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學者對《資本論》生態思想的研究
【內容摘要】《資本論》是馬克思「整個一生科學研究的成果」，不僅是馬克思經濟學的主要著作，而且是馬克思哲學的主要著作。施密特、奧康納、福斯特和岩佐茂等國外學者在《資本論》的研究中，對其理論蘊涵中的生態學思想進行了不懈的探索。他們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造成的生態破壞進行了批判，賦予了「物質變換」以新的理論內涵，並對未來社會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在當今生態學理論看來仍富有指導意義的思想。這些研究成果，為理論界全面深入地展開《資本論》文本研究，開拓了一條新的思路，對我們建設生態文明國家有著實踐上指導意義。
【關鍵詞】國外學者；資本論；生態思想
面對生態危機全球化的趨勢，很多學者們紛紛到馬克思著作中尋求良策，力圖從中找到問題的解決途徑。施密特、奧康納、福斯特和岩佐茂等國外學者在《資本論》的研究中，對其理論蘊涵中的生態學思想進行了不懈的探索。
一、人與自然的和解，烏托邦？
施密特在他的博士論文《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書中，以馬克思的著作特別是成熟時期的經濟學著作《資本論》為參照①，緊緊圍繞著「人與自然」這一顯示西方馬克思主義特色的「創新主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用了「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為內容的「物質變換」概念，給人與自然的關係引進了全新的理解。但他又認為即使是這種「全新的理解」，也達不到人與自然的完全和解，出現毀滅性災難的後果仍然是可以看得到的，這樣恐怕馬克思就會成為哲學史上最大的烏托邦主義者。
施密特在他這本書的「序言」中談到，馬克思很關注自然概念，但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又極少講到自然「自體」。這並不等於說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自然所佔的位置並不重要。問題恰恰相反，這也正是馬克思的獨到之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分析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細胞」商品開始，因為商品本身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在它自身裡面反映著「自然和歷史過程」的關係，它包含著作為「自在存在」以及「為他存在」的自然。馬克思把商品的自然形式稱之為商品的使用價值，這種使用價值「有一種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質基質」。它是交換價值的「物質基質」和承擔者。商品的交換價值體現的是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勞動，它完全不包含任何自然物質在內，因而是資產階級生產形態中典型的「超自然屬性」。商品的這種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正表明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觀點：絕不能把勞動看成是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正如勞動是形式的「價值創造者」，自然物質是實質的「價值創造者」。構成社會勞動的基本形式的，是作為具體的、特殊的東西的「勞動的自然形式」，而不是作為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東西的勞動。馬克思對支配流通領域的生產過程的分析本身，就說明了人的勞動絕不是物質財富的唯一「創造者」。抽象的一般勞動的存在形式，總是以具體的特殊的勞動，以不能還原為人的社會規定性的「自然基質」為前提。
施密特認為，把人當作一個「自然物」，「這是馬克思追隨費爾巴哈而貫穿他的全部發展階段的觀點」。在馬克思看來，費爾巴哈比之「純粹唯物主義者」具有這樣的長處：把人看成是經驗的自然存在，一種「感性的對象」，他具有其他各種自然的一切性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這個論題」又重新提出來了，並把它當作「哲學的唯物主義為經濟學分析所設的前提」。②「人本身單純作為勞動力的存在來看，也是自然對象，是物，不過是活的有意識的物，而勞動本身則是這種力在物上的表現。」「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佔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於他身外的自然並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蘊藏著的潛力發揮出來，並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③ 勞動不過是勞動力本身、純粹自然力的表現，總的表明它們是勞動中所不能消滅的基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再次系統論述了這個「自然基質」。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也曾系統地論述了人是有形體的、賦有自然力、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感性的「自然存在物」，人靠自然界來生活，自然界是「人的無機身體」的觀點。
施密特進一步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僅把人當作一個「自然物」，而且把「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也當作一種「自然歷史過程」，構成了自然史與人類史有差別的統一。「在馬克思看來，社會顯然是和自然關係完全相同的……人所把握、支配了的生活過程，依然是一種自然關係。」④ 當馬克思依此來研究社會時，被他的批判者指責為過分採用「自然主義」的方法，「是不恰當的變態的自然科學方法」，因而他的理論不能算是一門人文科學。施密特引用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一直到《資本論》都追隨費爾巴哈的一個思想：「一切科學都必須以自然為基礎，一門科學在它不能找到自己的自然基礎之前，只不過是一種假說」。⑤ 馬克思在《手稿》中期待著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將合為一體：「屬人的自然科學或關於人的自然科學」，都將成為同一門科學。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⑥ 當然，我們也不應忽視自然歷史過程和社會歷史過程之間存在著「種的差異」，「如維科所說的那樣，人類史同自然史的區別在於，人類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⑦
在施密特看來，馬克思有時喜歡用一些大膽的方式，以其固有的自然思辨的特點，把自然關係作為模式，來說明社會過程的必然性，其最好的例證就是對「物質變換」概念的使用。在對待自然概念方面，馬克思比費爾巴哈及自培根以來在這點上有所發展的啟蒙主義前進了一步，把自然和一切關於自然的意識都同社會的生活過程聯繫起來，把自然看成從最初起就是和人的活動相關聯的。馬克思有關自然的一切言論，都以社會的實踐為前提的。在馬克思看來，根本上存在著「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⑧，並試圖根據人的勞動狀況的客觀邏輯來理解「人對自然的能動關係」。施密特認為，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把勞動看成是「自然的人化」這一進步過程，而這個過程同「人的自然化」過程是一致的，用一個等式表示就是：自然主義=人本主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似乎找到了對這一等式最好的表示方式，那就是使用了非思辨的「物質變換」的概念，給人與自然的關係引進了全新的理解。在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出場時，在馬克思看來，勞動就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恆的自然必然性。」⑨ 把勞動過程稱之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這種表述，完成了馬克思由狹隘的自然主義的唯物主義向歷史唯物主義的轉變。真正立於「物質變換」概念後面的東西，是馬克思揭露了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性。在僱傭勞動與資本的關係中，勞動和它的自然條件產生了根本分離，這種分離嚴重破壞了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的自然條件。
作為人與自然關係更高形式的物質變換理論，究竟在怎樣的程度上「重新解放出凍結了的自然的創造力」，通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實現「自然的復活」？這在馬克思那裡簡直就是「千福年說」和「末世說」，不可能達到人與自然的完全和解，因此「可以把馬克思的關於人自身的自然以及人對外界自然的關係的理論叫做烏托邦」。⑩ 施密特認為，這種烏托邦理論最初出現在恩格斯那裡，他講了作為「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說共產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馬克思在他的主要經濟著作中對於烏托邦問題來說是最重要的地方，這樣說：「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11) 這裡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更合乎人性的社會究竟在怎樣的程度是同超脫人類的外部自然界進入一種新的關係呢？這個社會能否停止「掠奪式利用自然」呢？即使將來也不能中止對自然的榨取，但人對自然的干涉能否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藉此逐步消除掉自然對於人的每一次勝利採取報復的可能性呢？馬克思以社會整體來支配自然為目標，雖然他也為迄今自然受到褻瀆和掠奪而嘆息，但這畢竟不是關心自然本身，而是考慮到經濟的合目的性。經濟關係不應受到讚美，相反，應該使經濟關係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衰退。馬克思幾乎過分重複地主張：不論人類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生活，都同樣必須依靠同自然的物質變換來生活。因此，在「聯合體」內仍然存在著把自然作為應予征服的對象的問題，馬克思所期望的人與自然的和解就成為烏托邦式的夢想了。
二、馬克思是「自然資源保護論者」，但又不是「生態學家」
奧康納在他的《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一書中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注意到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導致了資源的消耗與枯竭、大量的廢棄物以及嚴重的污染」，(12) 認知到了資本主義的反生態本質，所以馬克思被認為是「自然資源保護論者」，具備了「一種潛在的生態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視閾」。針對一些批評者對馬克思在生態學問題上的猛烈攻擊，奧康納認為是「欠公平的」。「事實上，馬克思關於社會的觀點中包含有人類不再異化於自然界，人類對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資本積累邏輯的基礎上，而是一方面以個人和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們今天所謂的生態學的理性生產為直接基礎的思想……有人說馬克思的思想中缺乏對自然界之相聯性、差異性和相互依存性的關注，這種指控也只是對了一半。一方面，馬克思十分關注把總體上的勞動力生產過程和具體的商品生產過程統一起來的、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生態規則性』的過程；另一方面，他對當時的一些重要的生態問題，如農業中土地的質量和數量問題的討論也十分感興趣。當然，這裡也必須承認，馬克思感興趣的主要是生態理性農業的條件，比如說，怎樣增加土地的肥力，以恢復和增加農業生產力以面對由不斷加快的都市化進程而帶來的對食品和工業原材料的急劇擴大的需求」。(13) 但他又認為馬克思不可能是「生物種類的保護主義者或生態學家」。因為馬克思所留下的只是生態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樸素遺產，並沒有對生態系統作出理論上的分析。
奧康納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以資本主義的機制所建構起來的造林業中所包含的矛盾進行了準確的界定。「漫長的周轉期間，使造林不適合私人經營，因而也不適合資本主義經營。資本主義經營本質上就是私人經營，即使由聯合的資本家代替單個資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產業的整個發展，對森林的破壞從來就起很大的作用，對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對森林的護養和生產所起的作用則微乎其微。」(14) 不僅造林業與資本主義有矛盾，「理性的農業」與資本主義也是不相容的。資本主義農業無論從身體的角度還是從生物學的角度都是有害的。從工人身體的角度來看，在現代農業中，像在城市工業中一樣，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量的增大是以勞動力本身的破壞和衰退為代價的。都市化和農業的商業化聯合成了一種力量，逐漸破壞著財富的原始資源，即土地和勞動者。從生物學的角度，資本主義農業毀壞了土壤的質量。它破壞了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的自然條件。資本降低了自然的價值，導致了農業的歉收，必然會以經濟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奧康納又認為馬克思從來沒有考慮到對生態具有破壞作用的那些農業耕作方式又會預示著一種獨特類型的經濟危機，即資本的生產不足的危機的來臨。所以馬克思始終沒有發展出如下的觀念：資本主義的矛盾有可能會導致一種在危機及社會轉型問題上的生態學理論。
奧康納還提到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對資本主義所導致的一些廢棄物排放和污染問題所作的研究。「生產排泄物和消費排泄物的利用，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擴大」，因為「原料的日益昂貴，自然成為廢物利用的刺激。」(15) 當馬克思持有這種觀點的時候，他實際上已經發展出了資本主義回收再利用理論的萌芽思想。馬克思思想中還包含著可持續發展的理論。馬克思說：「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佔有者，土地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後代。」(16) 現在不管是右翼的還是左翼的生態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從這些異在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傳統中發展起來的。但奧康納又認為，馬克思的這些觀點只是有關自然資源保護方面的倫理主張，強調的是人類控制自然界的能力。因此可以說，最徹底的人類中心主義觀點就是最徹底的自然資源的保護主義觀點。儘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的生態破壞進行了批判和揭露，但他還是沒有把生態破壞問題視為資本主義的積累與社會經濟轉型理論中的中心問題，低估了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所帶來的資源枯竭以及自然界的退化的厲害程度。
奧康納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雖然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反生態本質，但它並不包含一種自然和生態學理論。(17) 關於自然，馬克思非常清楚認識到自然界（與人類勞動結合在一起）是物質財富之源，注意到了各種自然過程在穀物、酒類、木材、陶器加工業以及其他工業中的重要意義；在不同的工業活動中，自然過程在資本周轉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資本的再生產在總體上是與根據其自然屬性或者說根據其使用價值來定位的價值構成（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相對比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總之，自然的因素在使用價值中佔有重要的分量。這樣看來馬克思只是把自然界（與勞動一起）作為使用價值的財富的來源，並沒有把自然界作為交換價值的財富的生產力來看待，導致了他沒能對資本主義生產力作出「系統性的質詢」。在馬克思的眼裡，資本主義生產力是人類從自然界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潛在力量，是人類控制自然界的能力。他把人類放在了一個太主動和重要的位置上，而把自然界放在了一個太消極和被動的位置上。他的理論所凸顯的是自然界的人化問題，卻沒有強調人類歷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轉型問題。資本主義的運行周期以及對勞動的剝削問題被置放在了一個遠遠高於有機體的生命周期、能源的使用周期和自然界的開發方式的位置上。「豐富的生態感受性」在馬克思那裡已經消失了，「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運作性」也在其理論中越來越被遺忘或者被置於邊緣的地位。
奧康納關於馬克思的《資本論》中不包含自然和生態學理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馬克思生活的那個時代還沒有文化或環境這種類型的重大運動，所以馬克思的資本、階級鬥爭以及革命理論對於這種運動也沒有任何實際內容的評論。馬克思生活和工作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早期階段，《資本論》中對於發生在英國，然後擴散到了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治革命非常了解，對於像資本、僱傭勞動、技術、合股公司、世界市場等等經濟革命也非常了解，但對於發生在馬克思去世之後才形成的「資本主義社會和文化」就不可能談得上有什麼了解了，因為當時根本還沒有特殊的資本主義文化和自然可以成為其理論對象。所以說那種以政治和經濟的歷史為基礎的馬克思理論，是不可能建立在社會的、文化的以及環境的歷史基礎上的。馬克思的《資本論》就當然不包含自然和生態學理論了。
三、《資本論》中預示著許多當今的生態學思想
馬克思有沒有生態思想，是不是一個生態學家，福斯特認為，經過數十年的爭論，許多對馬克思即使是最苛刻的批評者最近都不得不承認，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著大量值得注意的生態思想。但質疑聲又隨之而來：馬克思著作中的生態觀點與其著作的主體內容沒有系統性的聯繫，意思就是說馬克思的生態觀點在其思想中是居於次要地位的；馬克思的生態思想被認為是來源於其早期對異化現象的批判，而後期著作則較少涉及。福斯特說，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也是持有同樣的觀點。把生態問題作為馬克思的主要思想來解釋馬克思，他說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他研究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特別是《資本論》中的唯物主義。因為《資本論》是馬克思「整個一生科學研究的成果」。(18) 如果《資本論》也貫穿了生態思想，自然而然生態思想在馬克思的整個思想中的地位就不是次要地位了。他在研究中發現，在《資本論》中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和一種唯物主義的自然觀以及自然歷史的所有力量是完整地結合在一起的。唯物主義與生態學是緊密相連的，唯物主義和科學的發展使生態學思維方式得以產生。「我最終得出結論：馬克思的世界觀是一種深刻的、真正系統的生態世界觀，而且這種生態觀是來源於他的唯物主義的。」「馬克思對生態的見解通常都是相當深刻的，這些見解並不只是一位天才瞬間閃爍的火花。相反，他在這方面的深刻見解來源於他對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19世紀的環境所進行的系統研究，而這種系統研究又是通過他對唯物主義自然觀的一種深刻的哲學理解而進行的。」(19)
馬克思有沒有生態思想的問題簡化為《資本論》中有沒有生態思想，《資本論》中有沒有生態思想又要追溯到《資本論》中存在不存在一種唯物主義的自然觀？一種廣為人知的對馬克思的批判認為：馬克思涉嫌否認自然界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原因是馬克思構建了勞動價值論，而勞動價值論則把所有來源於自然界的價值，以及把自然都看作資本的「免費饋贈」。其實，這種批判是建立在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根本誤解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是同意古典自由政治經濟學關於土地沒有價值的觀點，但這僅僅是指非常狹隘的、缺乏創意的財富觀念，這種觀念與資本主義商品關係和圍繞交換價值而建立的制度相關聯。馬克思認為，真正的財富由使用價值構成，使用價值是產品的一般特徵，超越了特定的資本主義形式。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的開頭所說：「勞動並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20) 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仍然認為，財富在更普遍的方面應當包括構成人類創造力全面發展基礎的那些物質的使用價值，這樣既擴展了與自然界相關聯的財富，又反映了人與自然之間複雜而不斷變化的物質變換關係。自然對使用價值的產生有所貢獻，正像勞動一樣都是財富的源泉，即使它對財富的貢獻被這個制度所忽視，就是勞動也可以歸於這種自然財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盧克萊修說，『無中不能生有』，這是不言而喻的。『價值創造』是使勞動力轉變為勞動。而勞動力首先又是已轉變為人的機體的自然物質。」(21) 馬克思也一直把他的唯物主義定義為屬於「自然歷史過程」中的一種唯物主義。正是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和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完整地結合在一起的。如果不了解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及唯物主義歷史觀之間的關係，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馬克思的著作。換句話說，馬克思的社會思想是與生態學世界觀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
從伊壁鳩魯的「守恆原則」，到安德森的「土壤肥力」，再到李比希的「歸還原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了一個「物質變換」的概念。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有兩個基本假設：「任何東西都不可由來自虛無的神力所創造」和「自然……決不會將任何東西歸於無」。這兩個假設構成了現在我們所知的「守恆定理」。這個「守恆原則」就具有現代生態世界觀的傾向。廣為人知的現代生態學四條「非正式規則」在伊壁鳩魯那裡都可以找到，盧克萊修在《物性論》第1卷中就強調過這幾條原則。蘇格蘭的政治經濟學家安德森的「土壤肥力」理論使馬克思更加全面地了解土壤狀況，在《資本論》中展開對資本主義農業的生態學批判。安德森認為，土壤肥力的總體性退化，就是由於資本家租地農場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階級對立使得無法對土壤改良進行投資；或者是由於肥料循環無法進行（因為日益增長的城鄉分離）而造成土壤養分的實際性枯竭。馬克思早在1851年就研究了安德森的著作，指出安德森的核心貢獻就在於他賦予了土壤肥力這個問題以歷史意義。「安德森決不認為不同的肥沃程度僅僅是自然的產物」，相反，「地主得到的級差地租，一部分是租地農場主人工地賦予土地肥力的結果」(22)。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安德森時，稱他合理地耕種土地，「不像以前美國奴隸主那樣對土地進行野蠻的掠奪——會改良土地」(23)。福斯特特別提到19世紀德國著名的農業化學家李比希對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時的影響。「馬克思為什麼聲稱，對於理解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來說，李比希比所有政治經濟學家之總和還重要？」(24)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第1卷中的確提到了李比希：「李比希的不朽功績之一，是從自然科學的觀點出發闡明了現代農業的消極方面。」(25) 李比希在第七版《有機化學在農業和生理學中的作用》一書的序言中，揭露了建立在化肥基礎上的英國集約農業一個「掠奪系統」，是違反理性農業原則的。與資本主義農業相伴而生的土壤養分的中斷所造成天然肥力的下降，因為任何基於掠奪土地的耕種制度都會導致土地的貧瘠。在李比希看來，理性農業，與掠奪性農業制度不同，是建立在歸還原則的基礎之上的。所謂「歸還原則」就是從土地里拿走的礦物質還得歸還給土地；農民從他的田地里拿走多少，最終還得歸還多少。
福斯特認為，馬克思的這個物質變換概念很重要，把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三個重點內容的批判結合在一起：對直接生產者的剩餘產品的剝削，相關的資本主義地租理論，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馬克思把物質變換概念作為他「整個分析系統的中心」，把對勞動過程的理解根植於這一概念之中。「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恆的自然條件」(26)。福斯特還回顧了馬克思使用物質變換這一概念的發展過程。早期的馬克思對人類和自然之間物質變換關係試圖更加直接地從哲學上解釋人類和自然之間複雜的相互依賴關係。更為重要的是，物質變換概念為馬克思提供了一個表述自然異化概念的具體方式。稍後馬克思在為《資本論》準備的幾本手稿材料中就不斷地使用物質變換的概念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1857—1858）》中寫道：在一般的商品生產中「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27)。馬克思在比《資本論》稍前幾年寫作的《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指出：「實際勞動就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佔有自然因素，是促成人和自然間的物質變換的活動」。馬克思緊接著說，實際的勞動活動從來都不是獨立於自然自身創造財富的潛力之外，「因為物質財富，使用價值世界只是由自然物質構成的，這些自然物質通過勞動改變了形態」(28)。馬克思就是在他最後的經濟學著作《關於阿?瓦格納的筆記》中，仍然強調物質變換概念在他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全面批判中的中心地位。「在說明生產的『自然』過程時我也使用了這個名稱，指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那裡在分析G—W—G［商品—貨幣—商品］時，第一次出現了物質變換，而以後形式變換的中斷，也是作為物質變換的中斷來說明的。」(29) 作為馬克思理論中的中心概念，出現在關於未來社會的設想中就不足奇怪了。作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將合理地調節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綜上所述，馬克思在兩個意義上使用物質變換這個概念，「一是指自然和社會之間通過勞動而進行的實際的新陳代謝相互作用；二是在廣義上使用這個辭彙，用來描述一系列已經形成的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總是被異化地再生產出來的複雜的、動態的、相互依賴的需求和關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類自由問題——所有這一切都可以被看做與人類和自然之問的新陳代謝相聯繫，而這種新陳代謝是通過人類具體的勞動組織形式而表現出來。這樣，新陳代謝概念既有特定的生態意義，也有廣泛的社會意義。」(30)
馬克思在物質變換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在19世紀，土壤肥力的枯竭是整個歐洲和北美的資本主義社會所主要關注的環境問題，這足以與關注城市不斷增長的污染、整個大陸的森林砍伐以及馬爾薩斯對人口過剩的恐懼相匹敵。提出土壤肥力危機問題的中心人物是李比希，但對其更廣泛的社會含義剖析得最為深刻的是馬克思。他說：資本主義生產「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的自然條件……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31) 資本主義在「物質變換的聯繫中造成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於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費」，「大工業和按工業方式經營的大農業共同發生作用。如果說它們原來的區別在於，前者更多地濫用和破壞勞動力，即人類的自然力，而後者更直接地濫用和破壞土地的自然力，那麼，在以後的發展進程中，二者會攜手並進，因為產業制度在農村也使勞動者精力衰竭，而工業和商業則為農業提供使土地貧瘠的各種手段。」(32) 物質變換過程中的「裂縫」，就使得以食物和纖維的形式從土壤中移走的養料無法返還於土壤，其對應物就是城市的污染和現代排污系統的不合理。「在利用這種排泄物方面，資本主義經濟浪費很大；例如，在倫敦，450萬人的糞便，就沒有什麼好的處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錢用來污染泰晤士河。」(33) 所以馬克思堅持認為，人的自然的新陳代謝所產生的排泄物，以及工業生產和消費的廢棄物，作為完整的新陳代謝循環的一部分，需要返還於土壤。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農業以及物質變換的裂縫的觀點，使他得出了較為寬泛的生態可持續概念。他認為這種觀點對資本主義社會來說具有非常有限的實用性，因為資本主義和供應人類世世代代不斷需要的全部生活條件的農業有矛盾，或者說，合理的農業同資本主義制度不相容，合理的農業所需要的，要麼是自食其力的小農的手，要麼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控制。馬克思提出要「對土地這個人類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財產，即他們不能出讓的生存條件和再生產條件所進行的自覺的合理的經營。」(34) 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佔有者，土地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後代。福斯特最後認為，馬克思的這些理論構成了人類生產和生存的自然條件，並且是對資本主義與一般生產條件異化的最一般表述。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不僅需要推翻它對勞動進行剝削的特定關係，而且要以合理的方式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只有這樣，馬克思經常號召的「廢除僱傭勞動」才有意義。
四、《資本論》中的環境保護觀點
日本學者岩佐茂先是把「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以馬克思的思想為起點而展開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區別開來，認為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缺少環境觀點，而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存在著環境保護的觀點的。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是環境破壞的罪魁禍首，並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批判。但是他們卻很少去對馬克思理論中包含環境思想的必然性，以及社會主義作為生態社會主義包含環境保護邏輯的必然性進行論證，而只是幼稚地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存在環境問題。當社會主義國家也存在著嚴重的環境問題成為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時，他們先是根本不願承認，後又狡辯說那是偏離了社會主義的後果。所以馬克思主義有必要回到馬克思的環境思想上去，回到馬克思成熟時期的著作《資本論》中的環境保護思想上去。
岩佐茂認為，青年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的「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統一」的觀點，與成熟時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物質變換」理論是一致的，並得到了更為具體的解釋。馬克思的物質變換在《資本論》中有「自然的物質變換」、「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社會的物質變換」三個層次的概念。自然的物質變換是指自然界的物質循環；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首先是指吸收和消化食物、水、氧氣等外部物質然後又將廢物排到體外的同化和異化的生命活動，這一變換是以勞動為中介，通過生產、消費和廢棄來進行的；社會的物質變換是指以貨幣為中介的產品交換。(35) 具體來說，《資本論》中環境思想有以下三個方面重要的內容。
第一，「馬克思重視自然界的物質循環，把人作為自然之子為維持生命而進行的物質變換看做是自然界物質循環的一個環節。」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存在物」，人是擁有身體、擁有自然的各種力量的人的自然，同時又受到獨立於人而存在的外部自然的限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雖然要以勞動為中介，採取生產、消費和廢棄的形式來進行，但是這一過程不能攪亂自然界的物質循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僅指出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包含了「自然物作為人的使用價值或產品被人佔有」以及「人以食物和衣物的形式消費掉的土壤成分回歸大地」的廢棄過程，而且還指出了廢棄物被作為資源重新利用即循環經濟的可能性。
第二，「馬克思指出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活動引起了環境污染，擾亂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危害了人的健康和生命。」資本主義生產由於把人口聚集到城市、由於消費廢棄物的產生，「擾亂」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這種「擾亂」既是對「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自然條件」即對自然的「擾亂」和「破壞」，也是對勞動者的「身體健康」、「精神生活」的「擾亂」和「破壞」。大量廢棄物，特別是自然難以凈化的人造物的出現，是近代資本主義產業化的結果。近代產業化只是服從資本的邏輯（把追求利潤、積累資本當作最重要的目標，是使資本主義社會得以成立的邏輯）單純追求經濟效益。服從資本邏輯的產業化，以地球資源是無限的、大氣和水可以無償使用為前提，無視廢棄物問題，進行了導致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大量生產。因為，大量生產能帶來利潤這一點恰好符合了資本的邏輯。大量的廢棄物造成了自然環境的破壞。自然環境的破壞有兩層意思：一是指人的環境破壞，二是指自然的破壞。「人的環境破壞」，並不是指自然本身對人的環境破壞，比如說火山爆發，而是指人自身的活動製造出不適合人類生活的環境。這種不適合人類生活的環境，就會損害人的健康。如果大氣和水受到污染，或者食物受到污染，那麼人的健康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損害，甚至會危及生命。所謂自然的破壞，並不是自然本身變遷中發生的生態系破壞，而是由人的活動所引起的地球生態系破壞。
第三，「馬克思主張要對人與自然的關係進行控制」。馬克思對這一點的闡述集中在下面的命題中：「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這裡論述的不是人對自然的支配，而是對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進行「合理地調節」，「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並且要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人對自然的支配」和「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控制」是有區別的。前者指人依靠科學技術支配自然或控制自然，但這僅是一種幻想，無論科學技術發展到何種程度，人都無法支配自然。人充其量只能控制自然的極小的一部分，甚至連由人利用自然而產生的人化自然也無法做到徹底控制。後者則是指對作為關係項的人的控制和對自然的控制。既然人對自然的控制能力有限，那麼要想控制人與自然的關係，就只能對人本身進行控制。不論什麼年代，人類為了生存都始終設法控制與自然的關係。在近代以前，人在努力控制自然的強大力量的同時，更主要的是採取一邊約束自己一邊去順應自然的方式去控制自然和人的關係。而到了近代工業化以後，隨著人類改變自然的能力不斷提高，形成了人類能夠支配自然的觀念。但是，這只是重視了人與自然關係的一極——自然，忽視了自我控制的另一極，結果導致了自然環境的破壞，人與自然的正常關係也不能維持。為了控制人與自然的正常關係，控制人類的力量和基於這種力量之上的活動就變得極其重要了。
岩佐茂還特彆強調了馬克思把「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作為自然界的形態變化來把握的意義。在馬克思看來，宇宙的一切現象，不論是由入手創造的，還是由自然的一般規律引起的，都只是物質的形態變化。「人在生產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樣發揮作用，就是說，只能改變物質的形式。」(36) 他認為，馬克思的這個思想有理論和實踐上的雙重意義。從承認了自然對人的先在性的唯物論立場出發，認為人的勞動只是引起了「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勞動是把自然的質料換成對人有用的使用價值的價值形成活動，在這個意義上它是「物質財富之父」，但不能形成新的質料。勞動所帶來的只是「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使這種變化成為可能的則是作為「物質財富之母」的「土地」（自然）。從環境保護的觀點上來看，這意味著把「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作為自然循環的一環來把握。勞動生產出了大量自然界不存在的東西，但這也僅是「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而已。正如「機器不在勞動過程中服務就沒有用。不僅如此，它還會受到自然的物質變換的破壞力的影響。鐵會生鏽，木會腐朽。」(37) 所以在勞動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也要和「鐵會生鏽，木會腐朽」一樣，要還原到自然界，都屬於自然循環中的一環。任何自然循環的中斷，都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上述學者對《資本論》研究的成果，對推動我國理論界加大對《資本論》的文本研究和我國正在進行的生態文明建設，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作為馬克思傾注畢生心血的《資本論》，在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預示著許多當今的生態學思想」。這些生態學的理論成果，就是我們今天建設生態文明的理論淵源。
注釋：
① 據筆者統計，施密特在《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書中直接引用《資本論》進行論述的達160多處。
② 施密特：《自然的概念》，歐力同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61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5、208頁。
④ 施密特：《自然的概念》，歐力同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3頁。
⑤ 施密特：《自然的概念》，歐力同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2頁。
⑥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頁。
⑦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9頁。
⑧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5頁。
⑨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頁。
⑩ 施密特：《自然的概念》，歐力同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43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929頁。
(12) 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唐正東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96頁。
(13) 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唐正東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4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2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5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8頁。
(17) 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唐正東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58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11頁。
(19) 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劉仁勝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3、23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57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9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60、162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9頁。
(24) 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劉仁勝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頁。
(2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頁。
(2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7、215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22頁。
(30) 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劉仁勝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5－176頁。
(3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580頁。
(3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9頁。
(3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5頁。
(3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8頁。
(35) 岩佐茂：《環境的思想——環境保護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處》，韓立新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249－250頁。
(3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頁。
(3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4頁。
參考文獻：
[1]王雨辰：《生態批判與綠色烏托邦——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劉仁勝：《生態馬克思主義概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
[3]曾文婷：《「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年。
[4]解保軍：《馬克思自然觀的生態哲學意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5]劉思華：《生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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