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都是好人？
2018.4.6 周五
歡沁
林海影視配樂精選
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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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未必如詩。
viacxm
人們提出「真、善、美」，實際是在判定人格的三重境界。
真，是說自然人格；善，是講道德水平；美，是指審美境界。真而不善者眾，善而不真者眾，真、善而不美者亦眾。不真不善不美的人，和真善美的人，都是稀有品種。
當我們拿著這種判定標尺裁量古代文學家時，你會發現，文學作品的高低也可以通過這把戒尺測量出來。他們不經意間泄露了人格秘密，不經意間暴露出難看的馬腳。越是光鮮的人，越可能內心拙劣。
當然，這種觀察不能是瞬間性的，它需要放到一個長期性的時間段，才可以得出綜合性的結論。
公元三世紀末四世紀初，正是魏晉的混亂時期。這種混亂是內耗性的，包括地方軍閥、官僚集團的內鬥，無所謂正邪，無所謂高下。底層的知識分子，到了這個節骨眼上，已經不想再擔負社會責任，甚至希望自己可以攀附，博得富貴前程。
大名鼎鼎的左思就是一位。按照文學角度來說，左思的詩可以樹立一個藝術樣本，「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就是他所作，為了獲得體制之內的讚譽，他還花過吃奶的勁寫下一時洛陽紙貴的《三都賦》。鍾嶸《詩品》稱「左思風力」，但就如此昏聵的政壇，他的熱心腸也沒有改變過，積极參与那個圈子。
被圈子排擠了，就開始發牢騷，雖是《詠史》，不過是證明自己的清白和高潔。然而，他若一直都是如此，哪裡會去逢迎達官顯貴？在某種程度上說，《詠史》不過是在遮掩自己那饞涎欲滴的嘴巴。相比之下，南北朝的鮑照倒坦誠得多。
謝靈運和陶淵明同時。陶淵明對體制感到不滿，故而寧願回家種地，寧願「草盛豆苗稀」，那個「願」卻不會再違背了。相比窮山惡水生活水平的危險，體制對他的精神打擊更大。隱士是「侶魚蝦而友麋鹿」的，但是他對社會仍然不放心，這和莊子是一樣的。他所恨的不是社會，而是沒有從政能力卻已經控制政治系統的人。
陶淵明在江西，恰恰他的對岸——江東，謝靈運就是這麼個沒有從政能力卻插足地方政治的人。謝靈運有門閥貴族的身份，幾乎把他上司得罪完了。他做官的時候想旅遊，玩膩了再回來。為了遊山玩水，他建設道路，這算歪打正著幹了好事。一個官員，出門旅遊個把月，再回來處理政事。他既不想當官，但旅遊又需要經費，他的貴族身份倒是幫了大忙，於是尸位素餐，「懶政不作為，白吃乾飯」。他想旅遊、做官兩手抓，結果是官怒民怨，後來被殺了。
文學史說他是山水詩人的鼻祖，但是和陶淵明一比較，這山水詩句里，儘管寫的很乾凈，但總不是那麼乾淨。
王維在終南山的輞川別墅已經建成。
文學評論王維時，說他詩里有禪，空靈非常：「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還真有這個特點，無論有人或者無人，這花不都是自然開落么？正像他，一心向佛，兩袖清風。不過，一有人的時候，他是想開而不想落了。
他在時代崩潰的前夕，總是感覺缺安全感，詩中死寂般的寧靜，甚至找不到人情味。他可以與自然為友，但到了關鍵點的時候，他卻是需要一點依賴的。王維上位之路，多虧張九齡提攜。而張九齡得罪了李林甫，被趕到洞庭湖後，王維明哲保身，有機會的時候仍不忘向李林甫示好。747年科舉放榜，李林甫搞了個「野無遺賢」，杜甫正好落榜。王維是個精明人，甚至是圓滑人。這一點，也不符合佛教的理念吧。
對自然的熱愛來說，他甚至比不上謝靈運。謝靈運的焦躁使他鑽入風景地帶便不停蹄，一直在尋找。一直在冷靜。王維在面對自然時，他把自己放在上帝、佛陀的位置上，來觀察這自然生物界的芸芸眾生。他可以欣賞，但很少蹲下身子。「山中發紅萼」，不就是俯視的角度么？他有一定的自我束縛，需要自我陶醉，於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他在官場也能遊刃有餘，安史之亂後峰迴路轉，不就是靠這種法則么？真正面臨悲傷的時候，他就不容易把持住，高適可以「莫愁前路無知己」，他只能「西出陽關無故人」，一個精神能豁出去，一個就不敢豁。他關注自然不假，但更關注自己。兜了一圈之後，他是要返回自身的安危的。請看：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度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他最後的落腳點，從自然又回到了人間，來暢談他在自然中的所得。王孫、都護、野老、林叟，無論社會地位的上上下下，他都能憑藉審美眼光，證明自己境界頗高，但如果說他已經「齊物」，那就差得遠了。李白是去而不返，王維是去而要返。
李白為何沒有與王維半點朋友關係，恐怕也和他的人格有關係。
到了中唐，白居易又是一個墮落的例子。
白居易這個人，早期還是達則兼濟天下的，到了晚年，那是達也獨善其身。雖然他崇拜陶淵明，不過陶寫田園詩，他寫閑適詩。他早期還有過對自己不能給社會帶來好處的自我譴責，從《觀刈麥》可以看出。這種士大夫精神傳統，到了晚年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了。他連那抱負的志趣也沒有了。
他說「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不知晚年的時候他是否能想得起來陶為啥不做官。陶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過陶仍然承擔著社會價值的良知。
至於白居易，他是在其位也不太想謀其政，只想閑適了，閑而無事，適而閑散，兩耳不聞窗外事，「不能救療生民病，即須先濯塵土纓。況吾頭白眼已暗，終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開口笑，龍門醉卧香山行。」這一點，似乎他能和王維、謝靈運這二位達成默契。
中國士大夫精神傳統，到中唐是一變，他們在佛道宗教中給自己找到了閑適的理由，從此對社會的關懷一蹶不振。而當時人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白居易早期《賣炭翁》，柳宗元《捕蛇者說》等等，都可以知道勞苦艱酸，藩鎮、地方給人們的生活空間十分逼仄，而白居易做了居士，寫寫「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公家地種了幾十畝的竹子，用來遊玩，消耗公費也能大言不慚。
精神枯萎的代表，舍樂天其誰？
別天真，有時候，真相確實難看啊。
眠先生
願以紙間字，切磋人間世。
作品一貫署名陳緗眠，90後，簡書版權作者，人文藝術博主，微博@陳緗眠。執迷文化社科，深度思考寫作，讀者常以為是中老年人。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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