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場馬拉松賽跑，而非賽馬
授權轉自：愛智慧PHILOSOPHIA
哲學園鳴謝
編者按：
查爾斯·漢迪是組織行為學和管理學的研究學者，並不是教育專家。而他對教育的常識性的見解，卻為大多數關注教育的父母、教師所陌生。小編不是反智主義者，但是，
學習是人的天賦，而教育卻是人類發明的並傳承下來的，非天賦。然而有多少教育（方法、過程及其結果——內容）是真正「有用」的？
一種不尊重人的學習規律的教育，對人的一生而言，究竟是有益，還是不可逆轉的傷害？
偉大的智者們哪個不是挑戰傳統教育的，亞里士多德、笛卡爾、波爾、愛因斯坦……？
有哪個發明家的成就是老師教出來的，牛頓、達芬奇、喬布斯……？
教育和學習，孰輕孰重？
這些問題是否值得人去反思呢？
本文摘自查爾斯·漢迪《飢餓的靈魂》（Hungry Spirit，又譯：《適當的自私》）
Charles Handy CBE（生於1932年）是愛爾蘭作家、哲學家，致力於組織行為和管理研究。
教育革新
查爾斯·漢迪
「適當的自私」的哲學意識必須及早開始培養。我們需要能夠培養對自己負責與對他人負責的教育方法。這麼一來，學習方法就變得跟學習內容一樣重要，這也是我在自己的受教育過程中所發現的。
我離開中學與大學的時候，腦子裡塞滿了知識，這些知識至少足以應付一路上所有的考試。當然，那只是一些很片面的知識，其中完全不涉及任何自然科學，語言方面也只修了拉丁語與希臘語。
後來我進入製造業工作，這在當時來說是頗不尋常的。「你是我們家族中第一個從商的。」我的姑婆很不以為然地說。無論親戚的觀感如何，那份工作的重點可以說是製造與銷售有用的產品與服務。身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我以為這個工作一定簡單極了，以我的聰明才智，工作起來必定遊刃有餘。感謝上帝，學校與學校教育已經被我拋在腦後，終於可以開始生活了！而我覺得生活中包含了所有的美好事物。
因此，在我第一次接觸外面的世界，又發覺自己很不幸地裝備不全的時候，真是頗受打擊。而且不僅是在維持生計的必要事務方面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完全無法應付生活與工作兩方面紛至沓來的各種等待做出的新決定。我的第一位僱主說得很好：「你有一個訓練良好、但卻空空的頭腦，現在我們要設法填一些有用的東西進去，但別以為你在頭一個10年之內，能夠對我們有什麼真正的價值。」我何其有幸，碰到一位願意投資這麼多時間來教育我的僱主，其實這才是真正的教育。10年之後，我離職了，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一直不曾稍減。
重新思考教育的意義
擁有「訓練良好的頭腦」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不久就發現，我的頭腦只被訓練來處理封閉性的問題，而這會兒我必須應付的卻是沒頭沒尾、毫無邊際的難題。「銷售成本是多少」是個封閉性的問題，答案有對有錯。「我們該怎麼辦」是個開放式的問題，可能的答案有好幾種。我受過分析訓練，卻沒有經驗做出結果不知是好或是壞的決定。我慢慢明白，其實知道一個問題的正確答案，和改變一種情況並不相同，而後者才是別人花錢雇我的真正原因。最糟糕的是，真正的開放式問題「這一切有什麼幫助」開始困擾著我。
我是在一種個人主義的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對我來說，分數只對自己有意義，除了參加某些競賽之外，我很少與人競爭。在學校里，我獨自進行學習的遊戲。但我很快發現在工作上絕非如此。一切的一切都必須與他人合作，如何贏得友誼或是影響他人則不在課程之內。不幸的是，後來證明，那些才是我新生活中的必修課。個人縱使是一個明星，如果待在一個失敗的群體里，也沒有什麼大用。群體的失敗一樣會把個人拉下深淵，我們的命運是相互牽連的，也就是說我與我的同學如今是同事，而非競爭者了。過去，我只有在運動場上才能碰得到「團隊」的概念，在教室里可碰不到。在我的腦子裡，「團隊」就該放在標明「娛樂」兩字的盒子里，而不是在「工作」甚至「生活」的盒子里。我發現我的新挑戰就是把3個盒子合在一起。一直到最後，我才又發現其他盒子多麼不可或缺，而這才是我教育的開始。
「這麼說，你是個大學畢業生？」我的新銷售經理這麼對我說，「主修古典文學是嗎？我想這恐怕沒辦法讓我們的中國推銷員服氣呢！再過不久，你就是他們其中一些人的上司了。你打算如何贏得他們的尊敬？」又是一個開放式問題。過去我從來沒有得到和我大不相同的人的信任，他們有不同的價值觀，對世界如何運作或應該如何運作另有想法。除了親戚與老師之外，我甚至連比我大兩歲的人都不認識一個。我從未嘗試過探索不同的文化，我也不習慣別人把我當作一個無知的傻瓜，況且對於他們世界裡的重要事物，我確實一無所知。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領悟到，聰明原來不止一種。
顛覆傳統教育
當時我就知道，我所受過的教育確實束縛住了我的手腳。我學過的許多東西完全派不上用場，而在學習過程中培養出來的態度與行為，卻似乎與現實生活中所需的一切相互矛盾。雖然我學過哲學，可是我並沒有將哲學應用在自己身上。一開始，我以為生活的重點十分明顯：奮鬥向上、向錢看、娶妻、成家。後來我漸漸明白，生活並非如此簡單，我所相信的、認為值得努力的事物，以及和誰一起努力，這些事情變得重要起來。我也開始擔憂個人能夠有什麼貢獻，使我不僅賺得到錢，也對世界某個角落有所幫助。
我們的學校不管在生活或工作方面，都為孩子做了較好的準備，這些對經營一個滿意的人生是很重要的，可是我卻很懷疑。現在的學科雖然看起來比較相關，但我們仍然只能從工作中學習工作，從生活中學習生活，這話是永遠不會錯的。但我相信，我們可以通過做更多努力，使教育的過程跟目前生活與工作的過程有更多相通之處，如此一來，現實的震撼就不會顯得那麼殘酷了。倘若全國課程偏重的是過程而非內容，是人和價值觀、事物和知識並重的話，人們對教育才會比較有信心。
美國國家嬰兒臨床計劃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Clinical Infant Programs）列出在校學童需要做好的七大功課，我倒覺得或許在人生中我們也需要同樣的功課。這七大功課是：信心、好奇心、目標感、自制力、關聯性、溝通能力，以及合作能力。此外，成功的定義並非智商，而是有耐心等待遲來的滿足感。丹尼爾·戈爾曼（Daniel Goleman）把這一切屬性統稱為所謂的「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以此為名的書大為暢銷，表示許多人也同意他的看法。可惜的是，沒有哪一項課程把這些能力列為必修。我曾向一位英語教授請教，如何在高等教育的課堂上培養學生的這些特質，因為這些特質在早期的教育中多半被忽視了。他卻回答說：「他們來是要學英文，其他這些東西只有到街上去學了。」
給學校的建議
社會期望學校具備多項功能，這也是學校的問題之一，但學校是世人僅存的一個安全的人生練習場，因此彌足珍貴，理應受到保護。可是，學校也必須把它的意義交代清楚。經濟史學家托尼（R.H.Tawney）在歷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稱之為墳墓世界）之後回到英國，大聲疾呼各界推動一種「慷慨大度、富有啟發性與人性」的教育來取代既有的制度，它「不像學院那樣莊嚴，也不似酒店一般受歡迎，但卻像郵局一樣，是絕對必要的」。他對狹隘的功利主義教育方式導致的心靈愚昧加以公開譴責，並且宣稱「唯有受人愛戴的組織，才能觸動人們的想像」。我們仍然需要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創建這樣的地方。
我認為一所注重生活與工作的學校，若想幫助學生開始為他們的人生負責，為了他們對這個世界的信念，也為了和他們一起工作、生活，或是認識的其他人，更為了觸動他們的想像、啟發他們的心靈，就應該同意以下7項建議。
發現自我比發現世界更重要
發現自我與發現世界，兩者固然都很重要，但畢竟世界一直都在那兒。我們需要竭盡所能建立一個自己可以駕馭的信念。有太多人的學校經歷充滿了失敗，離開學校的時候，他們的自尊心已經飽受打擊，深信自己愚蠢、能力不夠、學業不精，這是找工作或是開始生活最糟糕的一個起點，尤其是在未來，許多工作必須靠我們自己去創造的時候，更是如此。在21世紀，我們再也無法仰賴組織以它們的技能來填滿我們空空如也的腦袋了。
「找顧客而非找工作。」我在兒女離開大學時，告訴他們這句話，因為只有在別人願意付錢買你製造的或是創造的東西時，你才有被人僱用的價值。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你就必須先擁有自信、一技之長或是過人的能力以及社交技巧，因為，銷售自己的產品或服務並不容易。「被僱用的價值」應該成為所有孩子獲得的一項保證，就像生來即有的權利一樣，在他們離開學校之際，將會具備這三大生存要件，因為它們正是自尊的基石，是通往圓滿自我的起點。如果孩子離開學校時沒有具備這三大要件，那就表示學校教育失敗了。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在就職演說中曾說：
我們最深切的恐懼並非自己能力不夠，我們最深切的恐懼乃是擁有難以揣度的權力。我們自問：『我是誰啊，竟能如此聰穎、美麗，既有才幹又妙不可言？』其實，誰說你不是呢？你是上帝的孩子，我們生來是為了證明上帝的榮耀就在我們心中。不只是某些人，而是在每個人的心裡。
每個人都擅長於某一件事
哈佛大學的教育學教授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曾列出人類七種不同的智能，稱為「多元智能」。「多元智能」是加德納在其著作《智能的結構》（Frames of Mind）一書中提出的概念，對教育工作者而言，智慧具有如此多層次的概念，確實是一大啟示。不過，只要稍加思索，一切即顯而易見。我們可以在他的清單上再加上高曼的情商概念。可是，即使沒有這些學院派人士的協助，我們也可以從自己的經驗中，列出屬於自己的清單。
隨著時間的流逝，也隨著我所遭遇到的跟智慧或才能有關的事例的增加，我自己的清單已經變得越來越長。以下是我目前的清單。不過，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不同的智慧不需要（通常也不會）相互關聯。同時具備三種智慧的人未免太過幸運了。事實上，所有的智慧都是可以培養的，只不過有天賦的人培養起來要快得多。
事實智慧（Factual Intelligence）——百科全書似的萬事通能力。
分析智慧（Analytic Intelligence）——推理與形成概念的能力。
計算智慧（Numerate Intelligence）——易於掌握任何類型的數字。
頭三種智慧的組合可以讓你通過大多數的考試與測驗，為你贏得「聰明」的頭銜。不過智慧並不止於此。
語言智慧（Linguistic Intelligence）——一種或多種的語言能力。
空間智慧（Spatial Intelligence）——看出事物模式的能力。藝術家、企業家與系統分析師具有這種能力，可是遇上考試時，成績往往很糟。因此，他們的學生生涯往往並不成功。但是，如果他們的自尊心沒有受到太嚴重的傷害，必然有大器晚成的一天。
運動智慧（Physical Intelligence）——雖然有些人喜歡稱之為天分，但運動員的技巧仍是一種公認的智慧。我們常常嘲諷一些美國的大學動輒就為體育特長生提供獎學金的做法，不過它們或許只是延伸了教育與智慧的觀念，我們也應該如此才是。
直覺智慧（Intuitive Intelligence）——感覺或看到尚未明朗的事物的才能。通常與分析智慧互相抵觸，使得兩者之間很難溝通。
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在人生當中，自覺與自製、毅力、熱心與自動自發往往要比其他能力更為重要。高曼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話說：「任何人都會生氣，因為生氣很簡單。但要對適當的人生氣、氣到適當的程度、為了適當的理由、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那就不容易了。」
實踐智慧（Practical Intelligence）——往往被稱為「常識」，也就是識別需要做什麼和能夠做什麼的能力。當其他人仍然還在爭辯時，具備這種智慧的人往往已經著手開始做了！
人際智慧（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與他人合作或通過他人完成一件事情的能力。偶爾也稱之為「社交智慧」，或者提升為「領導力」，這種智慧攸關工作的成功與個人的生存。
音樂智慧（Musical Intelligence）——這很容易辨認出來，不論是歌劇演唱家、鋼琴家或是流行樂隊，都擁有這種智慧。這種智慧令人愉快的地方是跟年齡毫無關係，也就是說對年輕人而言，是一條通往成功經驗的重要路徑。
這份清單可能會變得越來越長，因為或許還有其他類型的智慧。這些不同智慧的名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份清單後面的意義：這些林林總總的智慧或能力都是我們能夠用來討生活、貢獻這個世界與製造一些改變的資源。以下這個假設雖然無法得到證明，但卻是挺合理的：我們每個人生來就具備其中至少一種智慧。另外，我們觀察一些老年人的時候，可能也看不出任何一種智慧是否要比其他更重要。不過，任何一種智慧都可能發展為自尊心、成功的人生與有益的工作的基礎。
幫助年輕人建立個人的「智慧描述」（intelligence profile），應該是學校生活的首要職責，接下來要做的則是鼓勵學生髮展他們最偏愛的一套智慧組合，並且找出運用這些智慧的最佳途徑。這將可以提供自信的基礎——如果缺乏自信，就什麼也學不好了，而其他方面的智慧可以慢慢培養。倘若只是狹隘地專註於這份清單上的頭三種智慧，那麼在那些方面稍弱，而其他智慧方面卻是天賦異稟的人，很可能會被視為愚蠢，這等於誤了他們的一生。
期望老師照顧到每個學生的特質，或許會加重老師的負擔。不過現在老師與學生的比率可能也並不合理。在每一個孩子需要得到特別關照的幼年時期，我們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關注，在他們完全不需要的時候卻亦步亦趨。因此，在小學班上，一位老師要照顧30名甚至更多的學童，而在高等教育學府，一位老師的學生只有10名甚至更少。把這些數字反過來或許是更合理的做法，就理論而言，這麼一來，老師的總數不會增加，經費說不定還會減少。
倫敦皇家藝術協會學習理事克里斯托弗·鮑爾爵士（Sir Christopher Ball）對於師生比率提出了一個挺巧妙的公式——以學生的年齡乘以2。5歲的學童應該是每10位學生1位老師，20歲的學生則是每40名學生1位老師。不過到那個時候，他們應該已經是獨立的學習者了。顯然我們不能直接讓大學教授去教小學生，因此我們必須先在小學方面做投資，同時拉大大學中的師生比率。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增加，學校資源卻不太可能隨之增長的情況下，師生比率其實本來就會大幅伸展。
在美國塔夫斯大學校園裡，你會發現「艾略特·皮爾森預科學校」（Eliot Pearson Preschool）與「光譜計劃」（Project Spectrum）。這種課程的目標在於刻意培養廣泛的智慧。這項計劃是受到加德納的工作啟發而產生的。加德納在那兒對4歲的朱迪進行了觀察。對一般不經意的觀察者來說，朱迪是一個既害羞又退縮的孩子，玩的時候也不和人一塊兒，總是站在一邊。可是，當朱迪的老師請她為每個小男生、小女生配上他們最喜歡的玩伴時，朱迪配得絲毫不差。她腦中有一幅班上小朋友的社交圖，而且她的觀察入微，更是4歲孩童中很不尋常的能力。這種技能很可能使她在以後的人生中能夠出落成一顆明星，而且是在人際關係較為敏感的領域，如外交、營銷或是管理。如果朱迪上的學校比較傳統，這種天分將會受到忽視，甚至會被歸類成社交能力不足。她的自尊心一定會受到挫傷，而這種挫傷很可能會影響她一輩子。
人生是一場馬拉松賽跑，而非賽馬
在一場賽馬當中，只有前3名是重要的，剩下的都是失敗者；而一場馬拉松賽跑則不然，每一個跑完全程的人都是贏家。雖然有人跑得比別人快些，有人跑在前面爭取領先，但是多半的參加者卻是在和自己賽跑，想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人生比較像是一場馬拉松賽跑。我們可以自己選擇參加什麼級別的比賽、選擇自主的步調，而且多半時間都是在超越自己，到最後，沒有輸或贏，只有參加與變得更好。
英國針對7歲、11歲、14歲與16歲學童所做的強制測驗之類的考試，就把教育變成了一場賽馬，而非馬拉松賽跑，因為無論測驗的本意如何，它的分數必然為孩子貼上標準之上或之下的標籤。在特定年齡所做的比較分級制，也使教育成為一種分類的機制，而不是一個發展的程序。
如果我們以這種方式考駕駛執照，在每個人年滿17歲的時候來個強迫性的大匯考，只有標準水平以上的人可以拿到駕照，那麼我們的道路想必安全許多，因為開車的人技術好得多，人數也少得多。可是我們學校的測驗正是這麼乾的，這並不道德，因為它剝奪了大器晚成的人至關重要的機會。
知道「什麼」，不如知道「哪裡」「如何」「為什麼」來得重要
在我所受的教育中，我一直模模糊糊地以為，教育與培訓的目標是為了儘可能在腦子裡填滿信息，這樣在我需要的時候便唾手可得。當然，這會兒我已經全還給學校了。我們在生活與工作中，只有需要的時候，而非之前，才會去學習一些東西。對絕大多數人來說，知識只有很短暫的使用期。除非馬上用，否則很快就忘了。這也是為什麼在本國學習外語是那麼困難，如果新的單詞和句式在幾天之內還沒用習慣的話，馬上就在記憶中消失不見了。
今天知識已經是隨處可得，不論是在書本與手冊里，在光碟或是網路世界裡，甚或在他人的經驗里。所以我們要掌握的關鍵不在於設法把所有的知識都放進一個人的腦袋裡，而在於知道可以到哪裡去找到知識、取得知識，也知道有了知識之後應該如何加以運用。我們需要及早學習這麼去做。學校是學生的人生練習場，不應該給學生填鴨式的灌食，而應該教他們學會怎麼自己吃。
這改變了老師的角色。老師不再是知識唯一的儲藏所（這也是傳統上他們權威的來源），反而必須準備鼓勵學生在網路上尋找事實與理論，結果學生對於某些事物的了解往往超過老師。一個人竟能勝過專家，對任何孩子來說，光是明白這一點就已經夠刺激了，而有自信的教師也應該同樣感到高興才是。老師真正的工作，是規定學生必須尋找特定知識，幫助他們把答案找出來，並且示範運用的方法。我聽說毛利語的「教」與「學」是同一個字，或許他們知道一些我們早已忘掉的事。
當然，所有學生都需要一些基本的技能。文字、數學與情感方面的能力是必要的。我們或許不需要寫字或打字，因為將來我們可以對電腦說話，看著我們所選擇的任何一種語言在屏幕上一個一個字拼寫出來，但我們必須學會閱讀與說話，而且最好學會不止一種語言，也能接聽電話。在數字化的世界裡，許多信息以數字的形式呈現，因此很重要的是，人人能夠在人生早期就對數字駕輕就熟，了解到數字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學習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感，以高曼的概念來說，就是培養自覺、自製、同理心，聆聽以及解決衝突與合作的藝術。最為關鍵的一點是，我們需要學習如何學習，並且樂在學習的過程中。扼殺學習樂趣的學校可能損害我們的一生。
那些生來即具備一定智慧的人會比較容易起步，但是在培養所有學生的這些技能方面，一所好學校可以做的事很多。例如「自我的科學」（Self Science）就是舊金山一所學校的核心課程，其設計的重點在於幫助學童了解他們的感覺，以及如何去影響別人。
在這方面，我們應該發揮藝術的影響力，尤其是表演藝術。戲劇、舞蹈與音樂，使年輕人得以在安全的情況下拿他們的情緒做實驗。各種類型的表演藝術也讓學習變得更為有趣。我曾參觀過一位年輕的戲劇老師在南非一個城鎮小學上英語課的情形，在南非英語是學童的第二語言。她為班上6歲的學童安排了各種市井街頭會碰得到的不同角色，並且要求他們即興演出，規定他們只能說英語，又問他們是否需要知道什麼特別的英文單詞。這個班上一共有40名學童。我看得很仔細，發現每個人都講了話，而且還有好幾個人同時講，一如街頭上會見到的情形。在一小時的課程結束之際，所有的孩子都為自己鼓掌祝賀。
那間教室里的能量與熱誠頗有感染力，唯一不受感染的是參觀示範教學的正規老師。起初這些老師設法讓學童們保持安靜，因為他們以為噪音會妨礙學習。當這些老師發現學童能夠從角色扮演中學到很多的時候，他們變得緊張起來，因為，傳統教學法的改變已大大威脅到他們對自己的看法。
上學應該像上班，反之亦然
幾年前，我參觀過各種不同的學校，我常常一開始就問學校有多少人，得到的答案總是漏掉了學生。後來我才明白，他們並沒有把學生視為工作者，而是把他們視為這些人力工廠里的產品，學生進入學校時彷彿是原料，經過處理、檢查、分級，最後才放到市場上銷售。
這種想法真是令人沮喪，但也刺激我去思考一件事：如果我們把學童當做一個創意工廠里真正的工作者來看待，老師則是顧問或資深管理者，那會怎樣呢？工作內容將會以要完成的作業為重點。大部分的工作由小團隊來執行，不同團隊之間會有競爭，但團隊內部也有合作。作業必須儘可能真實，但也有機會增進技能，並且在限定時間內搜集所需的資料。
如此一來，義務與責任將成為有後果的活概念，因為學生與老師都必須承受那些後果。他們會學到，如果作業遲交或是沒有準備妥當，或是疲倦得無法拿出最好的表現，不僅是你自己失望，整個團隊也會失望。或許沒有人可以是個孤島，不過除非親身體會過，否則你不會相信這句話。
於是，學習會被視為更好的學業表現的必要元素，學生也會學到不同智慧的組合，這樣才能造就一些事情。發現與駕馭這些天分是至關重要的。在適當的時機里，讓年紀大一些的學生與年幼的學童合作，可以培養出合乎其年齡與能力的責任感。
我的小兒子天生有一副絕佳的嗓音。他參加了一個名聲顯赫的大教堂的唱詩班，並被當做唱詩班中正式的成員看待。他在唱詩班中的表現無懈可擊，然而在學校較為傳統的課程方面，他的表現倒是時好時壞。我問唱詩班指揮有什麼秘訣讓他在這兒表現這麼好。「很簡單，」他說，「我們這兒是工作。他把工作看得很重要，是因為我們把他看得很重要。」
在所有事務當中，音樂往往是孩子能夠和許多大人做得一樣好的事之一。他們視音樂為工作，它的確是工作，需要紀律、練習與高水平。他們在準備表演的時候，項目合作、專業主義、自尊與熱情一樣不缺。他們的評審是觀眾，不是父母或老師，也不是學校。工作或許永遠無法再一次令人同樣滿意，但年輕的表演者品嘗了一次它的滋味，他們的自信心也將因而受惠。
我認為，學校應該更像工作組織繼續延伸下去。現在的工作組織把自己的資源集中於「核心競爭力」，而把其他的工作組織外包出去。學校已經慢慢朝著這條路走了，不過目前只外包了伙食與維修的工作。只有他們把自己看成學童發展方面的設計師與管理者，而不僅僅是老師，才可能繼續走下去。學校不能，也不應該做所有的事，如文書處理、計算、駕駛、基本急救訓練、語言、家庭管理、金錢管理、項目報告技巧之類的實用技能，其實都可以委託給專家，讓老師可以了無牽掛地專註於學童更全面的教育與發展。
像德國那樣在工作場所學習，才是學習技術最好的方式，但這也可能被看成是學校的附屬品，或是教育的一部分，受到學校的監督或安排。要學習社會上的工作，或是我們周圍世界的價值觀與規範，最好的方法也是由學校指定或是安排工作事項，在鄰近的社區學習。把工作場所變成年輕人的學校，這個解決辦法不見得會受到企業主的歡迎，但他們或許漸漸會明白，早期的教育要比日後的補救教育更好，也更便宜。如果工作所需的技能與態度在工作中可以學得最為淋漓盡致，那麼工作場所就必須參與其中，不僅是作為終極目標，更應是學習過程的一部分。
在工作與學校的訓練之間，責任若能劃分得好，學校就能專心於它們最擅長的事。雇更少的核心人員、拿更高的薪水、取得更多的成就是工商業界的生產力公式，實現之道即是人盡其才，而且把事情做得更有效率。如果學校也採用同一個公式，就可以付給老師較好的薪水，恢復他們的自尊心。近年來老師在這方面偶爾有所欠缺。曾有人說1944年的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是對英國父母信心最大的玩弄，法案中指出，學校必須對孩子的發展負責。那決不是真的，也永遠不可能是真的，但它卻使得每個人都把這個工作丟給學校。如今顛覆這個假設的時候到了，在教育孩子方面，我們應該給予學校一個較小卻頗具關鍵性的角色。
社會上一直都開展著各種各樣的學習，但其中大半發生在學校之外，我們不該為此感到遺憾，反而應該加以利用才是。
人生是以家庭為起點的旅程
我曾說過，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人生是個發現的歷程——發現我們是誰，能做什麼，最終則是我們為什麼存在，相信什麼。這是個循環的過程，因為當我們發現自己能做什麼，並且找出我們存在的理由時，我們看待自己的方式也改變了，這使得我們向新的方向出發，發現新的能力，也發現我們存在的新理由。這種螺旋式旅程即是終身學習的真正意義，對追尋這個意義的人來說，它依舊是一種令人無比著迷的經驗，不僅豐富了個人的一生，也讓周圍的人過得多姿多彩。厭倦於這趟旅程的人，等於厭倦了生命，他們是無趣又乏味的，他們的麻木冷漠也會很快地感染身旁的朋友與同事。
學習如何旅行的最好方法就是開始旅行，並且有經驗豐富的旅行者隨行教導與幫助。對於年輕人，也應鼓勵他們邁步去探究人生究竟有何意義，只為這將使他們展開第二輪的循環。年輕人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是旅程所需的唯一燃料，只要沒有被澆熄就好。從本質上來說，學習如何學習是個發現的過程，只有先完成了這一過程，才能談到發展自我的問題。
這個過程好比人生當中大多數的重要事物，是教不來的，只有鼓勵。學到的教訓也無法給分數，因為每一趟旅程都是獨一無二的。由於小孩子學習得快，這些課程不能延遲到他們上學才教，因此，父母必須擔任教練。這很困難，因為父母也在學習。社會上有三種重要的工作是既不需要培訓也不必審查資格的，雖然它們最需要被培訓與審查，那就是經理人、政治人物與父母。
雖然愛德華·德·博諾（Edward de Bono）稱，我們思考的能力可以通過教育達成，而且他的說法也十分可信，不過學著了解自己就更微妙了。它不太容易融入正式的課程，但可以從學校的圍繞式文化（enveloping culture）中脫穎而出。我曾對我兒子的校長抱怨學校太過偏重於學業了。他回答說，那是因為社會（尤其是學生家長）認為考試結果十分重要，他只能儘可能有效率地達成他們的心愿。「但是，只要做到了，」校長說，「我們就開始真正的教育，也就是尋求個人的獨特性與意義。我們都知道其實那才是人的本來目的，但我們得先把數字弄對了，才能放手去做。」
學習是經驗，在寧靜中習得
我們借著反省發生過的事而學習。這個過程很少是倒過來的，不過大部分的教育計劃卻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我們希望在人們開始生活之前，就教會大家如何過活；或是在他們進行管理之前，就教會他們管理之道。結果，這些教導根本就記不住。最接近這種方式的是模擬教學，而在壓根不能出錯的地方這種方式更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沒有人想要一位不曾接受過訓練的飛行員。但是不管做了多少角色扮演、案例研究或是項目計劃，都比不上現實人生的體驗。我們需要在學校里儘可能多地累積真實經驗，但在放學之後，我們也必須提供更多反省與學習的機會。
教育不只在學校，人生即提供了我們所需的一切學習經驗，我們缺的只是時間、地點，以及幫助我們從這些經驗中學習的人。我們需要把整個教育系統想像成一個人生大學，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有權研讀。
事前裝貨式（front loading）教育制度最大的危險，在於它變成了一種機會不再重現的經歷。如果你一開始沒有成功，通常就不被允許再試一次。這對那些天生無法適應教室課程的人而言尤其苛刻。在一個背景至上的社會裡，處處都需要學歷或是資格，一種容易取得的終身學院制度是很有必要的，這一類的學院應該辦得有聲有色，同時又不給人以威脅感。
因此，我們應該在思想上更富冒險精神才是。我很喜歡英國伯明翰發起的「第一階段大學」（University of the First Age）的想法，這些學校提供給學童的是校外經驗與校外教學。稱之為「大學」，是希望聽上去比較正規，而它所做的事情則比較實際，也比較不同於一般的學習傳統。我也喜歡「社區大學」這個概念，學生可以在這裡為非營利組織服務，並且在一段時間的工作順利結束之後，得到一張證書，以證明他們有從事類似工作的能力。大學在此成為一個工作組織，教職員則是組織中的成員，由外面的團體確認與核准。用「大學」兩字，是為了博得尊敬，而所選擇的環境，也很真實。企業本應提供許多大學所需的素材與教職員才是。
我們還可以設想得更大膽一點，把它想像成人生宇宙大學的一部分，我們努力從教育系統之外，為每個年輕人提供一位導師，一個對那名學生的人生進展具有積極意義的良師。身為良師這種事必須出於自願，否則不會奏效，而且這種關係必須雙方都能接受。不過，不同世界之間更多建立一對一關係的機會，都是值得發掘的。年輕人缺少不同類型的成人榜樣，除了父母和老師之外，他們認識的成年人少之又少，而父母、老師這些權威人物很可能在其青春期就已經被排斥在榜樣人選之外了。從同學或是運動明星、音樂明星這些成年人的模範中，他們很難養成對未來人生的實際看法。尊重自己的第一步，往往是贏得你所尊敬的人的尊重。
倫敦一所包羅萬象的大型學校共有來自50個不同國家的1450名學生，他們已經開始自己的導師計劃，共有40名顧問與來自於一家大型管理諮詢公司的員工參與。一位管理者對此計劃的初步結果印象非常深刻：「學生的信心與目標感明顯增加了。」另外一所倫敦的學校也在鄰近的一家出版公司開始類似的計劃。這些項目計劃都屬於「社區企業」公司設立的「根與翼」（Roots and Wings）計劃的一部分。未來說不定每一個青少年都有可能選擇來自外面世界的志願者導師。這或許是企業在影響我們年輕學子的教育方面，所能做的最有益的一件事。
如今的確是大膽想像的時代，我們需要顛覆過去對教育的了解。現在也是明了學校應該設在一些不可思議的地方，一些過去我們從不認為可以辦學的地方的時候了。只有這樣，年輕人才能獲得自信，因為那是尊重自己與建立責任感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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