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潭，不該被忘卻的那段苦難史
一段不該忘卻的平潭苦難史
----- 任恢宗
歷史，往往因名人的存在而顯得更加輝煌，但往往也因此淡忘了普通百姓悲歡離合的故事。當人們淡忘這些故事的同時，許多不該被忘卻的歷史也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在明朝洪武年間實行的「禁海徙民」中，平潭出了個布衣林楊，上疏請求豁免虛稅而系獄十八載，最後「復勘」昭雪，「一疏惠三省」。平潭百姓明朝初期「禁海徙民」中遭受的苦難因此而昭示天下。而清初實行的與明朝一般嚴厲的「禁海」事件，人們從史志中看到的卻只有周鶴芝駐鎮海壇抗清的記載，平潭百姓遭受戰火兵燹，因「遷界徙民」而流離失所的悲慘境況卻鮮為人知。究其原因，主要是當時撰修史志者不敢議論當朝的過失，對於民間百姓疾苦也不以為然，也沒有出現過像林楊那樣的仁人志士，因此這段涉及千百萬百姓的悲慘歷史，除了在《南明史》中有詳細的記載外，其他就慢慢地淹沒在那些「歌頌」大清開疆闢土和「康乾盛世」的文字海洋中了。
今天，就讓我從平潭任氏族譜中記載的一個故事，來一個「管中窺豹」，揭開了在迷霧中隱藏了300多年的平潭清朝初年「禁海遷界」時期的那一段苦難歷史，看看海壇普通百姓在清初「遷界徙民」中的悲慘遭遇。
（1）
清朝初年，清廷為了削弱、消滅鄭成功等海上反清勢力，在沿海實行了比明朝更為嚴厲的「禁海」。順治十二年(1655)浙閩總督屯泰奏請「沿海省份，應立嚴禁，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置重典。」順治十三年（1656）六月，清廷正式頒布「禁海令」，敕諭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山東、天津各省督撫提鎮曰：「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有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輯，皆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皆論死。」然而，海禁實行五年仍未能止住沿海居民對鄭成功反清力量的支持。順治十八年（1661），清廷發布「遷界令」，將沿海三十里內和各島居民全行遷移內地，所有城鄉建築全部平毀，村社田宅悉皆焚棄，另立界樁及墩堠台寨防守之，沿海三五十里以內被毀為無人區，給沿海地區帶來了一場空前浩劫，不單是漁農業生產遭受嚴重破壞，更不用說海上運輸與對外貿易的發展了。康熙年間早期也曾多次重申海禁政策，並一直延續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軍平定台灣，才正式「展界」。所謂「展界」，就是安排在順治十八年前後被遷界令強遷的沿海居民復歸故土。
但是，經歷了那場「遷界徙民」之後，沿海地區滿目瘡痍，人民流離失所，道有餓殍。即使「遷復」回到原籍，人們看到的是宅舍盡毀，田園荒蕪，漁民賴以為生的舟楫網罟已蕩然無存，人們謀生無計，真是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就是時任福建總督范承謨在他的《條陳閩省利害疏》中亦坦陳：「閩人活計，非耕則漁。一自遷界以來，民田廢棄二萬餘頃，虧減正供約計有二十萬之多，以致賦稅日缺，國用不足。而沿海之廬舍畎畝化為斥鹵，老弱婦子展轉溝壑、逃亡四方者，不計其數；所余孑遺，無業可安、無生可求，顛沛流離，至此已極！邇來人心皇皇，米價日貴；若不安插，倘饑寒迫而盜心生，有難保其常為良民者矣！」由此可見當時民生困頓的情形。
「禁海遷界」造成的災難，在清「海外散人」著《榕城紀聞》（載志書《中華舞蹈卷·福建卷》）中也有記述：「福建、浙江、廣東、南京四省近海處各移內地三十里，令下即日，挈妻負子載道路，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藉道塗。即一二能至內地者俱無儋食之糧，餓殍已在眼前。如福清二十八里，只剩八里。長樂二十四都，只剩四都。」這是何等悲慘的局面！「遷界徙民」造成了沿海地區人口銳減，在鮑傑的學位論文《福州人口與聚落研究》中也有反映，該文說：「明代實行海禁，沿海的漁民、船民和商賈謀生困難，中期又有倭患和苛政重稅，使福州地區人口持續下降。清初由於海禁、遷界，居民被迫內遷，人口大量減少。」又說：「……明中後期的倭寇之亂及明清兩朝的海禁，迫使一些人遷往西北山區，西北山區各縣的人口數與沿海和福州平原來說，差距逐步地較小。」該文還列舉說，到了「清乾隆年間，平潭境內約3700戶，15000人」。由此可以想見，當時海壇島人煙稀少，民生蕭條的悲涼景象，「遷界徙民」雖然過了近百年，可是其造成的惡果並未完全消除。
（2）
清代的「禁海遷界」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大部分的歷史書都是不談的，即便談到了，也多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裡面除了因為歷朝官府的文書檔案散佚和記載不全，還因為近代方誌史籍多是官府所為，其撰寫者自然不敢公開議論和貶抑當朝，所以留下可供研究當時海禁徙民及其給沿海人民帶來災難的史料甚少。
平潭原屬福清縣管轄，直到1912年才改廳設縣，到了民國十一年（1922）才纂修了第一部《平潭縣誌》，裡面採用的歷史資料多來自《福州府志》和《福清縣誌》，記述前朝「禁海遷界」之史實少之又少，只在《大事志》中敘述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九月，「水師都督」周鶴芝「移駐海壇，建總鎮署於侯均區」「周鶴芝退守火燒嶼」等之後，援引《福州府志》，以「康熙十二年癸丑，鄭成功子經，退據台灣。總督范承謨疏乞展界，復沿海移民」這樣一筆輕輕帶過，以後講的就是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復遷沿海居民於內地」，十九年正月，「提督萬正色督師，出閩安鎮攻海壇」和「（康熙）二十二年，移鎮東衛駐紮海壇」等事，未見海壇「禁海徙民」的具體記述。
2000年，平潭縣纂修出版了建國以來第一部《平潭縣誌》，在新縣誌的《概述》里有這樣的記述：「明洪武年間，為防備倭寇襲擾，強迫島民遷徙內地，致使島上百業荒廢，滿目瘡痍。此後，又因數度「禁海」、「遷界」，極大地制約著平潭海洋產業與對外交往的發展。直至清雍正五年（1727年）禁令解除後，漁業生產與海上運輸開始復甦。」在卷十四《對外經濟貿易》的卷首說：「清代海禁森嚴，限制平潭的對外交往，直至咸豐年間，商貿活動逐漸活躍，平潭的觀音澳成為福建省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之一。」新縣誌對明洪武年間的海壇島民的「遷界徙民」和林楊為上疏「豁免虛稅」而「系獄十八載」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述，對清朝初年的「海禁」只在對外貿易中提及，而對於這時期殘暴的「遷界徙民」的具體情形卻未有記述。
清光緒九年，任厝村舉人任柱鰲傾力纂修《福清道頭房任氏支譜》，並邀請林嗣殷撰譜。林在譜序中寫道：「我朝初年，海氛弗靖，瀕海調移，盪析流離，十不四五。康熙癸丑，范總制疏請展界，調回移民，時各居異處，渙而莫萃。」任柱鰲的譜序也說，「我朝初年，濱海居民調移遷復，流離失所..」「盪析流離，十不四五」，就是說經過「禁海調移」，剩下來的不到四五成，這是多麼殘酷的現實寫照！《譜序》的話道出了平潭任姓族人在清朝初年的「遷界徙民」中所遭受的顛沛流離、家破人亡的苦難，並且把先祖昌庸「遭調轉苦，轉徙無依，削髮住福寺……後以道行清高，主黃檗（寺）方丈」寫入譜牒之中，用以昭示子孫後代。任氏族譜的記載，填補了平潭史籍空白，為家鄉的這一段歷史做了一個註腳。
後來，我在薛氏所修的族譜中也發現，《（福清）西崑薛氏族譜》修於清康熙十年（1671），撰譜者薛仕佺在譜序中赫然寫著：「順治辛丑（1661）冬（是年清廷發布『遷界令』），以海難平，旨下『調遷』內地，田荒屋毀，而吾族凋耗不堪矣！……」雖然短短數語，卻印證了前面說的「挈妻負子載道路，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藉道塗……」「福清二十八里，只剩八里。長樂二十四都，只剩四都」那樣的悲慘境況。福清西崑薛氏修譜，時在「海禁」剛弛不久的康熙十年，離「辛丑」（順治十八年）也就十年時間，其記憶的遭「調遷」那種「田荒屋毀」情形應該是歷歷在目，實在不是「不堪」二字所能盡言！
（本文來源：任恢宗先生著《追尋歷史的足跡》，編輯內容有刪節。）
【後記】今日清明節，【海角一號】徵得任老的同意發布這篇文章，以緬懷那段海壇先人鮮為人知的苦難歷史。
大龍哥綜合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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