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發動的貿易戰會遏制中國高端製造業崛起嗎

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已阻止包括華為等在內的多家中國高科技企業對美國公司的收購。圖為2017年8月18日，廣東東莞，華為公司旗下手機品牌榮耀在東莞的工廠內部，一線工人日常作業。資料圖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北京時間2018年3月23日凌晨在白宮正式簽署對華貿易備忘錄，基於本輪「301調查」報告結果，宣布對中國商品徵收25%懲罰性關稅，涉及商品規模可達600億美元。同時，計劃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

這是現代歷史上美國針對中國開出最大一筆貿易罰單。美國此次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的產品門類涉及醫療器械、高鐵設備、生物醫藥、新材料、農機裝備、工業機器人、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以及航空設備，基本來自《中國製造2025》規劃要求實現重點突破的產業領域。

從目前局勢來看，特朗普發起貿易戰有著多重目的：表面上是為了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獲取中國市場准入；對內希望將公眾注意力從「通俄門」上轉移出來，兌現大選時的承諾，也是為中期選舉拉票；戰略上的真正用意是以貿易逆差和知識產權問題為借口，全面打擊中國高端製造領域，遏制中國在新經濟領域的快速發展，阻止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順利完成。

美國為何將矛頭指向中國高端製造業？

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獲得迅速發展，信息技術與製造業融合發展成為未來新一輪技術革命的重要特徵。為了把握新一輪全球經濟競爭的主導權，全球各大國紛紛出台了促進信息技術與製造業融合發展的產業政策，例如中國的「中國製造2025」、德國的「工業4.0」計劃、日本的「創新25戰略」計劃、印度的「印度製造」計劃。各國希望通過在優先領域的科技部署，以重點領域的技術突破搶佔新經濟的制高點，促進位造業和服務業協同發展，實現新一輪產業革命重塑全球經濟格局。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高端製造業雖然仍具有比較優勢，但整體製造業空心化趨勢越發明顯，其後果就是製造業競爭力被他國追趕，製造業就業人口比例不斷降低，貿易赤字不斷擴大。以2017年為例，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之比僅為12%，而同期德國為23%，中國為30%；美國製造業就業人口佔全部就業人口之比低於8%，而同期德國為15%，中國為29%；美國貿易赤字為5660億美元，而同期德國貿易順差為2449億歐元，中國貿易順差為2.87萬億元人民幣。

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產業結構的失衡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負面影響引起美國政府高度重視。為在全球產業競爭中繼續保持技術領先、重振美國製造業並優化美國產業結構，從奧巴馬政府開始，美國開始實施國家創新戰略和「再工業化」戰略。特朗普上任後，奉行「美國優先」發展戰略，雖然廢棄了奧巴馬政府的多項對外和對內政策，但卻保留了「再工業化」戰略。為加強美國工業競爭優勢、促進位造業迴流，對內，特朗普政府希望通過「稅改」和基建投資來帶動美國製造業發展；在外貿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棒，啟動針對各國的「雙反」（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以及「337」、「301」、「232」、「201」等單邊調查，並通過徵收關稅保護本國相關產業。中國作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國和正在崛起的製造業大國，首當其衝成為美國重點打擊對象。

中美之間的貿易結構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即互補性減弱而趨同性競爭在增強，這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關注，並有意減少了對華高科技產品的出口。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之間貿易結構的互補性較強，因此，彼此間的貿易失衡所引起的貿易摩擦基本都處於可控範圍，也未導致真正意義上的貿易戰。但是，隨著中國製造業整體實力不斷提升，中國企業正從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中國出口產品結構不斷優化。

中國對美出口結構正逐步從勞動密集型等低附加值產品向資本密集型和高科技等高附加值產品轉變。中國對美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比重正在逐漸下降，例如，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包括傢具、寢具、燈具、玩具等在內的雜項製品、鞋帽類和紡織類製品的出口比重，從1995年的42%下降至2017年的25.5%，而中國對美出口的機電、音像製品及其零部件等高科技產品的比重，從1995年的22%攀升至2017年的46%。隨著中國在科技含量高的產品上競爭力增強，美國2002年以來對中國出口的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部件、附件的比重趨於下降，從最高時的41%將至22%，美國在該大類產品上對中國貿易逆差也隨之不斷擴大。

當然，這部分高科技產品美中之間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一方面是由於中國產品的替代效應，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基於對自身知識產權的保護，限制該類高科技產品對中國出口。

同時，中國政府推動高端製造業發展的「中國製造2025」規劃也引起了美國政府的警覺。實際上，歷史上的美國政府在與他國的全球經濟競爭中，一直具有「憂患意識」，在不同階段樹立假想敵，在經貿方面發動貿易戰，運用多維手段打擊競爭對手，二戰以來的日本、前蘇聯、德國和歐盟等國家和地區都吃過美國貿易戰的苦頭。雖然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與美國發生過多次貿易摩擦，但這次美國發起貿易戰與之前有明顯不同。

今年以來，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的《2017年關於中國履行WTO承諾情況的報告》和《301調查報告》都特別提到了「中國製造2025」，認為「中國不合理行為和政策導致美國的商業承壓和受限」。實際上，美國政府擔心，中國通過「中國製造2025」、「一帶一路」等政策規劃影響美國科技霸主和高端製造業領先地位。美國認為，一旦中國的高端製造業在國家政策引導和資金補貼下逐步崛起，潛在後果是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商品會在本國市場對美國商品形成進口替代，同時在國際市場搶佔美國知識產權持有人在全球市場的份額。這不僅威脅到美國在全球科技和高端製造領域的領導地位，也將對美國經濟造成巨大衝擊。

因此，特朗普針對中國高端製造業的貿易制裁併不是心血來潮，而是早有戰略意圖和具體預案。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阻止了包括華為、螞蟻金服、TCL集團、四維圖新等在內的中國高科技企業對美國公司的收購。未來，雖然中美之間爆發全面貿易戰可能性不大，但美國一定會通過關稅、對華技術轉讓以及相關投資限制等多種手段，遏制中國高新技術和高端製造業發展。

從歷史經驗看，貿易戰對他國產業發展趨勢影響有限

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日本經濟崛起，美日之間貿易逆差額不斷擴大，美國不斷發動對日本貿易戰來企圖遏制日本製造業，尤其是汽車和半導體等高端製造業發展。

從實際效果來看，當年的美日貿易戰短期內確實縮小了美日貿易逆差，但長期看並沒有改變兩國之間的貿易逆差擴大的趨勢，反而倒逼日本加快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由於日本在美日貿易衝突的階段採取了出口限制、提高出口商品價格等措施限制本國產業出口，美日貿易逆差確實在短期內降低了，但貿易戰的影響時間不超過三年。例如，集中在1976至1978的鋼鐵、彩電貿易談判僅帶來1979年的美日貿易逆差縮小，集中在1979至1981年的汽車貿易談判帶來1981年的美日貿易逆差縮小，1985年的「廣場協議」和80年代後期的半導體貿易談判則帶來1989至1992期間美日貿易逆差縮小。

從短期實戰效果看，美國通過貿易談判強制性地限制日本對美出口貿易量，確實在短期內減少了本國的貿易赤字，但產業結構比較優勢的變化才是導致兩國間貿易差額變化的長期驅動因素。因此，在美日貿易戰期間，雖然每一回合的貿易談判都導致美國貿易逆差階段性下行，但從長期看，美日之間的貿易逆差是不斷上行的，從1976年的53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965億美元。之後由於金融危機和中國產品的替代效應，美日逆差所有下降，但仍保持在每年700億美元左右。

美國發動貿易戰未能縮減本國貿易逆差，最根本的原因在於：面對貿易摩擦的壓力，日本從60年代開始主導本國產業升級，主要出口產品經歷了由紡織品、鋼鐵向汽車、半導體產品的轉變，最終，使本國主導產業從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轉變到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最後逐漸轉變為以技術為核心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對日本的貿易制裁反而促進了日本的產業結構升級。（參見圖1）。

圖1 美日貿易逆差額（1976-2017年）。資料來源：Wind資訊

同時，美國對日本的貿易戰並沒有改變日本產業升級和主要產業的發展方向。以汽車產業為例，隨著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汽車產量逐漸超過美國、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大國，並且日本汽車業佔美日貿易逆差額的一半以上，汽車產業成為兩國貿易摩擦的焦點。當時的里根政府通過增加日本汽車進口關稅、要求日本政府實施汽車出口數量和價格限制，以及要求日本政府放寬汽車及零部件進口管控等手段，意圖扭轉兩國貿易逆差，並限制日本汽車業崛起。為應對美國的貿易摩擦，日本政府在80年代開始就引導日本汽車企業不斷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並加快在全球各地的產業布局。隨著日本汽車產業在90年代末完成全球化生產布局，從2000年開始，物美價廉的日本汽車產業佔據世界汽車總產量的三分之一，生產的汽車三分之二出口到世界各地，其中對美汽車出口比例一直在30%以上。因此，美國的貿易戰實際上並未阻擋日本汽車產業發展趨勢。

美國的貿易戰雖然沒有扭轉美日貿易逆差趨勢，也沒能打擊日本的製造業升級，但是在戰略上卻達到了遏制日本崛起的目的，即通過貿易威懾使日本政府方寸大亂，在國內經濟調控過程中屢次出現宏觀調控策略失誤，進而導致資產泡沫產生和破裂，最終拖累了日本經濟整體發展。這需要中國政府引以為鑒。

從中國自身發展看，貿易戰不會阻擋中國高端製造業崛起

中國擁有最全的工業門類，經濟發展具有彈性和韌性。根據德勤有限公司與美國競爭力委員會發布的《2016年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數》報告，中國已經連續多年被評為全球製造業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大國，已經形成了包括供應商、服務企業、產業工人和物流服務商等在內的龐大生態系統，足以保障本國企業高效製造以及改善生產流程。中國強大的製造業生態系統讓企業迅速學習掌握新工業，快速擴大生產規模。

中國具有全球最龐大的消費市場，並且市場充滿活力，新產品與服務具備快速商業化的能力。龐大的消費市場使中國乃至許多行業的國內市場領導者同樣也是全球市場領導者，例如華為、騰訊、阿里巴巴、百度、海爾、格力和大疆創新等高科技企業。另外，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推進，沿線國家同樣具備較大的工業品和消費品市場需求和增長潛力。2017年，中國與相關國家的進出口總額達到1.1萬億美元；中國對相關國家出口上升到30%左右；而中國對相關國家的累積直接投資已經超過600億美元。「一帶一路」國際市場的培育，不僅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也為我國商品帶來新市場。從結構上看，「一帶一路」已成為我國抵抗美國貿易衝擊的重要力量。中國內外部的龐大市場保證了中國對貿易戰損失的承受能力。

中國科技創新整體能力不斷提高。從研發投入看，中國政府和企業對科研創新的重視程度正在不斷加強，2017年研發投入總量達到1.75萬億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同時，研發投入佔GDP比重不斷增長，2017年達到2.12%。按照「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研發投入佔GDP比重將達到2.5%以上，達到發達國家投入水平，遠超其他發展中國家並且與美國差距進一步縮小。（參見圖2）

圖2 世界主要大國研發支出佔GDP比重（1997-2015年）。 資料來源：Wind資訊

從北京、上海和深圳等科創中心城市2017年研發投入看，研發投入占當地GDP比重分別為5.96%、4.20%和3.82%，接近或超過發達國家科創中心城市水平。從科技人力資源積累看，雖然中國每10萬人中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依然低於美國，但總數已超過90萬人，遠超美國；同時，每年大概有超過160萬以上的理工科學生畢業，這為高端製造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從創新產出情況來看，中國PCT（專利合作條約）專利申請量增長迅猛。根據WIPO（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統計，2017年我國PCT專利申請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PCT專利申請量全球佔比第二高的國家，僅次於美國。根據WIPO預計，中國將在三年內超越美國。中國PCT專利年申請量從2000年的781件增長至2017年的48875件，18年間翻了60多倍，增長速度在排名前五的國家遙遙領先，體現了科技創新的較大潛力。隨著中國經濟快速轉型，中國的企業不斷創新，將新創意引入市場。在企業層面，華為以4024件專利申請數位居公司申請量排行榜全球第一，而中興通訊緊隨其後，以2965件專利申請數位居第二。（參見圖3）

圖3 領先國家PCT專利申請量（2000-2017年）。資料來源：WIPO網站

中國應如何確保高端製造業崛起？

在戰略層面，應堅持改革定力，冷靜處理產業升級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確保高端製造業崛起。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吸取日本過剩產能未能及時出清導致產業升級困境的教訓，積極推動「殭屍企業」市場出清，減輕政府負擔，為後續發展騰出資源和空間；同時，繼續支持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帶動高端製造業崛起。

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中國製造2025」為抓手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的深度結合，為提升國家整體實力和產業競爭力提供重要支撐。穩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深化與各沿線國家產業合作、投資合作，不斷推動製造業企業走出去。持續推進擴大內需戰略，積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逐步擺脫對投資和外貿的依賴，特別要避免盲目擴張式財政刺激。此外，結合國情，積極穩妥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實行穩定匯率政策，並實施穩健貨幣政策。

在應對美國貿易戰具體策略方面，利用WTO有關規則靈活應對與美國的貿易衝突，並積極推動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雙邊或多邊經貿關係。面對中美貿易衝突可能升級態勢，直面問題和衝突，提前準備好應對衝突升級到不同階段的對美反制措施；堅持有禮、有節、有據原則，合理利用WTO國際經貿框架與美方磋商，在公平對等前提下，進一步開放部分產業市場空間並加大對美方部分商品的採購力度，為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爭取必要的時間和空間。利用「一帶一路」建設契機，進一步擴大國際合作市場，積極推動貿易夥伴多樣化，逐漸擺脫對美國貿易的依賴。

在推動高端製造業崛起的具體措施方面，應通過落實產業政策、完善制度環境和強化財政支持等手段，解決高端製造發展的技術瓶頸問題，早日使中國成為製造業強國。

首先，發揮以「中國製造2025」為抓手的國家創新驅動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進一步提升政府管理效能，提升政策支持效率和效果。在中央層面，強化各部門之間政策的有效銜接和協調聯動，統籌各種支持政策；同時，協調督查各地區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及時調整相關政策法規和配套措施，對重點領域、重點行業、重點企業，最大限度發揮政策支持的撬動作用，實施精準施策、精準支持，提升政策支持效率和效果。

其次，不斷優化制度環境。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制度、市場競爭規則和新行業標準，並做好監督管理工作；進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相關制度。

第三，發揮政府引導作用，圍繞特定先進位造技術構建政府、大學、產業界和協會組織共同參與的創新生態系統。通過各主體之間緊密合作，達成共同利益關注和資源投入，形成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商品化和規模化生產的完整技術創新鏈條。

第四，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提高中國原始創新能力。繼續加大公共財政對基礎研究的支持，爭取到2020年，基礎研究投入在中央財政科技撥款中的比重達到20%以上；通過政策槓桿，引導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加強研發投入，並提高科研成果轉化率。

第五，完善人才培養、激勵和引進機制，為高端製造業發展提供人才支撐。借鑒德國職業教育和工科教育發展經驗，培養優秀製造業人才；建立科研事業單位多元化人才、職稱評價體系，激發體制內科研人員創造性；通過有吸引力配套措施，吸引國外頂尖人才迴流。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不代表作者所在單位及其上級單位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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