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為何偏愛拔用山東宰相？

太宗在位期間，宰相中山東人逾一半

高祖時的偏重任用關隴集團人士的政策，到太宗時便有了變化。

自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玄武門事變後，以太子總統事機起，至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逝世止，太宗君臨天下二十三年。在此期內，任宰相者二十八人。除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彝、楊恭仁、宇文士及六人是高祖時舊相外，其他二十二人是：高士廉、房玄齡、長孫無忌、杜淹、杜如晦、李靖、王珪、魏徵、溫彥博、戴胄、侯君集、楊師道、劉洎、岑文本、李勣、張亮、馬周、褚遂良、許敬宗、高季輔、張行成、崔仁師。

這些宰相中，山東人佔了一半，凡十一人。這十一人的籍貫是：

進一步分析其家世，又可發現另一特點。這些人中絕大部分都出自卑賤或不顯的家庭，最低的有出自畎畝的農夫，雖也有二流的門閥參與其間，但那只是極少數。試看：

【高士廉】其家族源出渤海蓨縣，是北魏有數的士族之一。北齊的皇室是否即出自此族，頗可懷疑，但高歡卻是把渤海高氏的這一房當作皇室對待的。這樣，他已經不是原來的士族，而是貴族了。所以當其於隋時進入關中以後，關隴集團中人也就樂於與之通婚，並且由於婚媾關係，遂被牽入關隴集團之中。這時，高士廉是太宗長孫皇后之舅。

【房玄齡】其族源出清河。在五胡十六國時期，他的祖先房諶隨著南燕渡河遷居濟南。在其家譜上自說是後漢司空房植之後，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但是這遷居濟南的房氏一族，從《魏書》上看，在北魏時代，家族卻著實強大。玄齡的五世祖法壽，在《魏書》卷四三有專傳，附有法壽子伯祖，伯祖子翼，伯祖弟叔祖，叔祖弟幼愍，法壽從父弟靈賓、靈建及靈建子宣明，靈賓從父弟堅，堅長子祖淵，祖淵弟祖皓，法壽從父弟伯玉，從祖弟崇吉，崇吉從父弟三益，三益子士隆，士隆弟士達及法壽族子景伯，景伯次弟景先，幼弟景遠諸傳。這就可以看出他們的顯赫了。

房玄齡

清河房氏本是山東崔盧李鄭王七姓之下的高門，第二流有數的閥閱。這一房大概也很不弱，從法壽以後，玄齡的直系親屬也都是冠冕蟬聯的。玄齡的高祖伯祖，襲其父法壽庄武侯爵，例降為伯，官至幽州輔國長史。曾祖翼，魏宋安太守，襲庄武伯。祖熊，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父彥謙，隋司隸刺史。並且，玄齡和隴西李氏還有著親戚關係。太宗秦府十八學士之一的李玄道，是後魏隴西李寶的五世孫，玄齡和李玄道便是堂房甥舅。在太宗所用的山東宰相中，玄齡的家世大致是最高的。

【魏徵】魏徵先世無從詳考。在《魏書》和《北齊書》中皆無有關於他先世事迹的記載，只有李延壽所撰的《北史》卷五六有他父親魏長賢的傳。李延壽修《北史》約在貞觀年間，其時魏徵正大蒙太宗寵信，故其敘事恐多溢美。其所言長賢即魏收族叔，似亦不可信。魏徵一家，照推測應是一小族。

至於山東宰相，多出於寒微之家，這一點，大有討論之必要。

在這些宰相中，如李勣，乃以武功緻顯，久隨高祖、太宗掃蕩群雄，卓著勛績。若溫彥博，則其兄大雅與高祖本有舊誼，彥博自身又有勸降羅藝之功。其他若房玄齡、魏徵、高季輔、張亮、戴胄諸人，或由文事，或由軍功，或杖策從龍，或納地歸款，都是在隋末大亂、群雄蜂起的時候乘機奮出的，他們的進用，還不算十分稀奇。最特別的，如馬周，以一介草茅，竟忽以代常何上書合旨之故，立蒙召見，而且未至之時，四度遣使催促，既謁見之後，又不次超升，當即親重，這種情形，前世之論史者，久曾目為異寵。如張行成，其蒙重用，連太宗自己也說：「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則似不容忽視。太宗何以這樣做？

太宗何以拔用許多山東人？

《舊唐書》卷六一《竇威傳》曾記其少年時特別好文，而其家裡人都尚武，居顯官，而威則只做了正七品的秘書郎，故為其兄長諷刺，這使我們想到關隴集團的性質。這一個集團本是順著北方邊境的胡人對於北魏孝文帝漢化政策所起的反動潮流而產生的，這集團中的中心人物，原為沒有受過文化洗禮的胡人，或是開倒車的胡化了的漢人。他們本都是能征慣戰的將士，而不是懂得文學治道的儒生。

在經過了西魏、北周、楊隋三代約一百年之久，他們的後代固然已經有一部分受了漢人文士很深的熏陶，同時也保存著他們尚武的舊俗，成為文武全才的人物，如唐太宗便是一個例子；更有一部分則已經放棄掉騎射的武俗，比如長孫無忌，他雖然也「兼文武兩器」，但實際上評定下來，乃為一「博涉書史」，而「總兵攻城，非所善」者。可是像竇氏兄弟的，也不在少數，他們不以講學為意，而以騎射為事。這一集團的中心家族本來就不多，周、隋之際，雖然實際已屢經擴大，但是根基還不鞏固，何況再加上西魏、北周、楊隋、李唐四代的禪奪紛爭，又摧殘了不少。所以，若專用這一集團的人物，而把這集團以外的人士概加擯棄，則必有人才不足的感覺。

原來，西魏、北周時代，宇文氏這個起於北邊的胡族，為了制定各項制度，一方面固最需關隴集團中儒生像蘇綽一樣的人物合作，但另一方面也極歡迎關東士子如盧辯一流人物幫忙。到隋朝，雖然行使著壓抑山東人士的政策，使「齊朝資蔭，不復稱敘，鼎貴高門，俱從九品釋褐」，可是在煬帝大業年間，卻成了「朝廷之內，多山東人，而自作門戶，更相剡薦，附下罔上，共為朋黨」的局面，因而關中人韋雲起就發出「不抑其端，必傾朝政」的呼聲，而有「痛心扼腕，不能默已」的感覺。

因為在歷史上，山東有高度的文化傳統，在這時，是人才薈萃的地方，所以太宗用多數山東宰相。唐朝是統治了整個華夏江南，綜合了北齊、北周、南陳，承接了楊隋的大帝國，為治理廣大的地區計，為創建宏偉的系統計，人才的糾集自屬極端重要。人才淵藪的山東，成為太宗廣事搜羅的對象，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

其次，太宗多用山東人為相，骨子裡還有緩和山東人對唐室惡感的用意。

在隋末群雄並起時，雄踞山東的有李密、竇建德等，他們雖終於以兵力不敵歸於失敗，但絕不是沒有能力的人，所以都很受山東人的擁戴。竇建德死後，劉黑闥、徐圓朗於武德四年七八月間復起于山東，黑闥是竇建德餘黨，圓朗是李密舊部，他們在舉事時，即以復用建德舊屬之文武和師效建德之設法行政為號召，一時建德的舊臣故將如王琮、劉斌、范願、董康買、高雅賢及其他文武，或加重用，或複本位。這時山東人所表現的態度，是先有「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猾皆殺其長吏以應」圓朗，魏又有「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

唐室既系起兵於太原，而其後又以關中為根據地，其與山東人之間，自易發生隔閡。以故在唐初有變時，多用山東人去安撫山東。在李密歸降以後，唐所用的山東安撫大使是宗室淮安王神通，副使則崔民干。胡三省說：「崔民干，山東望族，故使副神通以招撫諸郡縣。」這是極能洞燭隱微的。可是李密雖經降順，而其部將徐仍據舊境，未曾納地，於是隨從李密入關的魏徵，又以山東人的資格，自請安輯山東，勸說徐歸附。此後高祖在武德二年四月又派了定州新樂人郎楚之去安撫山東。此郎楚之便是大業中以山東人在朝廷結黨被韋雲起劾告配流的那個人，大概山東人很信服他。凡此數例，都是以表現唐高祖盡量設法，讓山東人感到相當滿意。

在高祖晚年，隱太子和太宗明爭暗鬥時期，太宗和建成都有利用山東豪傑的計劃。先發動的是建成一方面。建成是聽了魏徵、王珪的勸告，謀得征討劉黑闥行軍元帥的位置，因而進行結納山東英俊的。後發動的是太宗一方面。太宗是在緊要關頭，才派了鄭州滎陽人張亮到洛陽，陰引山東豪傑以作為萬一失敗的退路基礎的。太宗這一方面發動得太晚，所以張亮出去，根本沒有收到什麼效果。

建成、元吉這一方面，則在山東羽翼已就，在隱、巢被殺後，山東的形勢又大為惡化起來。「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魏徵本來是山東人，原先曾在李密部下典掌過書記，又曾被竇建德俘虜過去，署用為太子舍人。歸唐以後，勸說擁有大片山東土地的徐降唐的是他，建議建成在山東結納豪傑的主謀者又是他，他和山東人必是保有著密切的聯繫。因此，聰明的太宗，在赦免了他贊助建成的罪狀以後，就派他去安撫河北。他這次出來，果然不辱使命，當在路途上碰到了被逮捕的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齊王護軍李思行時，他就自作主張地把他們貸宥。這樣，山東人才覺得有了保障，山東便沒有發生問題。太宗大喜，從此對魏徵更加信任。這是魏徵報效太宗國士之知的第一聲，也是魏徵更受太宗國士之遇的初徑。

山東人對李唐皇室素無好感，對於太宗尤多嫌忌，而山東地區實為建都關中的李唐皇室經濟上的生命線。唐初，財政上的收入，主要靠著租庸調，河北是當時蠶綿之鄉，「天府委輸，待以成績」。山東、河北戶口之眾，絕非其他各地所可比擬（四川除外）。假如這一地區發生變亂，縱使能很輕易地把它平定，但是那加給朝廷的威脅，總是夠大的。山東既有人才，這些人若不吸收用，便會成為促成變亂的因素。老謀深算的太宗，對於這一問題，當然是曾經有過斟酌的。

山東人之中，為何又喜歡提拔其微族？

首先，山東士族的甲門，如崔盧李鄭王之類，雖說人才極多，但他們勢力太大，地位太高，他們的聲望，在一般人心目中，要遠遠凌駕於李唐皇室所隸屬的關隴集團。太宗心裡既對他們抱著歧視心理，那麼山東人既不得不用，而山東望族的人士又不為太宗所樂用，自然就要拔擢山東微族的人才了。

其次，太宗不願起用山東士族，還在事實上有所顧忌。從其對於翊贊功臣的秦府幕僚的權勢也要加以壓削來看，可知他對朝臣結黨一事，是力謀防範的。而山東士族一則從五胡十六國以來，多為互相婚媾的關係，已自結為社會上一堅固的團體；再則自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後，又複習慣地盤踞著政治上的要津。此班人若一經進用，則朝廷上朋黨膠固的現象，如郎楚之等在大業年間之所演者，當然在所難免。關於這情形，敏銳的太宗，安得不有疑憚之理？至微族多孤立進取，無所憑依，此太宗所以獨喜用之也。若從這一點來看，則魏徵之特承恩信，又復敢說敢言，就可以多得一重解釋。若馬周，則後之論者以為其才尚不及房、杜、王、魏，而太宗過度重視之故，也就可以奏刀然了。

太宗之疑憚山東士族，既有隋大業時郎楚之一事懸為前鑒，我們若再引太宗以後之二例來看，則可知其非神經過敏。一件是高宗時選拔了李敬玄做宰相。李敬玄雖不是山東鼎盛高門，可是他既已顯貴，又復久居選部，人士多想依附他。這樣，他就和趙郡李氏合了譜，又前後三娶皆山東士族，於是台省要職，多是同族婚媾之家，高宗知而不悅。另一件是玄宗很看重崔琳與盧從願，屢次想用他們做宰相。崔琳是山東清河郡望崔逞的後裔，盧從願是七姓十家之一的范陽盧子遷七世孫，玄宗以其族大，恐附麗者眾，就始終沒有讓他們入政事堂。

【摘自：《唐王朝的崛起與興盛》 著/汪篯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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