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特心理學體系建構邏輯及歷史意義

馮特心理學體系建構邏輯及歷史意義

趙萬祥

作者簡介：趙萬祥，長春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心理學哲學。長春 130032

人大複印：《科學技術哲學》2018 年 01 期

原發期刊：《社會科學戰線》2017 年第 201711 期 第 31-35 頁

關鍵詞：馮特/ 心理學體系/ 民族心理學/ 悖論/ 科學哲學觀/

摘要：在西方心理學史上，馮特所創建的心理學體系影響深遠，但其體系存在著一種「顯在」的裂痕，即個體實驗心理學與民族心理學之間的斷裂，這是其心理學體系建構的邏輯「悖論」，也成為之後心理學各個學派分歧的根源。然而，後續心理學家從他者的、客觀的、外在的視角所揭示的「顯在斷裂」，若從馮特心理學體系建構的內在邏輯而言，此等「斷裂」並不存在，馮特是以獨特的科學哲學觀貫通了其心理學體系的。揭示馮特的心理科學觀，是探尋其心理學體系躋身科學殿堂的實證根據以及證實其心理學體系不存在分裂的必要途徑；同樣也是理解馮特心理學體系人文精神特性，能給人們心理慰藉，進而獲得人們賞識和支持的邏輯理由。

談及馮特的心理學體系，必然要涉及馮特的科學心理學(一定意義上可稱之為實驗個體心理學)與民族心理學，若從自然科學的角度而言，實驗個體心理學與理解的民族心理學之間的確缺乏必然的邏輯聯繫，甚至說存在一個巨大的思想斷裂。但是，若超越自然科學單一的實證視角，馮特心理學體系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深層的哲學意蘊上卻是一個連續統一體，是馮特思想中的兩個重要階段性標誌。值得注意的是，打上馮特烙印的科學心理學及其後續發展卻與馮特創建科學心理學的初衷處處發生齟齬，此種顯在矛盾的出現，反映出後人對馮特心理學體系中一以貫之的科學哲學觀之獨特性理解的缺乏。因而重釋馮特的科學哲學觀、心理科學觀與哲學觀的內涵以及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不僅可以還原馮特心理學體系的本真面目，而且探究馮特科學哲學觀的發展脈絡以及科學內涵，能為後馮特心理學的長久發展提供歷史性的啟示。

馮特心理學體系「顯在斷裂」的理論背景

馮特的心理學體系是由實驗個體心理學和民族心理學兩部分組成，這是一種共識。其中，個體心理學採取實驗內省法，該方法的實質是遵循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而民族心理學採取歷史文化產品分析法，該方法的實質是參照精神科學的理解方法。兩者在方法和內容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別，因而易使人們形成誤解：實驗個體心理學與理解的民族心理學之間缺乏邏輯聯繫，甚或就是一個巨大的思想斷裂。

1.馮特心理學體系「顯在斷裂」的生成軌跡

馮特的個體實驗心理學是實證主義哲學思想影響下形成的歷史性產物，集中體現了馮特的科學哲學觀。物理學作為當時自然科學中的典範，如何涉足人類心理研究領域，嫁接工作乃是頭等大事，而且能否實現此等嫁接工作又受制於研究人員所秉持的科學觀。如果稍作歷史性回顧，不難看出，哲學心理學或者傳統形而上學心理學時至馮特階段，已經難以為繼，哲學家族中已經沒有思辨(形而上學)心理學的容身之地，哲學心理學急需進行一次徹底的範式更新，徹底從純粹思辨的哲學中獨立出來。哲學心理學作為德國哲學精神在心理學知識領域的具體形態，同樣需要進行一場科學革命。事實上，馮特就堅信在科學哲學的實證主義改造下，處於哲學(科學的科學)範圍內的哲學心理學只要清洗掉其中「非科學」的「形而上學」成分，就能發展成為一門科學實證意義上的心理學。因為對實證主義者而言，以往那些無法得到感覺經驗證實的東西，都是無意義的。實證主義在科學探索中要求摒棄一切理論成見和形而上學，堅信直接觀察的事實才是唯一不證自明的知識，並且確立了靜態的關於科學證明的現代邏輯方法論。處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氛圍中，剔除思辨哲學的痕迹或者漂白心理學的自然科學身份，成為馮特在心理學發展的主要途徑，也是追求心理學科學身份的關鍵一步。

其實，馮特將心理學構想成一門自然科學的計劃，是其早在德國海德堡時期就產生的想法。而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儲備以及自然科學實驗方法的熟練運用，成為馮特實施學術計劃的必要條件。當然，自然科學具有自身研究方式和特定的思維方式，那麼心理學要置身於自然科學的行列，首先要解決一個問題：心理現象與物質現象的辯證關係，而這個問題正是心理學發展成科學心理學的關鍵。馮特認為，心理學的研究內容能藉助客觀的實驗方法而被帶入自然科學的領域，馮特所謂「心理的自然」為心理學科學實證化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它不僅超越純粹的物質形態，高於物質，而且是主觀形態裡面的客觀性、物質性，以便確保心理學能夠運用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因而馮特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直接經驗，既具有適合於實證研究的客觀性，又具有適用於內省或者解釋的主觀性。如此一來，在特定的實驗條件下，一項純粹的心理學實驗不僅擁有客觀上可以認識且可以測量的刺激，而且產生同樣是在客觀上可以認識和測量的反應。「主觀的自然」由此被置換成「客觀的自然」，進而確保心理活動進入自然科學研究的行列之中，具體來說就是將直接經驗納入生理學實驗室研究之中。儘管實證方法在個體實驗心理學中的運用是成功的，但是無法將其成功地延伸到民族心理學，後續心理學家所揭示的「顯在斷裂」由此成為馮特心理學體系的鮮明特徵。

2.馮特心理學體系晚期對哲學的復歸

1830年代的德國，不僅經歷了黑格爾學派的解體，而且醞釀著一次巨大的哲學轉向。許多西方哲學家如孔德等人早已向西方近代哲學發起了攻勢，他們不再藉助諸如精神實體等「形而上學」概念，而是藉助生命、意志、進化等概念來重新解釋近代哲學所談論的心、物、主、客、思、有等一切事物及它們之間的一切關係。這種思潮實質上就是流行於當時的一種實證主義科學哲學觀。「心理學實驗是一種主要的方法，它指引著我們從意識和事實，走入那些潛藏於我們漆黑的心底，並為意識生活作準備的歷程中。」馮特認為「用各種舊學派的唯理主義的方法，脫離自然科學而建立形而上學的任何嘗試都是徒勞無益的」。由於傳統心理學中充斥了意識、心靈、機能等極富思辨與抽象的概念，而實驗方式在根本上又是不可能把握這些內容的，因而對傳統意識心理學進行必要的改造以及研究方法上的革新成了必然選擇，同時需要為實驗方法匹配客觀的、能夠被人的感官把握的心理現象分析(所謂的直接經驗)。於是，方法上的改造成為馮特突破思辨的或形而上學的意識心理學的最佳選擇。

當然，隨著科學心理學實證事實的急速增加，馮特的心理學科學觀相應發生了轉變，開始從早期相信運用自然科學實證方法可以說明內在的心理過程，逐漸過渡到運用精神科學的理解方式來解釋心理的本質。而且，馮特科學哲學觀的轉變無疑也影響到馮特對心理學的研究主題、研究線索和研究路徑的最終選擇。概言之，馮特後期的民族心理學階段與早期的實驗個體心理學階段是不能等同的，早期自然科學取向的科學心理學被後期的民族心理學所超越，民族心理學的性質更接近於哲學。其實馮特在其學術生涯後期，確實發生了研究方法的巨大改變，從1900-1920年他完成了10卷本巨著《民族心理學》，他的研究興趣全部投向了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其中，馮特運用歷史文獻法、傳記研究法等非實驗方法研究了族群的語言、法律、宗教等心理學議題。

可見，馮特科學哲學觀充滿了內在張力。一方面，他需要運用自然科學實證方法對德國傳統思辨哲學進行必要的改造；一方面又對自然科學抱有某種戒備，這種張力構成了馮特所獨有的科學哲學觀內涵。於是在哲學的譜系中他是一個蹩腳的哲學家，完成不了胡塞爾或者海德格爾式的哲學範式的轉變；在自然科學領域他又是一個經常心存形而上學夢想、希冀進行哲學改造的科學哲學家。馮特在其內心深處對實驗法的普遍運用仍存有戒心，僅將實驗法運用於反應時、感知覺和聯想等簡單的心理過程，一旦跨越了這條界限，觸及記憶、思維、想像等複雜的高級的心理過程時，實驗法就棄而不用，反而求助於歷史文化產品分析法(民族心理學這一王國就建基於此方法)，即通過隔離，人為地拉開高級心理過程與心理複合體之間的距離，達到對心理過程的文化產物及其發展進行類似自然科學式的因果推導，進而上升到具有普適性的心理規律。因此，馮特在其學術生涯後期重返哲學，實質上就是對其前期科學心理學思想基礎——心理科學觀做進一步的整合與推進。

馮特心理學體系實證特性與形上性的統一

前述分析可見，馮特的科學心理學是實證主義在人的心理世界的探討中獲得的巨大勝利。但是，隨著自然科學實證方法向人文社會科學的推進與滲透以及當時心理認知科學發展的局限，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無法深入人的心理與精神問題分析，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逐漸偏離了對人的心理實體的探討與理解，單純地演變為各種實驗方法的總匯。這意味著，在馮特時代，將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運用於人的心理活動，假說、演繹心理事實的量化研究還實為困難，實證心理學亦尚無力揭示人的心理生命本質。於是，馮特的心理學轉為研究民族心理，通過對民族心理的歷史文化因素的解釋，揭示心理學所具有的人文特徵與社會特性。這使得在馮特理論中，心理學體系的實證特性與科學哲學觀的形上性並存。然而筆者認為這兩者並不是全然斷裂，而是具有內在的邏輯統合。

1.馮特心理學體系的實證特性

馮特早期所進行的心理學「哥白尼式」革命的對象是一直在德國學術界佔據主導地位的哲學心理學，哲學心理學所探討的內容主要是對心理生活的直觀反思，通常是把心靈、精神、心理或者行為從經驗整體中分離出來，將其作為思辨的對象，然後構造出概念化的理論體系，並無絲毫的實踐價值。由於哲學心理學以抽象思辨為主要特徵，因而它缺少科學的驗證和踐行的經驗基礎，易於淪落為空想。馮特要確立實驗的心理學體系，必須對哲學心理學進行一次徹底的變革，必須將心理學理論牢牢地建立在科學的實驗方法之上，否則就無法實現心理學知識形態的質的飛躍。

馮特正是運用自然科學的「分析—綜合」方法，把人的心理或者直接經驗分解成基本的不可還原的心理元素，以這些心理元素為構成要素所產生的複合體就是人的全部心理。事實上，馮特的元素主義心理科學觀將人的活生生的心理分解得支離破碎，這種遵循自然科學實驗原則的方法損害了作為有目的的、整體的人的心理活動的原本意義，而且剝奪了人的社會、文化、歷史屬性。難怪布倫塔諾認為馮特的心理學是物理學，誤將物理現象當作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研究的內容不是心理現象，心理學應該研究的是意識的動作。當然，處在當時學科急需獲得科學界認可的境遇下，馮特只能通過實證科學的途徑才能使科學心理學擺脫哲學的束縛，但是這種學術取向卻被布倫塔諾視同當時盛行的實驗物理學。當時流行的實證心理學(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心理學)或心理主義大行其道，一旦在遭到弗雷格、胡塞爾等人的批判之後迅速走向衰落。

當然，馮特科學心理學的實證特性也有別於歐洲大陸上英法兩國所謂的實證內涵，這從深層含義上涉及德國學術界對科學的獨特看法。英法科學界對實證內涵的界定有其獨特之處，它的理論內核是以自然科學中物理學作為其理論概括的重要參照物，而在德國，實證內涵的界定受制於德國學術界對科學性質的界定。在當時的德國，科學是一門以哲學為最高智慧的理智綜合產物，其中內含著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生理學等具體的自然科學，但是哲學是科學金字塔的頂尖，其他學科都服務於哲學，最終服務於人類整體精神世界的發展與完善。因此，馮特在建構自己的心理學體系時處處以哲學的底蘊來統攝科學心理學的各種具體實驗，使其心理學體系具有深厚的哲學意蘊，同時也從本質上統一了他的心理學知識。簡言之，馮特科學哲學觀的思辨性、形而上學的特性，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馮特科學心理學的實證特性，最終使馮特的科學哲學融合到其後期的民族心理學之中。

2.馮特科學哲學觀的形上性

就本來意義而言，科學哲學觀應該是一種科學哲學的抽象。當一味地要把實證貫徹到底的時候，面對複雜的心理學現象就會碰壁，進而導致研究者對心理學學科的自然科學取向的懷疑；當以思辨的方式來審視心理現象，這種主觀性的精神性的主體就要拋棄實驗方法，必須依靠直覺、領悟等人文精神學科的方法來理解。這種悖論始終存在，即便到了現代社會人們依然未能跨越。從科學心理學創建雛形而言，心理學奉行實證主義，即經驗主義，注重的是定量分析。但是，隨著實驗心理學研究的深入，馮特開始借用民族心理學來填補實驗心理學繼續發展所產生的間隙，運用哲學概括來為實驗心理學提供元理論觀點，這有助於科學心理學的理論延伸。如果馮特的心理科學觀不具有形而上學特性的話，那麼，民族這個具有綜合性特徵的社會存在體也不會走入馮特心理學研究的視野，也不可能成為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因此，在心理學發展初期，尤其是馮特在科學領域繼續為心理學爭取社會地位的時候，既不可能醞釀出關於心理學生存危機的大討論，也不可能形成心理學對實證主義研究取向的反思活動，更不可能自覺地研究證明心理或意識的社會歷史含義。馮特不可能像1970年代Gergen那樣清醒地反思心理學的社會文化特性，進而得出「因果關係模式不適合心理學」的結論，但是，馮特從另一種角度對心理學所具有的社會特性、人文特徵給予了積極回應。

哲學在德國大學教育體制中佔據著支配地位。為了能使心理學在這種教育體制中和理智框架內謀得一個新位置，馮特時刻警惕著自然科學取向至上的時代性「誤導」，對自然科學實證原則保持著一種距離。於是在對待民族這個研究對象時，馮特是以黑格爾的「時代精神」概念為基礎的，將民族心理定義為民族整體的精神活動特徵。他特別突出民族的獨特性——整體性和集群性，馮特所倡導的「民族心理」概念則植根於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其實，相對於當時走向鼎盛的科學實證主義原則，一種非理性的人文主義思潮業已誕生。這種思潮認為在科學知識之外，人生還有價值和意義，而價值和意義是科學工具力所不及的領域，因此，在馮特看來，心理學應屬於精神科學的範疇，而且運用的方法應有別於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馮特對民族心理學進行的文化產品分析法本身就是對實驗法局限的有意識覺醒，是對其科學觀實證特性的超越。因為對人類心靈的探索(如人生意義、理想等等)屬於精神和精神科學的領域，那麼，對於精神現象只能藉助於直覺的理解，與此相應的心理學亦應是理解的心理學。這種心理學的出發點是智慧和知識，而非實驗，因而對於既具有極大個體差異性又具有群體差異性的人類心理或者意識來說，不可能運用整齊劃一的實驗標準予以客觀衡量。

3.馮特心理學體系的邏輯統合

馮特所創建實驗的個體心理學正好是德國傳統哲學與自然科學相妥協的產物。馮特科學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形式為整個心理學事業爭取社會生存空間發揮了重要推進作用。正如後續的構造主義、行為主義、認知心理學等心理學流派都在宏觀層面上秉持了科學傳統，以實驗、實證為基調。但是，這種表面的繁榮無法掩蓋科學心理學內在的虛弱，最終難以經受住人文科學的衝擊和挑戰。其實，在心理現象的大家庭中，心理形態具有層次性，從最基礎的感覺到最抽象的思維以及綜合結構的人格特徵，這些心理內容要被納入實驗的領域，絕非用一種單純的方法可以包攬，必須在方法上予以分類分層。再者，實證科學把價值問題推給了哲學和宗教，使價值問題僅僅成為抽象的爭議和盲目的信仰，致使心理學視野中的人成為被動的、冷漠的、無所適從的存在物。

科學心理學的合法性問題，實質是以什麼理論來對其定義和特質予以評價的問題，科學心理學除了具有科學性即對存在事實的確定之外，是否還具有信仰和價值層面的功能?換言之，科學心理學是事實判斷還是價值判斷?當然，基於自然科學方法的崇拜，科學主義取向的實證主義成為心理學方法論的主流。科學心理學從近代自然科學繼承來的價值中立立場和價值無涉的研究，並無助於為解決人的問題提供合理的途徑，還會產生兩個不良後果：一是無法完整解釋人的心理；二是人的價值追求得不到科學的論證。從馮特學術重心的轉移(即從實驗心理學到民族心理學)可以看出，馮特後期不再迷戀實驗方法，而是憑藉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延續了他的哲學事業。但是是否如我們所預料的那樣，科學心理學一旦脫離了曾經得以立身的實驗方法，能否繼續發展壯大就值得懷疑。「一旦拒斥了價值觀，心理學就將被削弱，將不能得到充分發展，這樣它就會使人類陷入超自然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其實，科學哲學史已表明，實證主義轉向非理性的真理觀和科學觀，能使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的界限得以消解，科學和非理性主義作為相互排斥的對立面也會逐漸淡化。

總而言之，從一切人類實踐活動的人性意義角度而言，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並非對立，科學本身就是一項人文事業，應「讚美科學所含有的人性意義，並使它重新和人生聯繫在一起」。倘若馮特創建科學心理學時缺少堅實的科學哲學思想的支撐，也許習於抽象思辨的哲學心理學仍將沉睡在哲學的搖籃之中。在這個意義上說，馮特後期民族心理學中蘊涵的科學哲學性，就不是與其前期實驗個體心理學的實證性相脫離的，其科學哲學觀的形上性與其理論的實證性互為支撐，只是囿於當時心理學發展進程，二者之間的聯繫論證欠缺，為人指摘。面對今日心理學趨向分裂的擔憂，可能會喚起心理學脫離開哲學母體的創傷性記憶，抑或對這種歷史性的分離產生某種抱怨，但是，這種揮之不去的記憶痕迹也許會永久地困擾著心理學未來的發展趨向。

注釋：

C.Granmann,Experiment,Statistics,History:Wundt"s First Program Psychology, In W.Bringmann and R.D.Twenney,eds.,Wundt Studies,Toronto:Hogrefe,1980,p.37.

梯利：《西方哲學史》，葛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539頁。

姜永志：《布倫塔諾意動心理學對理論心理學的貢獻》，《心理研究》2014年第3期。

Gergen K,Teaching Psychology of Gender From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Standpoint,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Vol.34,No.2,2010,pp.261-264.

伊萬·斯特倫斯基：《二十世紀的四種神話理論》，李創同、張經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39-42頁。

威廉·馮特：《民族宗教心理學綱要：人類心理發展簡史》，陸麗青、劉瑤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1-12頁。

弗蘭克·戈希爾：《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呂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100頁。

沈銘賢：《科學哲學導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70頁。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