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如果」，當時沒人聽懂

作者：熊衛民（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主要研究中國現代科學技術史、教育史、口述史。）

「兩彈元勛」于敏是個「神秘人物」，外界對他知之甚少。2014年度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頒布後，各大媒體都開展了對他的宣傳報道。但是，在內容方面並沒多大更新，主要還是談他自小如何聰明、接受氫彈研製任務後做了哪些突出貢獻、如何隱姓埋名數十年以保守核彈機密等，雖也有談及他平日之言行風格的，但普遍還缺乏具體事例的支撐。2014年5月28日，在向何祚庥院士請教歷史問題時，筆者曾有幸聽他談及其同事于敏的軼事，現將其公布出來，或可在此方面補充一二。

超聲波化運動

事情得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說起。1960年1月30日，中央下達指示：「不論哪一種企業，都要進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都應當根據各自的需要和可能，能洋就洋，不能洋就土，主要採取自力更生的辦法，來積極地實現半機械化和機械化」；「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黨委把這項工作，擺在重要的地位，並且立即掀起一個以大搞半機械化和機械化為中心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群眾運動。」[1]旋即，全國各城市、各企業均成立專門的機構或組織，全力推動此運動。在運動任務的壓力下，人們紛紛提出「合理化建議」。各單位均有部分建議被付諸實施，不管真實效果如何，人們都宣稱其大大提升了生產效率。

作為一個成立才三四年的小廠，北京興華染料廠也參加了這個運動。1960年3月，廠里一個技術員提出，可以用砸扁普通鐵管、嵌入剃鬍刀片，再通以高壓液流或氣流的方式製造土超聲波發生器。這個簡單易行的建議被廠里採納。儘管造出的土設備未必能像有較高金工要求的洋超聲波發生器那樣產生真超聲波，但用它來處理染料，似乎也有一定的效果。於是，興華染料廠將其作為一項成果報了上去。

也許這位沒有留下姓名的技術人員只是為了交差，也許這個「一窮二白」的小廠只是為了避免表現消極，可相關的材料一旦被遞了上去，事態的發展就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控制範圍。它立即得到了當時北京市化工局及上級領導的重視。他們迅速召開了多次現場會議，「在各行各業放手發動群眾，大造超聲波，大用超聲波，大試超聲波」[2]。既然高層領導已經相信，誰敢說他們信得不對呢？相關的試驗人員均迎合上意，聲稱土超聲波產生了很好的效果。

收到希望得到的報告後，各級領導更是信心滿懷，推廣超聲波時更是激情澎湃。他們「在一個月內先後開了上百次現場會議」[3]，使得始於染色行業的土超聲波，很快被「推廣到製藥、化工、油漆、顏料、紡織、無線電、造紙、製革等工業部門，並且開始研究用於農業、醫療等方面」[4]。

3月下旬，上海獲知北京推廣土超聲波的消息，也馬上行動起來，在各行各業予以推廣，並大有後來居上的形勢。截至1960年5月10日，北京市參加超聲波化運動的人達到一百萬，使用土超聲波頭三百多萬個；上海市參加運動的人超過一百萬，使用土超聲波頭一百多萬個。

4月，北京化工局、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幾次把推廣超聲波所獲得的成果報告給中央。5月5日，中共中央下發文件《超聲波神通廣大，要大力推廣——中央批轉北京市化工局和上海市委的兩個報告》，要求一切部門，一切地區，都大力推廣，人人實驗超聲波。5月16日—23日，國家科委召集各省、市、自治區科委主任和中央各部的代表，舉行了「全國超聲波現場會議」。之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以及中央各部委都制訂規劃，要求所轄單位採取措施，緊急行動起來。推廣土超聲波由此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運動。

中國科學院於數年前即在電子研究所成立了專門的超聲波研究機構，並於1959年6月、1960年1月先後兩次召開全國性的超聲波學術會議。相關專家對超聲波的了解顯然遠勝工人、農民、學生等。他們對超聲波化運動並不積極，可他們不但阻止不了運動的滾滾洪流，自己也被裹挾其中。

1960年5月18日下午，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擴大會議，在聽取從「全國超聲波現場會議」傳來的消息，尤其是「科學院搞超聲最早，進展最慢」的批評後，緊急動員並部署了中國科學院北京地區的超聲波化運動。當晚，各研究所即召開了「全體人員大會、黨員大會、黨團員幹部會或黨委擴大會，進行戰鬥動員和部署。」物理所等機構還組織了多個「突擊隊」。[5]

與工業、農業界不同的是，中國科學院的超聲波化運動特彆強調創新，要求每個獨立的研究機構至少要有一項出色的創造性成果。於是為了避免遭到批評，各機構很快都有新發現上報。譬如，生物物理所發現，經「水超聲波」處理後，棉花、濾紙、纖維能變成單糖；北京植物生理研究室發現，超聲波能加強葉綠體的光合作用；土壤及水土保持所發現，經超聲波處理硫酸15分鐘，每升硫酸溶液中出現了16.6毫克的可溶性氮；古脊椎動物所的一位司機發現，在汽車上加一雙頭超聲波發生器，能提高行車效率66.6%，省油50%；地質研究所發現，經超聲波處理15-30分鐘後，碘化銀、碘化鉀等樣品產生了放射性……[6]

「如果」

「轟開局面」、取得上述極為驚人的「新苗頭」後，中國科學院黨組決定向中央提交一份階段性總結報告。為了準備這個報告，他們還召開了一個科學家座談會以討論相關問題。參加者包括錢學森等資深科學家和于敏、陳春先等青年科學家。作為「筆杆子」，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汪志華當然也在場。

何祚庥院士是汪志華、于敏的好朋友，雖然他當時並不在場，但他於當年即向汪、於了解過相關情況。綜合筆者對何先生的訪談以及相關檔案，座談會的情況大致如下：

先由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向大家介紹前述中國科學院在推廣超聲波運動中發現的新苗頭，地質研究所報來的超聲波產生放射性現象尤其令正在為原子彈研製而調兵遣將的他興奮。

然後進入徵求意見階段。空氣動力學家錢學森首先發言，熱情洋溢地肯定了超聲波產生放射性等現象，認為它們是十分重大的成果。他還提出「載波射流」理論，對土超聲波的神奇功能做了解釋。他認為，土超聲波之所以能超越洋超聲波，產生更多的功能，主要是因為它有兩個特點：（一）土超聲波發生器同時可產生不同頻率的超聲波，而各種不同頻率的超聲波（甚至有的是聲波）會發生相互干涉、綜合作用；（二）土超聲波發生器既發出超聲波，又噴射出氣流或液流，兩者的作用力合到一起後，能起到單獨的超聲波或射流所不能起到的作用[7]。

所有的科技工作者都知道，超聲波不能為人耳所聽到，可土超聲波頭卻發出清晰的「吱吱」聲，這不能不讓人懷疑後者並非真正的超聲波，進而懷疑土超聲波所帶來的神奇功能。載波射流理論出來後，土超聲波的明顯缺陷反成了它的極大優點，更沒人敢於對土超聲波提出質疑了。

核物理學家于敏知道，放射線要比超聲波高出幾個能級。他認為，從量子力學的角度來看，超聲波要產生放射性，只有通過聲子振蕩，吸收幾萬、幾十萬個聲子的能量才有可能，而後者概率近於零，根本無需考慮。所以，他不相信超聲波能產生放射性。但既然推廣超聲波是中央的決策、土超聲波所帶來的神奇功能是廣大群眾的發現，而錢學森這種大科學家也十分支持這些新事物，輪到自己表態時，于敏也沒有對此予以明確否定。他說：「如果超聲波會產生放射性的話，那可是重大成就。」

這是一句模稜兩可的話。後來，回答何祚庥的問題時，于敏說，他的本意是否定的。「我只說如果，我沒有說它是真的。」但在那些相信「自然現象本身的規律也會因到了新社會而有所變」，相信「科學會超出常規，任意出奇蹟」，很希望土超聲波能帶來各種神奇功能的人聽來，這意味著于敏也肯定超聲波產生放射性是重大成就。

別的科學家也做類似的表態，誰都沒有公開對那些重大發現提出質疑。於是，結論出來了——「到會的科學家均認可土超聲波」。6月2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向中央提交了高度肯定土超聲波化運動的報告。

但遺憾的是，稍後的精密實驗表明，所謂超聲波產生放射性，只是因為試驗樣品被污染了。不僅如此，中國科學院各所上報的其他由土超聲波所帶來的重大成就，全都站不住。而科學院外的群眾的所謂「發現」，也沒有什麼能站得住的。於是，隨著三年困難時期的來臨，超聲波化運動偃旗息鼓。

為什麼不說

雖然從總體看，徵求專家意見並未成為制訂和執行與超聲波化運動相關的政策的步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科委召開「全國超聲波現場會議」、中國科學院召開科學家座談會時，科學家曾經兩次得到發言機會。

不經科學、嚴格的檢驗，就將一個小廠的無名技術人員的發明推廣到全市、全國，未免太性急了一點。而認為它「神通廣大」、「妙用無窮」，適用於各行各業從工作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則更是十分荒誕。據筆者對多位老教授的訪談，這兩點是當時絕大多數科技工作者的共識。

但遺憾的是，在前一個會上，中國頭號超聲波專家應崇福只做了一個原則性肯定當時的群眾運動，並展望超聲技術未來的發展方向的講話；在後一個會上，科學家們說得模稜兩可。而各單位的其他科技工作者，則多表示順從，罕有敢於質疑者。

看到單位在做蠢事而不出言阻止，相關專家當然可以說沒有克盡責任。但是，值得檢討的是後面的原因：為什麼他們不說？

文中引文出處：

[1]-中央對太原市委關於開展以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為中心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的決議的批示.

[2][3]- 北京市委關於大搞群眾運動廣泛應用超聲波的報告（草稿）. 北京市檔案館檔案，1-22-487號.

[4] - 北京市委關於採用超聲波和管道合成新技術的簡報（草稿）. 北京市檔案館檔案，1-15-372號.

[5]- 技術革新簡報.中國科學院檔案處檔案.1960-3-7號.

[6]- 技術革新簡報.中國科學院檔案處檔案.1960-3-7號；中國科學院黨組向中央的報告——有關超聲波的三個材料.中國科學院檔案處檔案，1960-1-9號..

[7] 中國科學院黨組向中央的報告——有關超聲波的三個材料.中國科學院檔案，1960-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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