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刺激社會經濟發展?是的
歷史領域文章之17
我們說過,唐玄宗在某種意義上繼承了武則天的統治策略,想擺脫「關中本位」的束縛。
但他的統治策略里又隱藏了一些非常危險的東西。
是什麼呢?
是他亂用胡人的策略引發了安史之亂,這讓大唐帝國一下子從盛世跌落到低谷。
到底怎麼回事呢?
今天我們一起來看看。
唐玄宗亂用胡人
經過武則天的統治,關隴貴族遭受了重創。關東出現了不少貴族,成為了抗衡剩餘關隴貴族的重要力量。
這些力量都被唐玄宗繼承了下來。
但是唐玄宗覺得,只要是出身貴族,總不會那麼乖乖聽話,即使不是關隴集團的關東貴族也是一樣。
玄宗就設法提拔各種沒有政治根基的人。當然啦,這些人裡面除了平民之外還有胡人。
這個策略就一下子讓胡人身份的安祿山有了發展的機會。
玄宗時期帝國北境一共設置了四個節度使(相當於四大軍區),而安祿山一個人就管起重的三個。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安祿山掌握著整個帝國的命脈,意味著國家的安定與否全憑安祿山的個人德行高低。
其實,唐太宗時期,也用了不少胡人。你可能會納悶了,為什麼唐玄宗就不能用胡人呢?
很簡單,因為太宗很懂得草原的政治邏輯。
太宗經常跟游牧軍人打交道,當年太宗分化並擊潰了突厥汗國,以「天可汗」而不是「皇帝」的身份統領各族胡人。
他將突厥的組織機制和大唐帝國的秩序完整糅合在了一起,建立了一個強大的二元帝國。
自高宗開始的皇帝,都不太具備太宗的征服草原的戰爭經驗,也沒有了草原的英雄人格。
而且,大唐定都長安,遠離游牧與農耕的過渡地帶,非常欠缺治理草原的知識。
到了高宗後期,突厥就脫離了大唐帝國的統治,再次形成了獨立的帝國。
玄宗放棄草原身份
太宗時期,大唐以南北朝時期的北朝為正統,認為大唐繼承的是鮮卑人建立的北周帝國和隋朝的統緒。
到了玄宗時期,玄宗提出大唐的統緒是從漢朝繼承過來的。也就是說,南北朝時期的正統不在北朝,而在漢人建立的南朝了。
從這裡開始,唐玄宗就徹底放棄了草原的身份。也因此,大唐帝國的中原與草原的二元性就不復存在了。
這就說明了,大唐雖然建立了二元帝國,但這種二元性太過依賴於皇帝的個人能力,並沒有形成完全的制度化安排。
一旦皇帝對草原的治理邏輯不理解,這種二元性很容易就消失了。
到了唐玄宗晚年,突然爆發了安史之亂,大唐一下子從巔峰摔了下來。
此時,大唐帝國的內部軍隊已經不堪一擊。為了平息戰亂,只能借用其他胡人的力量對抗安祿山。
最終,動亂是平定了,可大唐帝國已經是苟延殘喘了,帝國的命運已經不由自己做主了。
安史之亂刺激江南經濟發展
安史之亂與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一樣,都帶來了中原人口的大規模南遷。
但是,這兩次有著本質的差別。
永嘉之亂的時候,中原地區已經亂了快200年了,人們在亂世中如何自保已經很有經驗了,比如我們之前說過的塢堡。
南逃的時候,都是比較有建制的逃走,到了江南後社會性質依然沒有變,仍然是豪族社會。
而安史之亂呢?它是突然爆發的,人們倉促之間還來不及組織,都是零散的南逃。
同時,安史大軍都是草原騎兵,打到了淮河一帶就不怎麼往南走了。也就是說,逃難者到了江南地區基本就安全了。
這時候,由於沒有帶來任何建制,在江南形成的就是一個平民社會了。
那麼,安史之亂到底為何刺激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呢?
在安史之亂前,中國的人口重心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在秦嶺-淮河一線以南人口相對稀少。
安史之亂改變了淮南、江南的人口密度,這讓過去的地廣人稀變成了現在的地少人稠。
這樣勞動力和土地之間的相對價格就被改變了。
我們知道,在人少地多的時候,由於勞動力的稀缺,任何勞動力密集的農業技術都不會被採用的,比如水稻插秧技術、土地複種制度。
其實,水稻插秧在北魏時就已經在黃河流域發展起來了,但是江淮地區到了唐代前中期,還是採用的火耕水耨技術。
因為這種方式人口少地方多的時候特別省事,只要用火燒掉雜草,再用水將草木灰漚一陣有了基本肥力就可以開始播種了。
而且,當時還一直採用種一年休耕一到兩年的輪耕制以恢復地力。畢竟土地實在是多了用不完,這種粗放式的耕種更適合。
安史之亂後就不一樣了,人變多地變少了,水稻插秧技術就開始普及了,土地也開始連續播種了,精耕細作成了剛需。
很快,平民社會的江南成了帝國內部最重要的經濟區。
帝國的財政制度改革
江南經濟起來了,皇帝似乎看到了在貴族社會之外的新的財政基礎。為了讓新的經濟要素為皇帝所用,朝廷進行了財政制度改革。
在安史之亂前,唐朝的財政制度是從北魏繼承下來的租庸調製,也就是安戶分派,每戶每年要上交規定的糧食、絹帛、勞役給朝廷。
而到了公元780年,帝國推行了兩稅法,將過去的糧食、絹帛、勞役都折算成了錢,每年分夏秋兩次徵收。
這兩稅法就構成了中國歷代賦稅的重要制度基礎,因為拿錢比拿東西更好辦事,更有利於皇帝對付豪族。
只是經過了安史之亂的打擊,大唐帝國已經沒有辦法充分整合資源再去收拾豪族了,只能借著新的經濟資源勉強維持統治了。
豪族社會結構不可逆的瓦解
我們知道,光有財政,沒有新的知識傳播技術讓更多的讀書人成為新的人力資源基礎,是不可能建立起新的秩序的。
在唐朝的時候,印刷術就已經在應用了,但是那會兒主要因的是佛經以滿足豪族社會的需求。因為寺院對佛經更有消費能力,因佛經更划算。
隨著平民社會的發展,人們對儒經的需求逐漸擴大了,到五代十國時期,官方第一次主持了對儒經的大規模印刷。
到了宋代,印儒經完全成為了一個社會性質的商業活動。
正因為知識傳播成本的急劇下降,更多的平民讀得起書了,這就讓宋代的皇帝有了機會在平民中挑選出大量的人才去充實官僚系統。
從這時候,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才終於真正轉化為皇帝對抗貴族的重要武器。
因此,中原地區不可逆的走向了平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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