知識分子的靈魂，故而提出了「如何重建中國文化」的命題。胡適在接受了系統的西方學術訓練之後，開始思考起中國文化革新的路途，「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他主張作深刻的民族反省，認為只有承認落後，才有勇氣進行改造，最終取得進步。「再造文明」的觀點是建立在「我們的民族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
這與我在中學時代學習的課本，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對話。
胡適的文章很少作為語文課本里的範文，供年輕人在血氣方剛的青春期里閱讀。反之，同時代的另一位新文化領軍人物——魯迅，他的小說散文雜文幾乎在每學期的課本中總有那麼幾篇，在應試教育的體制里被逐字逐句解析理解。中學時代，我讀不懂魯迅，文字艱澀難懂，甚至會感受到犀利筆鋒背後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咒怨和嘲諷，有一些竟讓人覺察到了氣餒。
我讀胡適，大約是在高三，那篇鼎鼎有名的《易卜生主義》，略有自我保護的筆觸，比之魯迅更加輕快，讓人看到了一些希望，和關於新文化理想的闡述。
可能在那個時間，我也經歷著自己的叛逆期，這種認為「人人各有價值，人人都望可以自由發展」的民主的真正意義，深深觸動了我的內心。也讓我開始接受胡適的思想，以及這種向上的、建設性的對中國社會改造的理念。
他所想的，並非是要求國人全盤接受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帶動中國文化。只是為了改變傳統文化中的鄙陋而鼓勵國人充分地、儘可能地向西方學習相對合理的、進步的、符合世界文化潮流的東西。
在他看來，西方文化中強調的「人權」是足以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幾千年來，中國傳統的封建禮教不斷抹殺作為一個「獨立的人」的個性，確實阻礙了民族文化的突破與發展。只有通過啟蒙，才能改變人們從前的思維模式和精神結構，才能接納富有生命力的現代意識。
本科有幸選讀了《胡適精讀》，當時有了一點哲學的基礎，便對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正如這個時代所呈現的種種轉型特徵一樣，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互相衝突、相互結合的矛盾體。他們既對傳統文化和社會現實進行激烈的批判，又不得不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與之無可奈何的接觸。
對待傳統文化，他們的態度還是保留了一些緩和且曖昧——希望以西化的價值觀念來改變仁禮同和的思維模式，但又懼怕著傳統的完全失落。早在他們選擇文化之前，文化已經先天性地為他們作了選擇並形成了無形的鐐銬。
所以，在胡適力圖衝破傳統的時候，理智上雖然選擇了西方的價值，感情上卻對中國的傳統難捨難分。
如果把視野放的更廣闊一些，我們不難發現，在整個「五四」浪潮中前行的先驅者們，幾乎都是相像的。從胡適「民族文化反省論」的呼聲，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里經營著「人的文學」，再到沈從文成為「適之先生嘗試的第二集」，他們都主張從思想文化入手來救治社會，注重思想精神的改造運動，認為現代意義上的人性自由是可以超越政治壓力而獲得的。
當時我寫，「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動蕩不安的歲月里，他們這種近乎天真的想法，顯然是不成立的。」然而，當歷史的車輪行進到新文化運動百年之後的VUCA時代，在巨嬰式全能自戀和集體共生的意識形態下，我這個多少受到自由主義影響的姑娘，也竟然是不由自主的讓自己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這就好像是一個處在不同生存平面和文化坐標中的孤獨個體，在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理想」的同時，也自覺或不自覺地介入到了政治當中，甚至依附於當權者或者直接步入當權者的行列，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自由的理想為代價的。
當理想不斷受挫於現實，胡適只能在改良希望的接連破滅中，以「容忍」為自由的前提，周作人開始溫婉地唱起以前的歌，躲進了文學的象牙之塔，而沈從文則放下了寫小說和散文的筆，轉向了文學研究；更多和他們一樣的知識分子，在個人理想和民族危機的矛面前看不清自己扮演的社會角色，在啟蒙精神的追求和民族救亡的重任之間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無奈地以人格的自我分裂來實現社會雙向角色的艱難認同。而我們不妨將這種無奈，看作是他們對統治中國幾千年的意識形態、思想體系和文化傳統的初步揚棄與整合。
人格的獨立和自由是中國知識分子歷來夢寐以求的理想，當時的我，曾以為「獨立人格」的缺失，是因為「五四」浪潮突如其來，中國社會的轉型，缺少一個像西方文藝復興運動那樣長達500年之久的思想過渡期。
然而，是不是歷史留給當今社會意識形態的時間還不夠長，烙刻在當今社會集體無意識的詬病還不夠痛，擁有「獨立人格」依舊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話題，自由理想的落空也就在所難免了。甚至，我越來越覺得，百年之前自由主義所追逐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卻在今天被再次上綱上線成「利己的個人主義」。
我不能理解，為什麼作為個體的人，需要過多去背負和承擔別人的人生。然而，清晰意識到個體生命價值的人，反而容易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為國民集體共生的狀態會使用價值條件化準則直接下判斷。
「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本身沒有抓住為他們提供了的機會，而是因為他們不能創造他們所需要的機會。自由主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中國那時正處在混亂之中，而自由主義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義的失敗是因為，自由主義所假定應當存在的共同價值標準在中國卻不存在，而自由主義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產生這類價值準則的手段。它的失敗是因為中國的生活是以武力來塑造的，而自由主義的要求是，人應靠理性來生活。」
非常可惜的是，當胡適費力地呼喊出現代意識的時候，自己卻也尷尬地陷入了傳統觀念和現代意識的夾縫之中。所以，在既不能徹底割捨對傳統的眷戀，又不甘心拋棄對自我、對國家拯救的情況下，胡適陷入了困惑。這兩種思想和精神傾向，時刻糾纏著他的心靈，在不經意間竟產生了緊張而劇烈的矛盾。「他一度發出許多妙語橫生的一輪，勇敢地向封建主義的舊道德、舊文化挑戰，但始終擺脫不了封建傳統的羈絆，更不能在反帝問題上邁出一步；他可以成為前期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卻不能繼續追隨這個運動前進，以至最後從新文化運動中分化出去。」
百年之前，我們看到中國文化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健全的個人主義」和「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來為其注入生機，但這些先行者們身體力行卻背負了因時代落差而造成的悲劇命運，餘生未果。
百年之後，我依然沒有清晰的看到使自由主義運作所需要的秩序、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經濟體制。看起來我們的社會商業化程度已經發達，可是，共生、集體主義這些令人泄氣的辭彙充斥著主流思想，自由主義依然只能是處在從近親到疏離的道路上。
那麼，到底什麼是真正的自由主義？
八個字可以概括，「獨立自主，參與奮鬥」。民主的生活方式，就個人來說，是獨立的，是有充分個人自由的；但從整體來說，是參與的，是有一個共同理想的。
獨立而不避世的精神，在今天看來，依然有醍醐灌頂、歷久彌新之效。民主自由只是一個過程，「你想要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若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成器」，讓我們的生活方式更接近民主自由的理想罷。
目遇成SE
美而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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