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明朝二百多年都未能徹底降服蒙古，清朝幾十年就解決了？

原標題： 為什麼明朝二百多年都未能徹底降服蒙古，清朝幾十年就解決了？

清朝經營蒙古，從皇太極三征林丹汗，到乾隆最終平定準噶爾，實際上也花了一百多年的時間，並非是幾十年。

先上結論：明朝對待蒙古，基本上一直就是打打打，沒有更加高明的辦法。不管是前一百年追著打也好，後一百年挑撥內鬥也好，雖然在軍事上常常佔上風，卻始終未能收服人心，在蒙古草原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統治，終明之世蒙古一直為患邊疆。而滿洲人建立的清朝，在以蛇吞象般取代明朝後，兼具中原農耕文明與滿蒙藏草原游牧漁獵文明的二元特點，自身深諳草原民族的生存之道，構建出了針對牧區的直接統治體系，正是盟旗制度這一制度創新最終牢牢控制了廣大蒙古地區。以下是簡略分析。

1368年，明朝將元朝皇室追殺至塞北，北元雖然屢次遭到明軍的毀滅性打擊，但是始終殲而不滅、剿而不絕。明朝遇到了和歷史上那些中原王朝面對的同樣問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如星星之火，屢仆屢起，無法根治。

類似於漢滅匈奴，而鮮卑興；唐亡突厥，則回鶻起。明在農耕區的統治是穩固有效的，但在面對逐水草居的游牧民卻缺少可靠辦法。明初洪武八征、永樂五征，曾經打得北元勢力落花流水，東奔西逃，但是明朝勞師遠征，卻所獲甚微。反倒是因韃靼（黃金家族的北元）遭到打擊，瓦剌（西蒙古）趁機坐大，土木堡一役差點讓明朝提前終結。

其後，明朝調整了策略，不再單純依靠軍事部署主動出擊，採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力爭在牧區形成多中心的均勢體系。比如兀良哈在明初即歸順明朝，在瓦剌和韃靼保持均衡時，中間蒙漢民族也曾出現過數十年的和平共處。

然而，達延汗1506年統一漠南蒙古（韃靼）後，蒙古高原還是重新形成了統一的權力中心。至明末，達延汗重建的蒙古汗國傳承至林丹汗，林丹汗直轄察哈爾部，又是整個東蒙古（韃靼）的總汗。明朝對蒙古的經營常常有心無力，疲態盡顯。

應該說，明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也嘗試過某種與內地不一樣的制度，比如針對南方少數民族設置的土司制度，也就是所謂羈縻制度。而衛所制度則主要是用來防禦北方的蒙古的。

但是後者明顯並不特別成功，並未收長治久安之功。明朝前後大規模修建長城50餘次，工程在200餘年幾乎一直在進行，役夫不計其數。我們今天遊覽的長城即是拜明人所賜。明朝沿長城諸險要地帶建立了「九邊三衛」:在大同、榆林、甘肅、寧夏、太原、遼東、貴府、薊州、固原設置九個邊疆重鎮，合稱「九邊」；在長城以北設太寧衛、東勝衛、開平衛，合稱「三衛」。

這樣，就形成了以北京為中心，以九鎮為支點，以衛所等為網路，以長城為屏障和陣地的嚴密防線。

總體上，有明一代，蒙古叛服無定，與明朝攻防互見。

對比清朝對於蒙古的經營就比較得心應手了。其中有三條辦法比較奏效。一是軍事征服，血腥鎮壓反抗者；二是政?束縛，實施盟旗制度；三是推行黃教，羈縻民族性格。特別是獨創的盟旗制度，相當於防風固沙工程，一個個的小格子，使沙丘漸漸停止了流動，沙子還是沙子，但是已經對人類構不成威脅了。

曾經在草原上呼嘯來去以劫掠為生的戰士，不得不變成自食其力的牧人。從中原王朝的角度來看，草原帝國的威脅就此被輕鬆地解決了。

軍事征服。自努爾哈赤建立後金起，就與附近的蒙古諸部會盟、聯姻。1616年，察哈爾林丹汗與明朝結盟，企圖聯手遏制後金的擴張。努爾哈赤及皇太極則利用各部落、氏族之間的矛盾，採取招撫、利誘、通婚、脅迫等手段，以分化蒙古各部，孤立林丹汗。

林丹汗連續遭到打擊，眾叛親離死去。1635年林丹汗之子額哲出降，獻元代傳國璽「制誥之寶」，察哈爾部滅亡。「本朝龍興，蒙古科爾沁部率先歸附，及既滅察哈爾，諸部相繼來降。」1636年，漠南蒙古各部奉皇太極為蒙古大汗。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改元崇德。置蒙古衙門統管蒙古事務，並派員前往歸附的蒙古各部「查戶口、編牛錄、會外藩、審罪犯、頒法律、禁奸盜」。此後漠北、青海蒙古（四衛拉特盟主固始汗）各部震動，紛紛遣使入貢。

1638年，清朝改「蒙古衙門」為理藩院。1676年四衛拉特之一準噶爾首領噶爾丹打敗衛拉特盟主鄂齊爾圖汗之後，攻打歸附了清朝的喀爾喀蒙古，意圖重新統一蒙古，由此與清朝的矛盾加劇，導致康雍乾三朝多次對準噶爾用兵。至乾隆25年（1760）才最終平定。清廷此時內部穩定，國力強盛，戰鬥力較強，且運用剿撫並用的策略比較成功，在戰爭指導上，能依據客觀情況，制定出切合時宜的作戰方針，注意發揮騎兵快速機動作戰能力和火器部隊的作用。

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渥巴錫率土爾扈特部內附，蒙古除布里雅特、卡爾梅克等由俄統治外，其餘各部均納入清朝版圖，乾隆帝作詩曰：「從今蒙古類，無一不王臣。」當然伴隨著軍事征服，蒙古各部落遭到了極重摧殘，大量人口死於戰亂。準噶爾部和清朝對峙70多年，清朝統治者對其抱有很深的敵視和不信任心理，準噶爾原有60多萬人口，由於戰爭、內訌、瘟疫、殺掠、逃亡，準噶爾部人丁殆盡，倖存者依附於喀爾喀蒙古賽音諾顏部者曰額魯特，游牧青海者曰綽羅斯。

2、正文治束縛。滿蒙結盟是清代一以貫之的國策，倡言滿蒙一家，滿蒙貴族通婚情況很常見。清朝每代皇帝都會迎娶蒙古貴族女子為妃為後，清室的公主多尚蒙古王公。清廷根據蒙古部落首領原來地位的高低和效忠的程度、功勞的大小，分別授予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台吉等各種爵位，使他們享有各種政經特權。可以說，滿蒙貴族在血緣關係上是趨向融合的，在政治心理上也是趨同的。

清朝皇帝非常了解游牧民族戰鬥力強盛之原因，那便是其機動性，能夠在游牧當中按照需要聚散離合，一旦時機成熟就會迅速聚集，產生致命的攻擊力。要讓他們不具威脅，必須使其碎片化，禁錮在固定的土地上，使其無法再機動聯合。為分化控制蒙古人，清朝精心設計了盟旗制度。此制自初置至完備，歷時一百四十多年。

1624年始，即對歸附的蒙古部眾按八旗組織原則，在其原有社會制度基礎上編製旗分，後歸附的蒙古諸部都以此方法安排處置。至1771年土爾扈特部蒙古返歸中國後，全蒙古部眾悉數被納入盟旗體制。

按照地域分為內蒙古四十九旗、外蒙古八十六旗、西北蒙古三十四旗、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二十八旗,共計一百九十九旗，各旗大者數萬人，小者不過數千人。其中旗是基層的行政、軍事單位，也是賜給旗內各級封建主的世襲領地。

旗是經過編織佐領，安置屬民，分給牧地，劃定旗界，任命札薩克形成的，選擇任命札薩克不但要考慮其內部權威性，更主要的是考慮對朝廷的忠順程度。盟為旗的會盟組織，合數旗而成。盟並非一級行政機構，盟長要經朝廷的確認，其主要任務是充當三年一次的會盟召集人，履行比丁、練兵、清查錢穀、審理重大刑名案件等職責，但不得直接干涉各旗內部事務，無權發號施令，只有實行監督的權力，有義務隨時告發札薩克的不法或叛逆行為。各旗雖人丁不多，但旗內同時封授大大小小的世襲爵位且都享有一定的特權，以此「眾建諸侯而分其力」。

貴族群體龐大，供養者卻人口稀少，生之者寡而食之者眾，部民負不堪其負，長期掙扎在溫飽狀態。同時，清廷畫地為牢，對各旗劃定牧場，嚴禁越境游牧，使蒙古牧民喪失了抵抗天災的能力，因天災所致的大規模死走逃亡所在多有。而長期固定地域放牧，也使草場退化、沙化嚴重，畜牧業持續萎縮，生計日益艱難。此外，蒙古各盟旗還要應付不定期的軍事徵發，其徵兵比例遠遠高於其他民族，因戰爭損耗的人口不計其數。

3、宗教羈縻。清代統治者深知蒙古人對寵信喇嘛教，於是因勢利導，大力扶持鼓勵發展喇嘛教格魯派（黃教），利用黃教鞏固其對蒙古等各部的統治，削弱蒙古族「英勇尚武」的傳統，使其成為維護安定社會秩序的重要支柱。清廷大範圍鼓勵蒙古封建王公興建寺廟、翻譯佛經，甚至規定蒙古人家有兩男以上者，必須有一人出家做喇嘛。在清朝統治者大力提倡尊崇佛教政策鼓勵下，喇嘛教在青藏和內外蒙古、新疆額魯特部和五台山等地區，都大大發展。據清末統計：內蒙古各地興建喇嘛教寺廟一千餘座，外蒙古747座，青、甘、新、川等地蒙古人聚居區域，也興建寺廟600百餘座。

這些寺廟，長期駐廟喇嘛多則2500人，少則亦有10餘人。喇嘛教在清代已成為廣大蒙古人賴以寄託未來的精神支柱，更成為清朝統治者和蒙古封建王公鞏固統治地位的工具。崇奉喇嘛教的直接結果是人口的大量減少，和反抗意識的淡化。因草原上廟宇眾多，喇嘛被免除兵役、徭役和賦稅，給予某些特權，這一政策實際上刺激了更多平民出家為僧，大量年輕男子云集各廟宇，念經修佛，極大地阻礙了蒙古族經濟文化的發展。

喇嘛構成了新的特權階層，人數一度到達蒙古族男人中的三分之一，這些本來充滿血性的蒙古勇士，全變成了每天念經的喇嘛。和平主義的佛教教義，促使蒙古人放下揮舞的戰刀，變得溫順無比，喪失了戰鬥力。而喇嘛是不能娶妻生子的，長此以往，人口必然下降。缺少勞動力，深重勞作轉移到女子的身上，使得蒙古人身體素質更加降低，生育力就更弱，惡性循環。

另外，男不婚女不嫁，自然導致不正當的性行為，造成性病流行，瘟疫不斷，生育力大為削弱，嚴重影響人口質量。

總之，盟旗制度伴以軍事征服、正文治瓦解、文化籠絡和精神麻痹等政策，使蒙古人徹底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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