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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包裹著懸疑推理片外殼的文藝電影都難免會遭到中國觀眾的質疑，那些懷著對懸疑片類型期待去觀影的人會因為真相的不明和反類型的敘事節奏而茫然不適，而諳熟是枝裕和作者風格的粉絲也會因為懸疑類型的陌生化形態，而否定這個作品。
影片放映前，是枝裕和曾向觀眾道歉：「電影比較含糊，也沒說清楚真相是什麼，抱歉了。」這句表面上看上去是道歉的客套話，其實暗含了導演的本意：本片並不以追求真相為目的，切勿被「懸疑片」的類型外殼所欺騙，而對文本中導演刻意為之的曖昧與模糊視而不見。正如影片中反覆提到的「容器」概念——因為容器是空的，所以每個人在裡面放什麼東西完全取決於個人的理解。《第三度嫌疑人》便是導演是枝裕和打造的「容器」。
導演的容器——曖昧與留白的力量
這個雜糅了懸疑片、犯罪片、社會派推理片、庭審片等多種類型元素，涉及司法倫理問題、社會問題、甚至宗教問題等多元主題，且敘事在留白與閑筆中徘徊的文本，無疑為觀眾呈現了一個沒有整體性、輪廓不清晰、可以容納一切卻又無所容納的「容器」。不同的觀眾透過影片這個容器刻意放入自己的解讀，但每一種解碼方式都會遭遇文本的缺失與曖昧。這種模稜兩可的表達方式與以求真與邏輯為核心的推理類型文本形成了一種衝突，由此造成了觀眾觀影時的錯愕與迷茫。然而，這個錯愕的我們，又何嘗不像影片中的律師重盛，只看見自己相信的存在。
對於拍攝紀錄片出身，奉行「不干涉、不判斷、讓事情慢慢生長」原則的是枝裕和而言，恐怕上帝之眼所呈現的全景世界並不存在，倒是影片中這個真、假、有、無交融的世界體現了是枝裕和一以貫之的創作思維。當然，是枝裕和並不是要以不確定聚焦的方式重述一個《羅生門》的故事，也不是要通過多重聚焦的方式來還原盲人摸象的寓言。猶如立體主義畫作一般，他將不同層面的部分事實拼湊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無形之象，每一段敘事留白都可以展開一個敘事維度，而這些片段事實的拼湊者——律師重盛，則作為影片的主人公，以自己「容入」三隅這個「容器」的過程，構建了他自己的救贖與審判故事。
主角的容器——重盛對三隅的認同心靈史
筆者認為影片的題目《第三度嫌疑人》翻譯得並不準確，港台譯名《第三次殺人》或許更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影片的敘事主軸。影片中嫌疑人三隅一共三次「殺」人：青年時期在北海道殺人、殺害咲江父親及最後一次——最關鍵的第三次，其實是借重盛的法律辯護之「刃」殺死了自己。確切地說，用「制裁」取代「殺人」更能體現影片對司法倫理的探討：人是否有決斷他人生死的正當權利。三隅第一次被法官制裁，如法官所言，體現的是「社會製造犯罪」的論斷。三隅殺害強姦女兒的禽獸父親，是三隅的制裁/救贖。三隅和重盛一同為了保護咲江，在合乎內心之法的基礎上，一同實行了三隅的犧牲與拯救，重盛的制裁和救贖。在三次制裁中，三隅都扮演了「容器」的角色，而以「第三次殺人」作為影片的片名，是因為影片的故事線索是圍繞著重盛對三隅這個「容器」的認同而展開的。
作為三隅辯護律師的重盛，在影片中充當了懸疑類型片中「偵探」行動元的敘事功能，只是這位不執著於追求真相的破案者，勢必會造成類型敘事的障礙。但是，當我們將重盛對三隅的情感變化線作為影片的敘事主軸後，影片的敘事結構便清晰起來。《第三度嫌疑人》並不靠外部矛盾推動劇情，而是通過人物的內心變化弧線來構建故事。
影片中重盛與三隅一共在狹小的探視空間內對峙了七次。隔著一扇玻璃，導演以精妙的影像場面調度方式，將兩個人從隔閡、質疑、對立、同情、認同與合一的過程，呈現為變化的鏡像關係。初次會面，信心十足的成功律師重盛只關心辯護戰術，此時的他是站在律師的純技能視角來思考案件。當三隅隔著玻璃感受重盛的手掌，並提出女兒的問題之後，「父女情」成為了重盛與三隅的結合點，律師開始積極探索三隅和咲江的關係，得知咲江被生父性侵的事實後，重盛因為三隅所說的「相信「，而決定幫助三隅完成犧牲與救贖。
如果說影片是導演的容器，那麼嫌疑犯三隅就是影片中的容器，役所廣司以精髓的表演將一個可以隨意變形的「容器」刻畫得出神入化。影片中他多次翻供，從一開始盜竊縱火，到被老闆娘買兇殺人，直至最後在法庭上否定殺人，對於謊言，三隅都呈現得真誠而篤定，只有幫助咲江殺害禽獸父親這個最接近事實的真相，卻表現出曖昧與不確定。他很少回答重盛的問題，而是反問重盛，引君入「瓮」，讓重盛在認同自己的同時，一步步面對自我。最後，三隅被判死刑，重盛自以為「理解「了三隅的本意，鏡頭中兩個人物的面部倒影在玻璃鏡中幾近重合，而三隅卻暗示重盛，這個美好的故事，或許只是重盛相信的事實。伴隨著重盛發出」原來只是容器……「的感嘆，畫面中重疊的兩幅面孔，漸漸分離……
重複——想像共同體的結構與隱喻
影片中那面隔閡/聯繫著重盛與三隅的玻璃鏡，同樣體現了是枝裕和的鏡像修辭，一種在重複中重疊的敘事結構策略。在《第三度嫌疑人》中，「重複」構成了影片的節奏：律師重盛與嫌犯三隅，兩個出生於北海道，對女兒有著愧疚，都愛吃花生醬的中年男子，是對立的人物重複。影片中，三對有「裂痕」的父女關係：重盛因為工作疏於照顧女兒、三隅因為犯罪被女兒詛咒、咲江則被生父性侵。三對重複的人物關係，因咲江而凝聚在一起。影片中的「三次」殺人，有相似也有變化，三隅兩次犯案手段一致，但一次是原罪，另一次卻是救贖。此外，影片中還有很多重複的細節設置：熱帶魚之死與金絲雀之死的謊言相互對照，重盛女兒的「虛假之淚」與咲江的「瘸腿謊言」及三隅的多次翻供構成了真與假的重複與變奏。十字架與花生醬是影片中多次重複出現的意象，承載著影片隱含的主題……
如果說蘊含著變化的重複，構成了影片的節奏。那麼重複中的重疊，則構成了是枝裕和在多部影片中表達的重建命運共同體意識。影片中兩場頗為詩意的超現實場景充分體現了這個主題。在一場打雪仗的戲中，重盛親自走入了他的想像界：鏡頭先展現咲江與三隅在河邊打雪仗，在咲江投擲雪球的鏡頭之後，鏡頭反打被雪球打中的重盛，經由咲江，三個人形成了一個共同體，在想像的冰雪世界中，鏡頭緩緩升起，俯拍的畫面中，三個人手拉手的姿勢像是三個十字架，是本片中難得的亮色調畫面。另外一場河邊殺人的戲，與影片開頭呼應，只不過是咲江與三隅一同殺人，鏡頭反打出河邊沉思的重盛，配合重盛臉部抹血的動作，三者的構圖景別造型一直，又是一次視覺化的三人合一場面。
這種在創痛後結為共同體的意識貫穿著是枝裕和的作品，從這個層面上來講，本片雖然類型題材與是枝裕和以前的影片有差異，但在影片的精神線索上卻是一致的。頗為有意思的是，除了將想像的共同體視覺化，是枝裕和還以他慣用的味覺修辭——通過日常生活中食物的味覺，喚起親切的生理共鳴，來表達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比如本片中的花生醬，作為一個重要的道具細節，它不僅關聯著重盛、三隅、咲江三者的關係，出現在影片的重要情節點上，而且三隅咽口水的動作、他在監獄裡品味著花生醬麵包的長鏡頭呈現出了這個人物身上難以掩飾的真相，使觀眾相信圍繞花生醬建立的情感是影片中最有溫度的真實。也許在是枝裕和看來，邏輯語言和視覺信息都可以作假，唯有源於日常生活中的味覺體驗才是不撒謊的事實。以食物的味覺修辭喚起想像共同體的溫情，恐怕是《第三度嫌疑人》這個真相曖昧的文本中唯一真實的味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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