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電影又在中國大火，是因為它戳到了我們的痛處

文 |路西法爾

近年來，寶萊塢電影在中國取得了驕人的票房成績，《小蘿莉的猴神大叔》票房2.77億，《神秘巨星》7.59億，《摔跤吧，爸爸！》12.3億，說明的確有很多中國觀眾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摔跤吧，爸爸！》（2016）

而近幾年印度電影在中國之所以會造成現象式的火熱，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因為上面的這些電影，都觸及到了當下電影觀眾所處的一種「夾層狀態」，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卯足勁往上遊走，但卻面臨多方壓力和上升瓶頸。

我們都知道印度是個階級相當固化的國度，這一點在上面說到過的幾部電影中都涉及到了。比如《小蘿莉的猴神大叔》中民族主義情感與博愛人性的衝突、不同教派之間的差異，《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中的女性社會地位問題等等。

《小蘿莉的猴神大叔》 (2015)

而在當下我們所處的環境中，由階級所引發的焦慮也滲透到了生活的絕大多數角落。性別問題自然不必多說，教育問題，中青年一代對當下狀態的不滿，其實都是主流一代要麼想獲取階級認同，要麼想要跨越階級卻求而不得狀態下的焦慮。

我們總是批判精英主義和利己主義，卻又無時無刻不在用精英主義的標準要求自己。現實是，沒有多少人能達到那個標準。有多少人能擁有世界冠軍的天賦呢？又有多少人能有在推特上圈粉數百萬的歌喉？更是沒有幾個人能遇到猴神大叔那樣的人。

主流一代，正處在人生和階級的夾層，也處在這些電影所述人生的夾層，這個夾層到主角美好結局之間的那段距離，就是讓我們在電影院里揮灑掉自己焦慮感的空間。

《神秘巨星》（2017）

因此我毫不懷疑《起跑線》這部影片能再度觸發國人的共情。與前面所舉的那些影片相同，《起跑線》同樣是一部會觸及到國人「夾層心態」的電影，它所展示的正是令中國人同樣焦慮的教育問題。

《起跑線》（2017）

影片的主人公巴特拉夫婦是一對印度的中產階級夫婦，丈夫拉吉經營著一家時尚工作室，妻子米塔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如果夫婦倆在「月光集市」一直居住下去，無疑屬於當地的精英階層，但是當他們想把女兒送入貴族學校後，才發現自己與真正的「精英」之間隔著十萬八千里。

為了孩子入學，夫婦先是嘗試融入真正的上流社會，為此他們買學區房、報興趣班、托關係、拉贊助……結果換來的卻是一次次的羞辱。

這樣的設定就已經能讓一大批年輕爸媽找到代入感了，還記得連助理都月薪五萬的咪蒙曾經為了她小孩的上學問題求助粉絲嗎？

一計不成，夫妻倆又試圖假扮窮人，鑽特困生的空子。在這一上一下的折騰中，印度社會的貧富差異、資源不均、階級固化與腐敗盛行等問題都露出了冰山一角。

其中很多細節也會令中國觀眾心有戚戚焉：比如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是印度精英階層的標誌，家長們不僅削尖腦袋將孩子送入英語學校上課，在生活里也說英語，甚至不許自己的孩子與講印地語的小朋友玩。反觀在中國，在最昂貴的小區附近，必定能找到（有時不止一所）雙語學校的身影。

可恥的是，兩個國家的「上流社會」明明都「以語取人」，卻一面削弱英語教育在公立學校的地位，一面哄抬私立英語教育的價格。在金錢的扭曲下，英語教育慢慢變成了「世襲」的階級特權，反過來又助長了階級壁壘。

當然，只會說英語離「精英」還差得遠。在入學前，父母們就要在「培養興趣」的「課外輔導班」中花上一筆錢。在這裡小朋友已經學會了用三國語言說「早上好」，把原本堅信自己女兒天資聰明，不必再額外輔導的巴拉特夫婦嚇得立刻改變了態度。

由於享受的教育資源不同，窮人與富人的孩子在學齡前已經有了結構性的差異，如果說這才是真正的「起跑線」，你很難說清楚，這個起跑線到底是屬於孩子的，還是屬於家長的。

聯想起去年帝都某重點小學的學生運用「大數據」分析蘇軾生平所寫的寒假作業所引發的熱議，中印兩國父母所感到受的不正是同樣的焦慮嗎？

誰知這還不算完，輔導班老師大手一揮，竟連巴特拉夫婦都填成了輔導班的學生。原來入學測試不僅要考學生，還要考家長。

這不僅又讓人想起了去年魔都某小學入學考試給家長出卷子，甚至要求填寫爺爺奶奶學歷、職務的新聞。

縱使坐擁豪車和學區房，也不過是始終被選擇的「夾層階級」。

《起跑線》與熱點聯繫如此之緊，觀眾們不容易寬容一個草率的結局，而寶萊塢向來以消解社會議題的沉重性聞名，這為寶萊塢招來了不少詬病。公平地說，《起跑線》也有寶萊塢電影高高拿起、輕輕放下的通病。在最後結局的展現上，未免有些太過理想和夢幻化。

影片的後半段實際上是一個老套的交換身份喜劇：巴特拉全家為瞞過學校的資格審查而搬到貧民窟喬裝窮人，在與真正窮人的朝夕相處中深受對方感化。儘管女兒如願以償地獲得特困生資格，巴特拉夫婦卻陷入內疚不能自已。

他匿名捐助了一所公立學校，卻引來了窮哥們兒希亞姆的登門致謝，二人在巴特拉的豪宅碰面。

希亞姆找上門來的時候把巴特拉誤認為了宅邸的僕人，這裡蘊含著微妙的矯揉做作感：巴特拉並沒有說自己是僕人，一切都是希亞姆的誤解，觀眾自然知道巴特拉沒有欺騙希亞姆，而且他一直為特困生的事而自責，他的罪已經被預先赦免了。他的錯誤和他最後得到的救贖，都明擺了在告訴觀眾，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平等。

是不是似曾相識呢？沒錯——春晚小品也慣用這種伎倆。在善與善之間強行設置的誤會，是中印兩國所共通的做作——我們的確很像。所不同的是，近年來春晚小品收斂了諷刺的鋒芒，誤會越加流於形式，只剩下了做作，而印度電影儘管做作，但言之有物，所以仍具有動人的力量。

看今天印度電影彷彿在看八、九十年代的春晚小品，總能勾起我的懷舊。那時的作品雖然也有做作，但更多的是對於現狀的辛辣諷刺和對於未來的樂觀信念——我不禁懷念那個我們也曾有過的天真年代。

再回過頭來看影片的真正主角，同時也是影片視點的巴特拉夫婦，他們的身份其實也註定了影片精英主義的視角，當然，他們顯然並非真正的精英，正是這二者之間的落差構成了在印度和中國都能收穫的同感，這也意味著影片缺乏真正有深度和批判力的現實主義。

面對貧苦群體，巴特拉夫婦所展露的那些美好而動人的愧疚，那些資助公立學校的彌補，大概就像片中的希亞姆所說——

我們不需要施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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