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藏經洞里儲藏的地契等文本雖然與莫高窟無關，也是事出有因

1900年5月26日，莫高窟道士王圓篆，在16窟北壁發現砌封於隱室偶然發現一個「藏經洞」（現編號第17窟），滿貯從三國魏晉到北宋時期的經卷、文書，織綉和畫像等約5萬餘件。

寫本中除大量佛經、道經、儒家經典之外，還有史籍、帳冊、曆本、契據、信札、狀牒、公文書函等的世俗文書。世俗文書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絕本。

的確，這些文物都是名副其實的「活化石」寶藏。由於資料範圍異常廣泛，內容無限豐富，尤其是那些世俗文書等提供了古代社會生活多方面的歷史記錄，因而對研究中國和中亞地區的歷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學價值，並由此形成了一門以研究藏經洞文書和敦煌石窟藝術為主的學科——敦煌學。

小編長期以來有這樣的疑惑：莫高窟是信眾做法的宗教聖地，藏經洞更是陳列「家珍」之場所，按說應當「一塵不染」才是，可是，藏經洞竟然儲藏了很多的世俗文書等，充當了「地方政府的檔案室」，豈不是風馬牛不相及？

從詞義上理解，世俗與脫俗是一對反義詞，水火不容，可是在這裡，脫俗經卷主動與世俗文本合二為一，是什麼原因呢？

（多張紙粘拼接並且使用紙張的反正面，說明紙張缺乏和貴重）

一言蔽之，出現這種奇怪的現象實則是「洛陽紙貴」的原因。

寺廟傳教需要經卷，抄寫大量的經卷需要大量的紙張，同時，作為教科書的經卷，紙張的質量越上乘越經久耐用。

儘管紙的發明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可是在早期（公元六——十世紀的隋唐五代時期），質量上乘的紙張是奢侈品。

洛陽紙貴是一個成語，出自《晉書·左思傳》。原指西晉都城洛陽之紙，因大家爭相傳抄左思的作品《三都賦》，以至一時供不應求，貨缺而貴。 儘管西晉（公元266年—公元316年）比莫高窟開始開鑿早半個世紀（莫高窟始建於十六國時期，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樂尊在岩壁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但是早期抄寫經書可以用「洛陽紙貴」作為佐證。

（文獻尾題後有「用紙廿四張」字樣。很多的抄寫經卷卷尾都寫明用紙幾張字樣。說明紙張珍貴，管理使用嚴格。）

只能夠推測了。但因為紙張很珍貴，民間百姓買不起，古代衙門的官吏善心發作，把保存到一定期限作廢掉的世俗文本等捐獻出來，寺廟抄寫僧人就把這些廢紙翻過來抄佛經或者用來給壁畫打草稿。

既然那時的紙張如此珍貴，而藏經洞中居然藏著那些沒有反面利用的世俗文本等，當時僧人封閉藏經洞的動機對專家來說還是一個謎。

（《唐景雲二年張君義勛告》長155、高27.6厘米，白麻紙，共4紙）

比如說敦煌研究院所藏341號《唐景雲二年（711年）張君義勛告》，就是任命書，這是一個抄本，正本非常珍貴。

比如說P3964號文書《乙未年趙僧子典兒契》，講的是晚唐時期，在石窟中做彩塑的工匠趙僧子因為家中窮苦，把親生兒狗子典給他親家，然後寫了一個契約，上面有畫押。這就是古代的契約。

當時的人不在乎這些世俗文本對後人有用，可是對於 研究古代法律、經濟的專家來說，世俗文本內容比經書內容還珍貴。正是歪打正著。

古人如此節約用紙，令今人感慨。

參考文獻：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2016年10月24日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講座整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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