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明末的青樓女子比士大夫們更有節操？
拜近代早期相對充裕的史料所賜，明末的中國為我們提供了一副活地獄般的修羅世界之畫卷。彼時人類歷史上的小冰河期最後的瘋狂在17世紀達到了極致，歐亞大陸的很多政權都經歷了類似的政治甚至社會崩潰。然而這個最後漢人王朝留給後世的背影，沒有奮戰城頭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只有在僅有一位王承恩（宦官）陪伴下孤零零弔死在煤山的朱家寡人。滿洲鐵蹄下江南，原本世受國恩、望風而降的士大夫亦多矣。最著名的對比，來自於錢謙益欲殉投河殉國、然後留下一句「水太涼」成為烈士未遂，與其秦淮八艷出身的妾室柳如是形成鮮明對比，而其他出身「秦淮八艷」的女子們，也多有在丈夫/情人賣國求榮、甘當帶路黨之時有過各種阻攔之努力。當年金滅北宋，女真人就曾發出過類似遼國滅亡時、死節大臣十數人，而今滅天朝，幾乎僅一人之類的感慨。而綿延至明季，更是慘不忍睹。正色立朝的士大夫節操遠遜於青樓女子，原因為何？
（柳如是德性之高，惹得陳寅恪為她作傳）
和今人想像的不同，帝制時代中國的青樓女子遠飛今日從洗腳房到天上人間的從業者可比。青樓小姐們自小培養、琴棋書畫幾無不同，尤擅與文人士大夫交往，酷似日本藝伎。而最終經歷了種種她們的試煉和曲折後欽定的男子，則最終收穫幾乎長相廝守的厚愛。因而在傳統中國社會，她們為當時社會的中高層人士提供了愛與自由，今人所意淫的那種需求反而是最次的，當然這也符合馬斯洛對人的需求研究之成果。
（漫步秦淮河邊，明末痛史的既視感總是撲面而來）
事實上，青樓女子代表了帝制時代中國最有文化和見解的一批女性。他們所讀到的忠孝仁義等，不像那些考完科舉的士人在步入官場後，隨著眾人皆醉、舉世皆濁的大環境而淪為表明文章。能成為青樓女子，事實上最早就已經是在源源不斷地刑徒、貧家女兒和落馬官員千金中被選中的、具有天資的女孩子。看到這裡是不是很熟悉？家道不行、百里挑一，正式同一時代內亞世界馬穆魯克中古拉姆（最精銳的奴隸兵）的特徵。
（青樓女子與士大夫中墜吼的公子哥們談笑風生，自然姿勢水平極高）
當這些女孩子被選進青樓後，她們的「媽媽」（與一般聲色場所的老鴇區分）承擔了今日明星職業經理人與童星職業規劃師的雙重角色。這種在前現代通過類似學徒制的方式與自己師傅建立亦師亦友的聯繫的養成過程，事實上又像極了西歐中世紀中期以後人口、城市和經濟復興後，星羅棋布出現在城鎮里的行會。近現代西方極其發達和先進的公民社會與公民自治那一套，事實上不可能靠某個偉大導師或是設計師訓政培養出來，而正是來自於中世紀漫長的封建狀態下，教會、貴族、自由農、行會等相互博弈和制衡的法人團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行會，固然有阻撓來自其他地區的同行競爭、甚至使市場一定程度是江化這樣的弊病，然而這套體系使得從中的每一個成員，無論是大師還是學徒，都獲得了除了職業技能、養家糊口的收入外更為重要的東西，安全感和建立在共同體認同感之上的榮譽感。這樣的精神，使得中世紀盛期及以後的城鎮有底氣用金錢甚至武力從貴族老爺或是主教之類封建主手中爭得自己的自由。而在他們原先的合作對象，君主，在擺平了貴族後轉而對城鎮實行專政時，又有能力發動從法國大革命到巴黎公社的一系列改變世界的革命。一直到19世紀中晚期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館奮筆疾書時他所能想到的未來美好社會仍然是建立在工人自治基礎上的溫和邦聯式的新世界，而非後來列寧試驗的戰時共產主義那一套。話說回來，青樓女子手無縛雞之力，畢竟不可能像西歐行會那樣孔武有力，然相似的是那種建立在自己相對自由和姿勢水平較高的基礎之上的共同體榮譽感。
（人類歷史上的牛人總是成堆出現，想必這個道理用在稍有操守的人身上也是一樣，因為共同體才能構建榮譽）
至於這種職業的榮譽感，歷史和現實中還有一個可以類比的團體是英美法系下的法官集團。普通法的性質決定了盎格魯-薩克森世界的法官不像歐洲大陸那樣精通法學專業知識、甚至可以輔佐君王以私智創製法典。然而這群人確實近代以來盎格魯-薩克森文明崛起和向全世界輸出秩序的最有利保障。有美國前大法官就有底氣說自己從不看報（以免被大眾輿論所影響），更有美國歷史上無數次出現過的那種某任總統欽定了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然後大法官就在4年或8年內還沒等到欽定他的總統離職、就與其意見向左判了個重要案件搞了個大新聞的例子。秦淮八艷這樣的青樓女子，絕對衣食無憂、飽讀詩書又可以暢想遠方，又恰恰是作為當時社會在識字率和文化方面堪稱精英的行業共同體具有「敢同賣國爭高下，不向濁流讓寸分」的底氣和勇氣。
（科舉作為皇帝打壓貴族權力遊戲的本質，使得僥倖上位者往往走向聖賢書的反面，圖為江南貢院附近）
反觀那些在科舉下一步一步往上考、然後其中三生有幸者又能在官場上一步一步網上爬的士大夫們，年輕時縱有讀聖賢書所培養出的初心，在江化的巨型組織（中國帝國的官僚體制）中要麼被消磨殆盡，要麼為了哪怕是在原則上恪守一點而在手段上遠遠偏離了理想的聖賢之道。儘管後人吹得天花亂墜這樣有助於增進社會流動性云云，然而這樣在一個地方任滿幾年、拍屁股走人、且因為迴避制度總是對自己赴任的地區缺乏感情的官員，真的會對人民好嗎？或者挑明了說，自宋代及其以後科舉大盛，通過科舉之路爬上來的同級別官僚，沒有了對自身鄉土的認同感和唐代及其以前貴族（先秦公卿、南朝門閥、北朝柱國等）那樣守土為鄉的古老榮譽與尊嚴，又有多大程度能指望這樣的人在亡國亡天下時不會當帶路黨？闖賊進京，自有明官歡迎，對崇禎根本討不到錢的官員們稍稍上刑，則白銀滾滾，更別談是接下來嗜殺如命的滿洲大兵來統治了。這是因為，開科取士原本就是皇帝追求極權的遊戲罷了，這樣的因能結出什麼果呢？而士大夫們，不管當沒當官，本質山就是給皇帝私人或是家族打工的，朱由檢走了，自然可以投奔李自成甚至張獻忠甚至滿洲人，宛如今天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職業經理人和中低端員工根本不用擔心企業倒閉後招不到活路，反而是老闆承擔最大的風險和最可怕的可能後果一樣。
（歷史的貞相往往如清明的煙雨般朦朧）
綜上，行業認同感產生榮譽，有閑有錢則為其如虎添翼，避免為五斗米折腰在世俗生活中情非得已。榮譽產生責任、責任產生勇氣。恪守原則，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奢侈品，縱使那些成功做到了的人被世俗甚至記錄歷史之徒冷眼相待、甚至潑髒水。如是想必讀者們能夠理解為何明末出身青樓的女子能比士大夫更有節操，正如【舊約】所言，「當所羅門王極富貴的時候，他的穿戴還比不上那一朵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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