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會掉進修昔底德陷阱嗎？肯尼迪教授說「這是一個大問題」

文 | 徐劍梅 劉晨 胡友松

保羅·肯尼迪，耶魯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是一位早在31年前就預測美國走向相對衰落的歷史學家。在共和黨總統里根執政末期、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之前，肯尼迪教授出版專著《大國的興衰》，縱論公元1500年以降，近500年間世界大國的興衰及其因果。該書面世後引發轟動和爭議，一時間洛陽紙貴，各國爭相翻譯出版，美國國會當時舉行數場聽證會，召他作證陳述。

肯尼迪教授的著作《大國的興衰》

當時只有42歲的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闡述的主要觀點包括：

大國的興衰是相對而言的，取決於當時環境里和其他國家實力升降的比較；

興衰的主要和最終決定因素，是國家的經濟基礎和軍事力量；

不斷擴展戰略承諾導致軍費攀升，最終使國家經濟基礎負擔過重，是一個大國走向長期衰落的開始；

大國的興衰不是突變，而是一個漸變的長期過程。

簡言之，大國興衰是與其競爭對手比較而言，而因對外黷武損害本國經濟，是500年來全球舞台上，一個個興盛一時的大國走馬燈般走向衰落的主要歷史原因。

3月下旬的一天，在春雪初霽的耶魯大學，肯尼迪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近兩個小時的獨家專訪。

保羅·肯尼迪在耶魯大學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徐劍梅 攝）

美國朝野「滿腦子中國」

肯尼迪教授強調，中美關係「極為重要而複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中美是世界「國家叢林中兩頭最大的大象」。兩個大國的領導人傳遞給世界的信息，可能會被其他許多國家效仿或利用。

他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一方面，是將美國與其他國家經貿關係過分簡單化，將其當成有形的貨物交易，視之為非輸即贏的棋類遊戲；另一方面，其中的政治考量大於經濟考量，缺乏對中美關係複雜性的理解。對從中國進口產品大規模加征關稅，對美國的經濟地位來說，弊大於利；對中美相互理解來說，也是件糟糕的事情。

美國政府停止對華接觸政策了嗎？肯尼迪教授回答說：「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停止。」但他又說，如果幾周後，特朗普宣布自己和北京進行了非常好的政策對話，兩國關係很棒，他也不會感到驚訝。

他說，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特朗普的用人方式。特朗普憑藉直覺執政，對白宮顧問和政府高官的不同意見感到沮喪。如果特朗普政府里都是一些對他點頭稱是、對外強硬對抗的人，他們的政策會相當有破壞性。

更重要的影響因素自然是一段時間以來，在美國朝野不斷興起風浪的新一波「中國威脅論」，肯尼迪教授說，如今，中國頻繁成為《經濟學人》等英美報刊的頭條或者特刊焦點。這讓他想到，百年前德國崛起時，在大英帝國的報章上、在當時所謂愛國民粹團體的政治議程里，也充斥著「德國威脅論」，因而產生這樣一句俗話「滿腦子德國」（Germany on the brain），如今也可以說「滿腦子中國」（China on the brain）。

資料圖片：2017年11月13日，《時代》雜誌亞洲版的封面。

肯尼迪教授說，目前美國朝野對華輿論的確過度誇張渲染，走得太遠、調門太高。那些民粹主義、咄咄逼人的反華辭藻，並沒有數據作為支撐，令美國擔憂的某些事情也還沒有發生。這些誇大其詞的論調，沒能理解中國的擔憂和弱點。

他指出，對很大一部分國際受眾來說，中國被描繪成一個過於高大的巨人。但與此同時，許多明智的中國人會說，我們實在並沒有這麼強大，中國有很多自己要操心的內部問題。「中國所有這些擔憂可能都沒有被（中國威脅論者）提到，那麼中國所有威脅也就可能被誇大」。

他說，和展望美國的相對衰落一樣，在談論中國和亞洲的崛起時，也同樣必需使用條件限定。中國人也是人，也有可能摔跤，中國也像日本一樣，已發現保持經濟增長的難度。他說，我們應謹慎使用預測性語言。截至目前，最大的風向標是：中國經濟將繼續相對增長，即便不像以前那麼快，也會相對於美國在增長。

肯尼迪教授還特別告誡，要警惕選擇性使用事實進行偏頗論證的習氣，謹慎辨析觀點背後的事實；「我們能製造各種數據顯示中國有50英尺（約合15.24米）高，也能製造更多數據顯示中國只有4英尺高（約合1.22米）」。

與此同時，肯尼迪教授也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英國諺語「無火不冒煙」，意即我們常說的「無風不起浪」。他說，在「中國威脅論」的喧囂背後，也存在毫無疑問的鐵的事實——連續30年，中國的經濟成功使它穩步獲取了全球製造的更大份額。

他說：「因此，是否中國在相對崛起而美國在相對衰落？我的答案是『是的』。這是否讓美國人擔憂，就像歷史上其他任何頭號大國所擔憂的那樣？是的。新的中國海軍、空軍和武器、導彈系統是否帶給美國實力、效率和技術上的威脅？是的。中國和25年前相比，是否軍事上更有效和更強大？是的。」

肯尼迪教授認為，這種相對變化的發生，就是對美國的挑戰。中國在理解當前美國上存在問題。美國，包括有才智的美國人，對理解中國並確切衡量美國競爭力所面臨挑戰的規模上也存在問題。識別美國真正關切的領域，將其與誇張的中國述事區分開來，這是最為困難而又必要的事情。

中美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缺乏相互理解會導致互信缺失，那麼增進中美交流就能夠改變中美關係現狀嗎？肯尼迪教授給出了雙重但並非模稜兩可的答案：「能，但也不能。」

他說，美國也致力於擴大兩國學生和民間交流，比如高中球隊比賽、芭蕾舞演出等等。這些措施能夠成為兩國關係向前邁步的「突出進展」，因為它們能夠針對中美之間的歧異帶來更加現實主義的理解和交流。但與此同時，這些交流也難以消弭中美之間「真正的不同」。

對待具體問題和國際事務，和中國相比，美國的政治文化「有不同的、特殊的態度」。「我們應當理解，中美有不同的世界取向，不同的世界觀，而不是簡單假定另一方糟糕或者天真地以為坐下來談就能相處甚歡」。他指出，中美需要釐清兩國的所有歧異中，「哪些是真正的不同，哪些能夠通過智慧的妥協而加以改善」。如果界定四五個這樣的領域，就可望朝著明智的中美關係邁出真正的步伐。

中美能夠避免掉進「修昔底德陷阱」嗎？（美國《外交政策》）

歸根結底，中美能夠避免掉進「修昔底德陷阱」嗎？肯尼迪教授回答說，「這是一個大問題」，「從政治上、情感上、本能上，都很難得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他指出，美國和中國都是驕傲的、富有自我意識的主權國家。如今，在眾多行業中，中國都位居世界第二，並在取代美國的領先地位，而美國即便長期而言可能進行戰略收縮，也決計不會退出亞太，把勢力範圍自囿於加利福尼亞州至夏威夷州的東太平洋，這方面，「美國的心態是不可妥協的」。

不過，肯尼迪教授並不認為中美之間必然存在結構性衝突。他說，世界經濟——這是最大的結構，中美同為其中一部分。如果整個世界經濟，從貿易、投資到製造，都是以令人滿意的速度增長，你會看到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相對上升，而美國的份額相對下降，但美國經濟也會繼續繁榮。這樣的世界經濟結構，既允許中國的相對增長，也允許美國相對而言和中國共享繁榮，而不必產生任何結構性衝突。簡言之，世界市場這塊大蛋糕越大，大國間的結構性衝突可能性越小。反之，如果像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那樣，整個世界經濟的蛋糕變小，衝突的幾率肯定會增大。

無論如何，中美關係的發展，需要戰略耐心，特別是對特朗普的白宮，需要「儘可能的耐心」，而中國領導人懂得這一點。肯尼迪教授指出，西方歷史上有兩個富有戰略耐心的領導人例子。一是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明智而審慎，在統一德國後，非常密切地觀察俄羅斯、奧匈帝國等強權的動向。二是美國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威爾的「耐心大戰略」，最近美國史學家就此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新書。

中美關係的發展，需要戰略耐心。（美國《紐約時報》）

肯尼迪教授說，中美關係廣闊而複雜，世界上找不到哪根魔杖或某種帽子戲法，能夠使中美關係「突然轉型」，「如果雙方領導人都認識到，在世界大國事務中，最重要的單一問題是避免嚴重的中美對抗，那麼我們能夠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