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歲成為復旦教授，53歲因公殉職，剛剛他被追授為「時代楷模」

他曾經辭去副廳級職務，

立志重建復旦大學生態學科。

他曾走遍青藏高原，

為國家和上海的種子庫，

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四千萬顆種子。

他曾經駐紮西藏十餘年，

幫助西藏大學昔日一片空白的植物學專業

創造出無數個「第一」

……

他，就是——鍾揚

2017年9月25日，

他在鄂爾多斯出差途中遭遇車禍，

突然離世。

3月29日，

中宣部授予他「時代楷模」稱號。

鍾揚在復旦大學研究生院辦公室。

不是傑出者才善夢，而是善夢者才傑出。

他16年堅持學術援藏，

不畏艱險盤點世界屋脊的植物家底，

尋找生物進化的真實軌跡。

從藏北高原到喜馬拉雅山區，

從阿里無人區到波濤洶湧的雅魯藏布江江畔，

到處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

他收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粒種子，

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沒有西藏種子的空白；

他是中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幹部，

將高原生態學的人才梯隊真正帶起來，

將學科建設帶到一個新的高度。

從2000年起，

他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植物學和生物信息學博士生導師。

他在復旦大學任教17年，

培養了107位研究生和博士後。

植物學野外考察多，

一有意外和危險，

他總是沖在最前面保護學生。

痛風發作時，

一條腿幾乎不能行走，

他拄著拐杖也堅持帶學生採樣。

他善於發現每個學生的興趣點，

用心培養每一位學生。

鍾揚在西藏地區考察

他是最會講「段子」的科普達人，

最受青少年歡迎的明星專家，

常常擠出時間辦公益科普講座，

他的實驗室也一直對中小學生開放。

他參與了上海科技館、自然博物館的籌建，

並作為學術委員會成員義務服務17年。

承擔了上海自然博物館，

近500塊中英文展板的編寫工作。

他15歲就考入中國科技大學的少年大學生，

33歲就已經是副局級，

卻毅然放棄所有的職級待遇，

做一名普通的大學教授。

他始終認為，

幹事比名分重要。

他從不考慮眼前利益，

頭腦里想的就是我能為單位、國家做點什麼。

鍾揚在復旦大學研究生院

種子——有些事情是難，但再難，總要有人去做

青藏高原，

擁有我國最大的生物基因庫。

這裡有近6000個高等植物物種，

佔全國高等植物的18%，

其中1000多種是西藏特有的植物。

這些珍稀植物資源對於國家發展、

人類命運都意義非凡，

但由於高寒艱險、環境惡劣，

植物學家很少涉足，

物種數量被嚴重低估。

2001年，

他被這片土地的壯美與豐饒深深折服：

青藏高原有獨特的地理條件，

那些忍受極大溫差的植物，

很可能包含著某些特殊的基因。

他決定行動起來。

他堅信，

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

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這些年，

他的足跡遍布西藏

最偏遠、最艱苦、最荒蕪的地區。

曾有巨石滾落砸中他所乘的車。

在荒原里迷路，

沒有食物，幾近絕望。

沒有水，就不洗臉。

沒有旅店，就裹著大衣睡在車上。

突遇大雨冰雹，就躲進山窩裡。

有時住在氂牛皮搭建的帳篷里，

因為嚴重缺氧，

煤油燈點不亮，

添加酒精也只能勉強點燃一分鐘；

冬季，

蓋3床被子也無法抵禦寒冷，

漫漫長夜難以入眠……

不管山多高、水多涼，

不管多麼危險、多麼困難，

只要對研究有幫助，

他就一往無前。

鍾揚在西藏考察，赴阿里途中。

十多年來，

他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萬公里，

收集1000餘個物種的4000多萬粒種子，

佔西藏物種的1/5。

在雅魯藏布江邊，

他和學生歷時3年，

將全世界僅存的3萬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記在冊；

不懈追蹤十餘載，

他的團隊在海拔4150米的山上尋獲

「植物界小白鼠」——擬南芥，

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珠峰北坡。

他帶著學生採集到了珍貴的鼠麴雪兔子樣本，

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植物學家採樣攀登到的最高點……

追夢——他是真正愛國的，愛她的每一寸土地

在西藏的前10年，

他是自掏路費的「科研志願者」。

西藏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單增羅布記得，

他剛到西藏大學那年，

整個藏大理學院沒有一個碩士點，

植物學專業沒有教授，

沒一位老師有博士學位。

要申請研究項目簡直是神話。

更關鍵的是，

老師們並不相信他的到來能帶來什麼改變。

藏大老師申報國家級項目，

沒經驗、不敢報、沒人報，

他就挨個做工作。

幫老師們義務修改項目申請書，

還提供申報補助。

只要申報，

無論是否成功，

每個項目他都自掏腰包補助2000元，

用於支付申報過程中產生的費用。

鍾揚在可可西里採集植物。

2004年，

他幫助西藏大學的瓊次仁老師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此前一年，

瓊次仁申報的項目沒能通過，

一度想放棄。

那段時間，

他常常一邊插著氧氣管，

一邊連夜修改申請報告。

最終，

這個項目成為西藏大學拿到的

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極大增強了藏大老師們的科研信心，

也加深了藏大老師與鍾揚之間的友誼。

2010年，

他成為中組部選派的第六批援藏幹部，

擔任西藏大學理學院副院長。

他曾在全校大會上放下豪言：

「如果西藏大學拿不到博士學位點，我決不離開。」

那時，

西藏大學在理工醫學科連一個碩士點都沒有。

2013年，

他立下的「誓言」實現了！

西藏大學生態學博士點獲得批准，

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沒有博士點的空白，

圓了幾代藏大人的夢。

2017年，

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入選國家

「雙一流」學科建設名單。

而今，

這支「地方隊」的研究力量已經開始參與國際競爭。

在進化生物學的一些研究方面，

形成了日本、歐美和中國鼎立的格局。

鍾揚在病床上

2015年，

51歲生日那天，

他突發腦溢血，

死裡逃生。

經過這場大病，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他會放慢工作的腳步。

可病後的他，

腳步不僅沒有放慢

反而還加快了。

出院時，

醫生再三叮囑：

一不能再喝酒，

二要按時吃藥，

三不能再去高原了。

他戒得了酒，戒不了西藏！

幾個月後，他又踏上了去西藏的路。

育人——教師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他堅持騰出大量時間傾聽學生的想法，

和學生深入討論。

野外採集了標本回來，

他會在實驗室振臂一呼，

學生們就會趕來一起製作標本。

學生們說，

他就像一棵大樹、一座大山。

做他的學生是幸福的。

教師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他曾和同事半開玩笑說，

在商場，

顧客是上帝，

在老師心裡，

就要把學生當上帝。

他善於發現學生的興趣點，

根據每個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

在他的實驗室里，

每個學生做的都是最適合自己的研究。

鍾揚為小學生科普

在他排得密密麻麻的時間表裡，

西藏的事、學生的事，

總是優先的。

他還是很多中小學生喜愛的

明星專家、「科學隊長」，

心甘情願將大量寶貴的時間分給科普。

他還樂於給不同專業的本科生開設通識教育課程。

他的課不論是在西藏大學還是在復旦大學，

都是備受學生追捧的熱門課程。

他對生物學的態度，

在科學以外，

透著對人類命運、

生命價值的深深思考與關懷。

他說，

科普是一種令人愉悅但費時費力的工作，

對科學家本身其實也是一種挑戰，

絕非「沒有時間」和「不感興趣」那麼簡單。

在他眼裡，

科學研究是一項艱苦的事業，

而科學家的特質就是從中提取歡樂，

然後把科學和歡樂一起帶給大家。

約定——「鍾揚」的種子已生根發芽

如果不是那場意外，

從內蒙古出差回來，

他會抽點時間指導一下孩子的科創作業。

「科創的事我回來跟你談，周末愉快！」

這是他留給小兒子的最後一句話。

沒想到，

去內蒙古城川民族幹部學院，

給那裡的民族幹部做

「幹部創新能力與思維的培養」報告，

竟成了他和這個世界的道別。

2017年9月9日，

他剛陪兩個孩子過完他們15歲的生日。

關於孩子的培養，

他和妻子有個約定：

孩子12歲以前，

你多管一點；

12歲以後交給我來管。

後來，

這個時間又延到了15歲。

只是這一次，

「不靠譜」的爸爸又要爽約了！

他用53歲的人生做了太多太多的事，

而這隻能基於他對自己和家庭時間的一再擠壓。

家裡那張全家福已經是12年前的了。

學生緬懷鐘揚

一年前，

在兒子的多次懇求下，

他終於答應擠出時間陪全家一起去旅遊，

多拍點全家福，

可到了出發前，

他又因為工作安排缺席了。

「父親，你終於可以回家休息了。」

「也許你在另一個平行宇宙。」

「願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能好好休息，

別把自己累壞了。」

孩子們默默寫下。

妻子說：

他對西藏的愛是深入骨髓的。

孩子12歲時，

他讓小兒子進上海的西藏班讀書，

學習藏語，

希望有一天能繼承他的事業。

小兒子會說第一句藏語時，

他特別開心。

2018年1月，

復旦大學鍾揚教授基金成立。

這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

是他的家人共同決定，

捐出的鐘揚交通事故賠償金，

用以鼓勵更多熱愛科研事業、

熱愛公益事業、

熱愛教育事業並具有奉獻精神的師生。

3月12日，

很多人來到復旦大學，

在生命科學學院樓旁為他種下一棵棵樹。

那顆名叫「鍾揚」的種子已經生根發芽。

拉薩河邊，

他最愛的那頂藏式氈帽掛在宿舍的衣架上，

似乎等待著他的主人隨時歸來，

等待著又一個採種子的好時節。

來源 ——科普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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