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能不能實現「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

1980年到2015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年增長率維持在8.7%，實際人均收入從714美元增加到了13277美元，可以說中國實現了不同尋常而又波瀾壯闊的發展。但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早已來到了十字路口，從2014年起，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已經落到6-7%，喪失了人口紅利，沒有大量經濟改革的促進，中國的經濟會走到困境嗎？那麼，中國要想繼續經濟的騰飛，到底該如何選擇？中國有沒有能力實現創新的轉型？

對於這一系列問題，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Shang-Jin We，來自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Zhuan Xie和來自北京大學的教授Xiaobo Zhang做了解答，論文發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期刊。

整篇文章運用了大量的數據和資料分析，從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說起，談到中國經濟為何來到了十字路口，到論證中國經濟實現創新轉型的可能。對於本文的梳理就按照作者回答的問題展開。

1980-2012，什麼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

如果把中國經濟的發展放在一條時間線上看，那麼許多重大的事件便是這條線上的關鍵點。但歸根結底，作者還是把過去中國經濟發展的key factors總結在了兩點上，一個是市場導向的政策改革將少了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障礙，另一個是有利的人力結構帶來的低人力成本。

中國增長奇蹟的起點在1980年的中國農村，大名鼎鼎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為我國的農民朋友們打開了土地使用權和農產品市場化定價的大門，農業產出和農業收入蹭蹭地漲。與此同時，大量的農民從他們的土地中被釋放出來，他們來到工廠工作，為非農產業提供了前所未有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給，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是可謂發展中國家的谷底。為了使用這些廉價的勞動力，大量的製造業企業在農村建立，把農民從低產出的農業活動帶到了高產出的製造業活動中。

時間來到20世紀90年代，國家對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大量的鄉鎮企業私有化，就業急劇減少，到了2011年也大都走到了命運的終點。國有企業也可謂命運多舛，從1995年的1084433家縮減到了2014年的521503家。

這一改革可以說是非常疼痛的了，數以百萬的城市員工失去了工作，大量的就業機會消失。但是事實上，就業並沒有從此一蹶不振，改革的背後帶來了許多未曾預料到的良機，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改革失去的就業，由私營企業的就業頂替，而中國經濟則被大量私營創業企業所驅動，尤其是在製造業。從1994年-2005年70%的產值增長來自於私營企業，而70%的私營企業增長來自新企業。

同時，中國還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出台了一系列促進地方政府的友好發展的政策。同時，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集權，官員也會通過提高政績來獲得晉陞，從而提高了地方經濟和企業的發展。

此外，中國還在沿海地區設立了特別經濟區和特別發展區，使得有限的公共資金集中辦事，也推動了許多政策和改革。發展區吸引了大量國際企業和外資企業，使得國外先進的技術和想法能夠轉移到中國。2001年12月，中歐加入了世貿組織，中國的對外貿易帶來了大量進出口，到了2004年，中國依然是眾所周知的世界工廠。

綜上，中國真正一線經濟發展的原因在於政策改革帶來的制度變遷，來自於對於全球化的擁抱。

再看有利的人口結構，促進了中國在過去三個半世紀的飛躍。主要有兩個特徵，一個是有利的撫養率。黃金年齡人口穩步上升三十年，創造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另一個是婚前性別比的失衡。獨生子女政策造成了男女性別數量的扭曲，更多人想要男孩。這樣的後果就是，為了吸引潛在的新娘，有兒子的家庭選擇加倍努力，節省更多，承擔更多風險，包括表現出更高的創業傾向。而這種為了娶到媳婦兒的動機，會帶來額外努力，帶來更多的GDP。

因此，從1980年到2011年，中國的工資水平相對較低，勞動力人口多，撫養比有利，婚前性別比例日益失衡。

站在十字路口，創新是最好的選擇？

到了本文的第二部分，作者闡述了這樣一個問題，而今，中國的工資已經比許多非OECD國家還高，人力資本的增長中國的人口從2012年開始收緊，沒有了這些優勢，中國想要繼續實現經濟的增長，該何去何從？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回到最原始的問題，圖一就是作者給出的解釋，並揭開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促進中國的GDP增長的關係。

首先，物質資本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在此期間平均佔比達到67.9％。實際投資貢獻的相對份額在2009年之後上升至107％，這是政府刺激方案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結果。

其次，人力資本增長的貢獻為正，1999 - 2008年為12.5％，2009-2015年為16％。

第三，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2008年之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通常佔總增長的20％或更多。

需要注意的是，自2009年以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持續為負。 其背後的原因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通過激進的財政（和銀行貸款）計劃來鼓勵實物投資，但在此期間沒有採取雄心勃勃的結構改革提高總體效率。

由此看來，人口結構不利的結構性因素和較高的勞動力成本意味著較低的潛在增長率。 要實現強勁的未來增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不可忽視的。

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除了結構改革，創新必然就是最終奧義。

創新可以採用創造新產品，使用現有產品的新方法，新設計，生產更高效和更具成本效益的現有產品的新工藝，組織業務的新方式以及產品品牌化和營銷的新方式或服務，這才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保證。

中國是否能從「世界的流水線」變成「創新發電站」？

基於此，第三個問題呼之欲出，作者對於這個問題實際上是yes，並從多方面進行了論證。

第一個方面：研究和發展的投資和人力。要看一個國家能否成為創新的leader，在R&D上的投資就可以反映得出。美國，日本和德國三大「富豪國家」，2014年在R&D上的投資佔GDP的比重超過2.7%。如果中國想要實現創新型經濟，那麼R&D投資上就要肯下功夫，那麼中國的表現到底如何呢？

實際上，中國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的，作者對於最近的一年（大部分國家是2014年）研發支出佔GDP的比例進行匯總畫出圖二。2010年，中國已達到研發佔GDP比重的中間值。 2012年，儘管中國的收入水平仍低於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但其R&D支出已經趕上了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即當年GDP的1.88％）。 2014年，中國的研發支出已達到GDP的2.05％。從總體研發支出的角度來看，中國無疑是一個超級大國。

再看人力情況，即人口中研究人員的份額。 1996年，中國每百萬人擁有443名研究人員。 相比之下，美國，日本和韓國的股票分別為3,122,4,947和2,211百萬美元。而到了2014年，中國的份額已經增長到每百萬人口1,113名研究人員。由於中國的研究和開發支出增長速度超過研究人員的數量，因此每個研究人員的研究和開發支出也隨著時間增長。

第二個方面：專利！在眾多衡量創新產出的指標中，專利，無疑是最方便的啦。事實上，中國的專利實現了爆炸式的增長，向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提交的專利申請，從1995年的83045到2014年的230多萬項。（表二給出了詳細的描述）

那麼問題就來了，數量是增長了毋庸置疑，但這一井噴式的增長是不是因為中國的專利好申請？作者給出的答案是NO，衡量標準就是專利申請通過率的國際對比，中國的通過率在30%-40%左右，低於美國和韓國50-60％的通過率。

考慮了數量和制度層面的影響，那麼專利的質量又如何呢？一種方法是審查中國公司在其他國家申請並授予的專利。在表二的最後一列可以看到，發達國家專利局授予中國專利的專利數量增長速度約為每年30％。

表3也可以看到美國專利商標局向中國公司申請人授予的專利數量從1995年的62個增加到2014年的7,236個。1995-2005年期間的年增長率為21％，2005-2014期間，每年達38％。

在控制了人口、人口的平方，國家和年份後，作者通過回歸發現，中國的顯示專利穩步增長。此外，通過中國專利的國外引用來看。 1995 - 2005年期間，中國發明專利的國外引用數量以每年33％的速度增長2005年到2014年每年增長到51％。

總體而言，不僅中國專利數量激增，而且各種比較表明，中國專利質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呈現出真實而強勁的改善。因而，沒有理由對中國企業創新的內在能力持悲觀態度。

第三個方面：創新增長模式。這一部分作者實際是在論述中國哪些企業在創新。一，國有還是私營？作者將中國專利資料庫與中國工業企業年度調查（ASIEC）進行考察，發現國有企業的總體表現比私營企業在創造專利方面更差，私營企業已成為中國創新的引擎。二，出口企業還是非出口？一般來說瞄準更大的全球市場的公司應該更具創新性。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的出口企業比非出口企業更顯現出創新性。

此處還解釋了另一個問題，高人力成本會解決嗎？作者給出解釋，自2003年以來，中國的實際工資每年增長超過10％，但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可能導致勞動密集型行業出現更多的創新來替代勞動力。

此外，作者還利用將ASIEC樣本中的所有企業，分為了1998年至2007年沒有專利的企業，同期專利累計專利數為1-4項的專利，以及累計專利數超過4項的專利，計算了每個公司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發現，參與更多創新的企業的企業級生產力往往會增長得更快。

綜上，要扭轉中國負面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中國需要擴大從事創新活動的企業數量和創新公司的創新強度。

第四個方面：創新資源的錯配。前面也有提到，國企改革後國企數量銳減，但事實上，剩下來的國企卻佔有絕對優勢，他們競爭少，掌握著政府補貼也有著政治分量。所以，要想實現中國成為創新型經濟的轉型，要提高國有和私營企業之間的資源配置效率。

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創新並不如看起來那麼好，作者基於ASIEC 2005 - 2007年樣本中的企業數據發現，國內私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每1,000萬元的企業級研發投資分別獲得6.5和7.6項專利。相比之下，國有企業的相同投資產生了更少的2.2項專利。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獲得了更多資源但並沒有帶來更多的創新。而更有創新潛力的私營企業卻沒有獲得相應的激勵。

同時，表4可以看出國內私營部門公司和外國投資公司在研發方面的投入更多，並且比國有同行擁有更多的專利。綜上兩表，研發支出的回報率（以每百萬元縱向研發支出的專利數量衡量）往往隨著公司規模的下降而下降。其次，外商投資企業和國內私營企業往往對研發投資的回報較高。此外，企業補貼（相對於銷售額）與研究和支出也沒有轉化為以專利衡量的創新。因而，中國企業的補貼模式是資源的錯配。 如果補貼在企業所有權中更均勻地分配，中國經濟範圍內的創新成果將會更高。

結論與建議

中國企業已經顯示出在應對工資壓力和全球機遇方面變得更具創新能力，對於中國的創新增長，我們無需悲觀。

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角度看，中國專利的數據似乎都充分鼓舞人心，中國的創新型增長模式的前景廣闊，若能找到有效途徑轉向更具創新性的經濟體，中國可以更快實現其進入高收入俱樂部的夢想。

此外，中國可以通過為不同類型的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環境，減少創新資源的明顯不當配置，限制政府對研發補貼的自由裁量權，並確保私營部門公司具有公平接受這些補貼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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