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itria O』Neill：新型輿論審判

譯新社關於尼曼新聞實驗室2018年行業預測

第134篇推文

「新的輿論法庭就是一個籃球場。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球（意見）。 每個人都按他們自己認為的公平的規則來行事。」

作者：Caitria O』Neill

2015年，一位名為Martin Shkreli的葯業大亨將治療艾滋病的藥物價格抬升了50倍。 媒體對此進行了大幅報道稱——這個令人憎惡的人使艾滋病患者雪上加霜。 這裡幾乎不需要媒體去影響輿論。

全民公敵？受這些負面新聞的影響，Shkreli今年收到了一個於此事件無關的欺詐指控，但是卻因此陷入到找不到一個公正的陪審團的境遇。

以下選自哈珀的陪審團評選記錄：

法院：「選擇陪審團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公平和公正。 如果你認為你不能做到公平公正，你有義務告訴我。 好吧。 1號陪審員「。

1號陪審員：「我知道被告這個人，我討厭他。」

Shkreli的律師Benjamin Brafman：「我很抱歉。」

1號陪審員：「我認為他是一個貪婪的小人。」

法院：「陪審員有義務僅根據證據判決案件。 你同意嗎？」

1號陪審員：「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我不想參加這個陪審團。「

法庭：「1號陪審員是免責的。」

什麼是輿論法庭？

嚴格來說，「無罪推定」是我們的審判標準。

一般情況下，法官決定證據採納，陪審團成員作出最終裁定。 個人感受，外部認知以及朋友和家人的壓力這些因素顯然不應該存在於這個判決中。 法律案件和法庭之外的爭論不同，不能靠直覺和偏見來裁決。

幾十年來，非正式的輿論法庭與我們的法律體系一起運作。 這個詞用來形容那些使用媒體來影響公眾輿論的案件雙方的代訴人，同樣也影響陪審員和案件裁決。 法院很清楚這個問題，所以陪審團成員的選擇是謹慎的，有時候會在審判期間與世隔絕，以避免公眾輿論的影響。

在2017年，通過 Shkreli難以找到一個不偏不倚的陪審團成員這一事件我們達到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隨著社交媒體平台和24小時滾動新聞的興起，我們能夠完全掌握公眾輿論。

這種圍繞法院審判的新聞報道並不罕見。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媒體針對羅德尼·金事件，辛普森殺妻案和特雷馮·馬丁槍殺案的報道。 在以上每個案件里，媒體都會列出證據和專家意見，鼓勵法庭外的人成為影評人。 他們凸顯了看客對於被告的個人看法的重要性。

不相信證據，不相信審判或有時候也不相信法院，這些也能成新聞報道。一般情況下，即使不認同法院判決，但是處於對法院的信任也足以讓公民接受正式的判決。 但在過去的十年中，知情的公眾對於「不合適」判決「的強烈反抗一直在增加。

可還記得Zimmerman（系特雷馮·馬丁槍殺案槍殺案白人警察）被無罪釋放後和「凱西?安東尼殺女案」主犯不能正法時民眾的震驚？ 在這兩個案件中，媒體廣泛報道了公眾的反對意見。陪審團只是根據被明確採納的證據以非常明確的措詞做出裁決。我們總是對我們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卻很容易忘記陪審團並不是被簡單地問到「有罪或是無罪」。

從本質上來說，這並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公眾每拒絕接受一個裁決都會加劇法院正義信念的下降。

2018年：關於從事實到意見的退化的預測

2017年，輿論法庭經進一步發展，個人意見正式取代數據和證據。 我們已經將傳統法院那一套採用普遍接受證據的模式拋之腦後。新的輿論法庭就是一個籃球場。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球（意見）。 每個人都按他們自己認為的公平的規則來行事。」

這真是太瘋狂了。

在2017年，我們確定了新的新聞標準。 輿論審判可能會被援引來用來解決那些法庭無法裁決的問題。 贏了輿論就等於贏了官司。

Vice,Vox，CNN和其他一些媒體機構在12月參議院選舉前紛紛派遣記者湧向阿拉巴馬州。 被提及最多的問題就是「Roy Moore（美國共和党參議員候選人）到底是一個聖人還是猥褻兒童犯？」

我現在坐在洛杉磯的一家咖啡館裡，聽一群女人在講她們是怎麼知道那些被指控為犯性騷擾的男人們，哪些是確有其罪的，哪些是清白的。

「他是個名人。 他們一直在調查對手。「

「現在那些人正在調查每個人。調查所有事情。「

現在的問題並不是這些女人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意見。 問題在於，越來越多的媒體機構開始充當法官要來決定採納哪些證據或駁回哪些證據。更糟糕的是，他們把我們所有人都變成了陪審團成員。 突然之間，真理和正義都變的不重要了，合理的觀點才是重點。這種趨勢是非常不健康的而且是不可持續的。

公眾輿論的善用

並非所有的輿論審判都是不好的，有些情況應該在公眾中辯論探討，而不是在隱藏在私人仲裁中。 #metoo（美國反性騷擾運動）的討論就突出了公眾審議的價值。 由於各行業的補救機制都無法公正解決性騷擾和性侵犯的投訴 – 所以媒體的介入是正確的。

定義透明化：性騷擾和性侵犯的定義和重量並未得到普遍認同。 在媒體中爭論這個問題可以幫助公眾達成共同的定義，避免互相爭論。

規範合作化：通過對這些被告的高度透明的審判程序可以幫助鞏固政策和行為的變化。 各行各業都正在修訂騷擾報告政策。

曝光誤判：當現有的糾正機制腐敗或不透明時，媒體組織可以進行曝光。 例如，曝光像哈維?溫斯坦(美國金牌製作人,曾性侵多名女星)那樣擁有錢和又影響力可以鑽法律空子或被盟友保護的人。

公眾輿論的惡用

記者和媒體應小心監督他們對公眾輿論的干預，以防下列負面影響。

分裂和兩極分化：詢問Roy Moore是聖人還是惡徒，會迫使一個人選擇極端的一面，並且有的時候也會捍衛這不合理的這一面。 我們應該都認同戀童癖是可惡的，但記者的問題會讓Roy Moore的支持者與Moore一起為戀童癖辯白。

複雜性的消失：迫使人們簡單地「站隊」，將複雜的問題簡化為二元選擇。 越來越多的媒體組織都在要求人們對故事中的「惡棍」點贊或反對，而不是在審視單個的證據或具體的指控的性質。 當我們掩蓋複雜性時，我們就會將迫使決策者做出過度簡單的解決方案或陷入無所作為的境遇。

將意見替換為事實：當事實不明或者情況複雜時，要求立即回答是或否，公眾就更容易靠直覺或自身看法做出判斷。 摒棄事實真相的事實轉而相信自己的看法比改變世界觀容易的多 - 行為可以是自我強化的。

做負責任的媒體

召集輿論審判既是重要的公共服務，但同時也是會話中的一種危險趨勢。在輿論法庭上，媒體擔任證據收集，起訴和辯護的三重管理員的角色。 在2018年，我們的重中之重是要讓新聞機構了解這個角色對個人意見，集體理解和由此產生的政策的影響。

作者介紹：

Caitria O"Neill， Facebook前UX設計師和研究員。

此平台為西安外國語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指導的學生自媒體編譯實踐平台，所譯文章僅作學術交流和業務探討，無任何商業用途，如有版權問題，請及時聯繫我們。轉載請註明來自「西外譯新社」。

編譯丨石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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