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 | 歷史餘燼中的合伙人制度

原標題：人文 | 歷史餘燼中的合伙人制度

編者按

歷朝歷代的制度設計之所以呈現「飲鴆止渴」的效果，是因為秦漢之後的統治者視天下為私產，缺乏對合伙人制度的認同，就算採用了，也是一時權宜。

文 / 宗白

明初大儒方孝孺在名文《深慮論》中拋出了一個問題：天下如何才能長治久安？

對於企業來說，類似的問題就是：

基業如何長青？

這顯然是個燒腦的問題。儘管人們都會喊本朝基業定會傳至萬萬年，而實際上，一個朝代的壽命比現代公司也長不了多少。方孝孺在《深慮論》中更指出了一個魔咒般的事實：君主們自認為智巧的手段，同時也是日後滅亡的禍因。

能預見的風險都不是風險

比如說，秦始皇認為周朝的滅亡在於諸侯國的強大，於是不再封建諸侯，而是實行中央直屬的郡縣制。他滿以為從此不再有戰亂髮生，然而，一無所有的劉邦卻逆襲成功。漢高祖劉邦認為秦朝被各路起義軍滅亡在於其孤立無助，於是大肆分封兄弟子侄到各地為王，自以為憑著骨肉親情，可以江山永固。然而，在吳王劉濞等七國眼裡，皇帝對他們而言和普通人家的兄弟差不多，於是萌生了野心，最終起兵造反。

因為這個原因，漢武帝、漢宣帝之後，逐漸分割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們的勢力，以為這樣便平安無事了。沒想到外戚勢力在朝中坐大，最終外戚王莽奪取了皇位。光武帝劉秀借鑒了西漢晚期外戚專權的教訓，結果東漢一朝在很長時間裡，都是由宦官說了算，最後天下大亂。曹魏借鑒了前代教訓，既不敢依靠外戚，也不敢依靠宦官，更不敢重用親兄弟，只能靠遠親來輔佐朝政，結果被司馬氏篡了權。西晉又吸收曹魏的教訓，大肆分封兄弟子侄到各地為王，結果發生了毀滅性的「八王之亂」。

方孝孺認為，他們各自借鑒其前代的教訓而進行防備，可最終滅亡的根由都在其防備的範圍之外。再如唐朝亡於藩鎮割據，宋太祖看到唐末、五代的節度使們可以制伏君王，於是吸取這個教訓，收回節度使的兵權，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對付。哪料想子孫後代先亡於金，後亡於蒙古。

也就是說，制度上的每次重新設計，都不能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

在方孝孺看來，「國家將來的變化，以人的智謀是不能考慮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統治者「只有不敢濫用陰謀詭計，只是積累真誠，用大德來感動上天，使上天顧念他對百姓的恩德，才會像慈母保護初生嬰兒那樣對他不忍心捨棄。儘管他的子孫有的愚笨不賢良足以使國家滅亡，而上天卻不忍心立即滅掉他的家國，這才是思慮得深遠呀！」反之，「假如不能用大德贏得上天的心意，僅憑著微不足道的智謀，包攬天下的事務，想使國家免於未來的危亡，這從道理上是說不過去的，難道天意會如此安排嗎？」

方孝孺拋出了那個尖銳的問題，鋪陳了大量的案例後，提出的解決方案卻是統治者用籠絡民心的方式來取悅上天，並由上天賜福於他。這在古代既是對統治者的規勸，也是對統治者的恐嚇。但今天看來，總覺得不盡如人意，如同醫生給絕症患者開的處方竟是勤去健身房鍛煉一樣。

缺乏對「合伙人制度」的尊重

歷朝歷代的制度設計之所以呈現「飲鴆止渴」的效果，是因為秦漢之後的統治者視天下為私產，缺乏對合伙人制度的認同，就算採用了，也是一時權宜。

按西方人的習慣，契約可以解決雙方之間的不確定性，然而現實卻是組織與組織、組織與人，以及人與人之間很多關係無法契約化。引入不同的合夥制度，就能部分解決無法契約化的問題。即動用產權的槓桿，則可以解決部分無法契約化的問題。組織中，能更多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時，對合伙人的依賴就會下降。反之，就更依賴合伙人。

西周初年的封建諸侯，就似一種准合伙人制度。天子賜諸侯某個方向上的土地以及少量的族人，以後開發封地也罷，以武力移民也罷，都是諸侯自己的事了。那些土地原先也未納入周朝的版圖，上面一般來說還生活著原住民。對周朝統治者來說，中央和地方在客觀條件限制下，信息非常不對稱，所以封建諸侯，將權力分下去是最合理的。而周朝也統治中國長達800年。

秦末大亂，群雄並起的時候，劉邦與韓信、彭越、英布等人也是准合伙人的關係，所以漢帝國成立後，劉邦一口氣分封了八位異姓王，他們控制的疆域總面積甚至超過皇帝直轄的地方。然後，劉邦違約，除了放過最弱小的長沙王吳芮，其他諸王都被劉邦用陰謀或戰爭的手段除掉了。

在當時情形下，與人合夥對劉邦而言，僅是藉助他人力量的權宜之計。他擔心別的諸侯王也這麼想，於是又先下手為強，消滅了他們。漢朝、晉朝、明朝分封子弟去地方做有實權的王，都引發了大規模的叛亂，而方孝孺本人也在燕王朱棣造反成功後遇害。封建制度失效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漢朝之後，不再有人相信分封制是個穩定的制度結構，繼任的皇帝和諸侯王都懷著對彼此深深的恐懼。

本來用「產權」設計可以解決的部分無法契約化的問題，反而變成了彼此關係中的毒藥。更嚴重的是，歷代對前代政治弊病進行的補救，其初衷都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皇帝違約削藩，諸侯舉兵造反，都沒有人尊重契約。也就是說，儘管產權能解決問題，但對產權的尊重仍然以各方必須遵守契約為前提。這需要一個強烈的確定性。

然而，秦漢之後，皇帝的權力大到可以隨意殺生予奪，沒人能說個不字，那麼誰也不會有什麼安全感，結果就變成叢林法則說了算。宦官、外戚、子侄都是皇權的延伸，權力沒有真正得到分配，也沒有穩定性可言。他們強大之後，又必然反噬。

所以，方孝孺提出的問題，在古代是一個無解的問題，而他最終連同他的親戚朋友，死於朱棣口中「我們家的事」，也是莫大的悲哀和諷刺。同時，方孝孺死於他認為的公義，故而他遇害這件事，在此後的183年中，成了明朝廷的暗疾，想平反又不敢平反。

走出權力獲取的怪圈

然而，方孝孺提出的問題的反面，便是如果權力的基礎不夠紮實，制度的設計再精妙，都會導致自戕。

比如，安史之亂到陳橋兵變這200多年中，奸雄輩出，藩鎮割據，殺伐不斷，生靈塗炭，弒君殺主的事情更是家常便飯。

對晚唐、五代的一幕幕大劇，北宋學者何去非評論說：「依靠功勛而成就大業的人，身邊常常會有強臣；憑藉武力奪取天下的人，身邊常常會有驕兵……急於督責將領立功，那麼用來酬勞將領的爵賞，就沒有絲毫的吝惜，所以有些將領就可能變得難制；加緊催促士兵作戰，那麼用來安撫士兵的獎賞就不能有絲毫的不足，所以有些士兵就可能變得驕橫。」

他感嘆道：「因此天下剛剛平定，強橫的大臣依靠驕縱的士兵窺伺皇位，以便取而代之；驕縱的士兵挾持強橫的大臣犯上作亂，而冀圖更多的賞賜。這樣一旦他們聯合起來威逼朝廷，那麼皇帝環顧天下，自己已成了孤家寡人，大勢已去了……圖謀很快奪取天下，而不計較奪取天下後的利弊得失，最終也會迅速走向滅亡。」

鬧劇的高潮和落幕便是陳橋兵變，趙匡胤在手下諸位大將的威脅下，「被迫」篡位做了皇帝。接著，趙匡胤很快又用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讓那些功臣悍將拿著大筆的銀錢回家養老去了，從而結束了五代亂世。被「黃袍加身」， 趙匡胤卻不是第一個。多年前，他曾經的上司郭威就干過，並建立了後周政權，那時趙匡胤還是上次活動的「積極分子」，真是有樣學樣。

按照何去非的意思，賞賜只能刺激局中人變得像貪食蛇一樣瘋狂。那麼，在古代中國沒有對契約的尊重，沒有對產權的尊重，在「權力的遊戲」中真的只剩下叢林法則了嗎？

前文提到方孝孺給古代政權開出的那個藥方，看上去是一種迷信，是「謀皮與虎」，但背後的邏輯卻是普世的。他是說，統治者必須真誠地對待人民和上天，才能長治久安。因為人民的意志決定上天的喜怒。這其實不是方孝孺的原創，而是周公的語錄。周公說「民為神之主」，又說「天聽在於民聽，天視在於民視」，違背這一點，就會輕則降下災禍，重則被上天拋棄，變換「天命」。

作為孔子眼中的聖賢，周公的潛台詞是說，決定世間一切的是人的共識，因為「神」本身也是人們按自己的需要而創造的，所以從長遠看只能是人民選擇了執政者。

方孝孺的潛台詞也是，任何時代，國家都是土地上所有人的公產，不是朱棣眼裡「老朱家的私產」，然而，大部分古代人都認為它最終會是一個人的私產，既然大家難以認同這一點，所以方孝孺這樣的人只能去死了，而改朝換代也是必然的。

全文原刊載於《中歐商業評論》2018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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