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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史作為自然保護區——一種達爾文主義的科學觀

作者 胡翌霖 (清華大學助理教授)

責編 許嘉芩 劉愈

上周五(3月30日)應邀去上海自然博物館參加「品讀會」,介紹我自己的《過時的智慧》,雖說是個內部的活動,但聽眾不少,有50多個來自博物館和出版社的朋友參與。

我定的報告題目是「過時的智慧及其現實意義」,聽說劉夙也去之後,我特意強化了其中達爾文演化論的邏輯,博得一句「有啟發、沒想到還能這麼用。」我還是比較滿意的~

這篇報告對我來說挺獨特的,因為我似乎從來沒有如此強烈地表達某種「自然主義」的立場,而這種強自然主義又是為了辯護一種「相對主義」。

歷史=過去vs.科學=永恆

首先,我們討論「歷史」這個概念。

「歷史」(history)一詞,現在有三層意思,一是指「過去的事情」,二是指記錄這些事情的文獻;三是指以經驗考察、記錄為主的研究活動。

在詞源演變上來看,第一層最常見的意思恰恰是最晚近形成的,最初history一詞指的就是一種探究活動,這種探究更偏重經驗知識,而與沉思靜觀的哲學傳統相區別。

關於history這一概念特別是它在natural history這一片語中的意義,我有過許多討論,在這裡長話短說,我想點出的是:並不是先有了一整套「過去的事情」,然後歷史學家去研究它們,而是相反,在歷史學家們把各種各樣的「事情」記錄下來之後,它們才註定成為「過去」。在紙上看到的事物,都已然不在眼前。文字或其它記錄載體讓人們的經驗和認知具有時間性,記錄讓事物成為「過去」。

但「科學」從一開始就試圖成為一種例外,那就是說,似乎是要尋求某種被記錄下來,卻不成為「過去」的東西。這種東西,在古希臘人那裡,就是「自然/本性(nature)」。在希臘人那裡,現實世界中充滿了變化,事物的表象變幻不定,但其「本性」卻是恆定的。整個希臘哲學乃至西方哲學的基本旨趣,就是在變化的世界中尋求永恆。他們相信永恆之物的存在,而且,相信這種東西或多或少是可以言說的。

對比來看,中國古代缺乏這種「可記錄的永恆」的觀念,所謂「道可道,非常道」,真理或者是變易的,或者是不可由恆定的言說去把握的。因此在整個中國古代學術中,科學與歷史這兩個領域從來沒有切割開來。

科學也有歷史

但「過去」和「永恆」從沒有真的劃清界限,事實上人們發現,那些曾經被當作「永恆」的真理而被記錄下來的東西,也都紛紛成為了「過去」,這一過程就是「科學史」。

科學也有歷史,這件事情被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了。在文藝復興時期,學者們首先注意到了文本知識的「退化」,他們發現了輝煌的古典時代,認為古人業已獲得的知識在漫長的中世紀中因為傳抄訛誤和佚失而退步,所以文藝復興時人們試圖還原「過去的文本」;但稍後,在科學革命時期,人們就開始相信學術會日益更新進步,偉大的古人所掌握的知識也是錯的,現代人需要採用新的方法去探求真理。這種不懈的探求獲得了巨大的效益,人類進入了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但正是科學日新月異的狀況,更加強調了科學的歷史性——曾經的定論不斷被打破,曾經的知識不斷被更新。

人們發現被記錄下來的「科學」同樣也會「過時」,那麼究竟要到那裡找到永恆的東西呢?人們試圖從方法論層面尋找永恆正確的東西,但收效甚微,懷疑論者的主張日益有力。到了當代科學哲學,整體論和範式理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存在某些「永恆的記錄」,因為任意一條命題本身其實只是一堆符號,它們的意義必須放在作為整體的科學活動中才能得以理解。而科學作為整體又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

當然我們可以相信,科學雖然不斷更新變化,但總是朝向某一永恆不變的目的而發展的。問題是,這個永恆不變的目的是什麼?它能夠被白紙黑字記錄下來嗎?如果能,誰有權掌握這一記錄?如果不能,那麼這種「永恆」之物似乎與上帝差不多,無非是一種安慰人心的信仰罷了。

但是,這意味著虛無主義註定勝出了嗎?如果我們不得不嚴肅地承認「科學也有歷史」這件事情,就可以隨意任性地認定何謂科學了嗎?

自然主義的科學觀

在這裡,我堅持一種自然主義的科學觀。所謂自然主義,首先是與神秘主義相對的,也就是說,不訴諸於某種絕對超越的東西來為自己撐腰。信仰不是壞事,我可以相信我所認定的永恆之物,你也可以相信你認定的永恆之物,但是我們如果要在公共空間爭論某些問題時,就不應該依靠那些只是我私人相信,卻拿不出公開依據的東西。

簡而言之,就是說,「並沒有永恆者為科學背書」。我們不得不承認:科學有其歷史,而其演化歷程並不是建築在已然固定的永恆基礎之上,也沒有某種已然明晰的不變目的來指引方向。

其次,這個「自然」是「自然選擇」之自然。達爾文主義的演化論或者說進化論,與其說是一種生物學的具體結論,不如說首先是一種「思維方式」,是一種看待問題的視角,它也可以被用於理解諸如宗教、文化、政權等等不同類型的人類活動之間的競爭和演替,在這方面,科學並不例外。

達爾文主義講「自然選擇」,不是說有一個叫做「自然」的永恆者,取代了之前那個叫做「上帝」的永恆者,來對萬物施行選擇。「自然」更不存在任何目的或意志。所謂的「優勝劣汰」,也並不是說存在某個永恆不變的標尺,用這個標尺來度量誰優誰劣。

演化論的要害在於在取消了「永恆者」的任何角色之後,再來解釋事物的來源及其演變。「自然」不是絕對不變的永恆者,而是不斷變化的,相對於適應者而言的「環境」。

「適者生存」說的不是適應上帝的絕對計劃,或者適應某條永恆不變的規則,而是說適應環境。所謂「環境」可大可小,從整個生物圈,到局部的棲息地、小生境,在不同範圍上的環境之內,發生著不同層面上的「競爭」。物種之間互相競爭,性狀之間也互相競爭。就科學而言也是如此,從整個人類社會,到特定的階層、地域、學術圈,競爭在不同層面上展開。大到學科、範式之間的競爭,小到個別假說、數據之間的競爭,都可以放在相應的環境下去理解。

「適應環境者生存」本身並不是一條具體結論,而是一種思維方式或研究角度,沿著這個角度,我們將會關注具體的研究對象(比如物種、科學理論)與其相應環境之間的各種互動關係,去研究環境如何塑造和限制著這些事物,該事物與其它競爭者相比,在順應或突破環境的限制方面,有哪些突出之處。這些才是「結論」。與這種思維方式相反的,就是沿著「永恆者」切入的視角,這種視角試圖尋找一個超越歷史、脫離語境的絕對的基準點或參照系,在這個永恆的背景下再去探討具體的事物。

相對主義

所以這種自然主義的科學觀首先就是要打破絕對主義,用「相對的時代環境」來取代「絕對的永恆基點」,討論事物與相對環境的關係,而不是討論事物與絕對目的的距離。

如此看來,一般所謂的「相對主義」,實在就是自然主義的延伸。庫恩強調科學史中「社會心理學」的作用,科學知識社會學強調社會關係和權力結構的作用。說這些「外在」的東西會影響科學知識本身的發展,這聽起來似乎離經叛道,其實這才是更徹底的自然主義態度。社會心理也好,權力結構也好,都是具體科學的歷史環境的一部分,考察具體科學與具體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正是演化論科學觀給我們指引的方向。

「環境」不是固定不變的,環境塑造物種,物種也不斷改造環境。物種與環境沒有絕對的界限,物種本身也構成環境的一部分,狼和草是兔子的環境,兔子亦屬於狼的環境。科學是時代的產物,同時整個時代的面貌也受到科學的塑造。

我們可以去研究和探討諸如此類的問題:「對於某一特定的科學而言,哪一種環境更適合他生存?」或者,「對於某一特定的環境而言,哪一種科學才是『最適者』」?但是我們不能跳出相對性,去探討「哪一種環境是絕對最佳的」或「哪一種科學是絕對優勝的」。

沒有絕對的真理,但也沒有絕對的謬誤,某一種「被淘汰」的科學,可能在另一個環境下有其優勢;在現在如日中天的科學,也有可能在新的環境下不合時宜。

但這絕不是虛無主義,並不是說我隨便怎麼說就可以是「科學」的,而是說,當我想要認定某些東西「是科學」或「更科學」時,我必須指明相應的環境。「環境」並不能憑空搭建,而是演化史的現實結果,或者說你在憑空虛構的環境下所認定的「最科學」,其適用範圍也只限於你所虛構的那個世界。

科學主義與物種滅絕

這種演化論的科學觀,不僅啟示我們去理解現今佔據主流的科學之來龍去脈,更提示我們應以怎樣的態度去對待那些「過時」的科學。

我們說到,生物與環境互相塑造,精神與時代互相成就。有些科學之所以被「淘汰」,只是因為它們「過時」了,而不是因為它們是絕對的錯誤。

被淘汰的事物未必耗盡了其所有可能性,許多物種並非在一夜之間就突然絕滅,而只是逐漸失去主流的地盤,卻可能在更狹小和更特殊的小環境下繼續繁衍。隨著時代的變遷,古老物種通過融合、遷移、雜交、和特化,可能催生出新的生存可能性。

比如野生水稻、藍色玉米、紫薯等等,在一個以糧食產量為至高標準的環境下,都會瀕臨淘汰,更高產的作物更加優勝。但是當糧食富足,人們在飲食的需求上日益多元化的環境下,這些非主流的作物很可能煥發新生。

對待「過時的科學」也是如此,無非是「順其自然」。首先必須承認,它們的確「不合時宜」了,不應該讓任意一種過去的科學與當下前沿的科學平起平坐。但是,我們也沒必要趕盡殺絕,一旦舊知識讓出主流,就連最邊緣的地域都不讓它生存。

「唯科學主義」的毛病,並不在於把時下主流的科學知識當作「最適者」看待,而是在於有意或無意地促使過時的或邊緣的知識迅速滅絕。

在演化過程中此起彼伏的物種演替是理所當然的,但以夷平生態多樣性為代價的物種滅絕是糟糕的。

科學史與環境保護

「科學史」這一學科正是在一個「多元性大滅絕」背景下承擔使命的「環境保護」學科。現代的科學史不僅僅試圖以「標本」的形式保存過時的科學,更試圖為它們保留一定的「自然保護區」,讓過時的科學仍然作為活的智慧繼續演繹。

科學史所謂的「反輝格」的態度,無非就是指,我們應當儘可能為過時的科學還原接近當時(曾經鼎盛時)的「環境」,而不能把它們都放到今日的單一環境下衡量。

保護區的主旨在於劃定邊界,一方面不讓過時的科學直接與前沿科學交鋒,另一方面也抵禦前沿科技對過時者的過度獵殺。但這邊界並非密不透風,通過演繹和雜交,我們試圖激發過時的科學中那些尚未被充分展開的可能性,也讓我們能夠在應對下一次環境劇變時有更多的底氣。

在歷史上,曾經被淘汰但又在下一個時代被重新激活的科學「基因」有很多,例如日心說和原子論在古希臘不合時宜,而在現代被重新提出。元素理論、光的波動說、空間的相對性等等,都在歷史上幾起幾落。我們當然也可以期待某些古老的智慧仍然能夠啟迪未來的科學工作。

當然,即便沒有那麼直接的貢獻,最起碼來說,適當經營一些「保護區」,至少能夠提供獵奇探險、野營度假的園地吧。當我們從親切而陌生的「舊環境」中回歸單調而熟悉的現代世界時,我們也可以更清醒地注意到現代世界中那些讓人珍惜、讓人依賴、讓人厭煩或讓人警惕的東西,我們平時對它們見怪不怪,但短暫地離開它們再回來看時,很可能就激發起我們的關注和反思。

【本文轉載自「隨軒-古雴的哲學茶館」發表於2018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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