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台灣問題的最後囑託

原標題：周恩來對台灣問題的最後囑託

羅青長，周恩來總理生前最後接見的人，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對台工作。在兩岸50多年波譎雲詭的歷史中，他曾經參與過一些鮮為人知的涉台事件。就是這樣一位老人，在初冬的一個上午，接受了《兩岸關係》記者的採訪，講述了周恩來生前的最後時刻以及後事處理的那段催人淚下的往事。

病重不忘統一大業

1975年1月四屆人大召開前，總理已經病得很重，連走路都很困難。但他仍然關心著台灣問題的解決。總理不顧個人安危，抱病到長沙向毛澤東主席彙報工作時，毛澤東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國民黨戰犯及美蔣特務一事。

我記得總理剛從長沙回京，就通過保密電話通知我，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調查部與統戰部、公安部配合，組成一個小組，清理一下在押戰犯名單。核心小組慎重清理、研究，將在押者中的25人單獨提出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給予落實政策。而最終列入在押戰犯名單的有293人。

1975年2月27日，毛澤東看到該《報告》及準備送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說明書後，作出批示。

毛澤東說：「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要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

當秘書讀到，報告中提出仍要繼續關押改造13人時，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害怕。這些人（指戰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麼！所以，一個不殺。」當讀到報告中提出，安置在農村的釋放人員每人每月發放生活補貼費15至20元時，毛澤東明顯地表示出不滿意，說氣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澤東又說：「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距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了嘛。」

1975年3月20日，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共同下達了《關於安置特赦釋放人員的實施意見》，其中第六條規定：「凡願意回台灣的，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辦理。」公安部部長華國鋒也向世人公開宣布，獲釋人員「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這一重大新聞，立即引起包括台灣在內的國內國際輿論一片震動。

一些在台灣有親屬的獲釋人員，因擔心回台灣會受到歧視或陷害、報復，所以大部分釋放人員沒有回台灣，只有王秉鉞、陳士章、蔡省三、周養浩、王雲沛、段克文、楊南邨、趙一雪、張鐵石、張海商等十人提出回台灣，並被立即批准。

王秉鉞等十人臨行前，中共中央統戰部在著名的北京烤鴨店為他們餞行。席間，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重申了黨的「來去自由」的政策，並滿懷深情地說：「政府對你們沒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給你們任何任務，只希望你們能早日回到台灣，同自己的親人會麵糰聚。」

第二天登機前，蔡省三笑著問童小鵬：「副部長，我的親人都在大陸，我到台灣後，若是讓我的親人申請去台灣可以嗎？」童小鵬當即回答：「黨的政策是儘可能照顧親人團聚，在政策許可的範圍內，能夠做到的，當然可以。」

對我們的善意舉動，台灣當局卻認為是我們的「統戰陰謀」。剛剛掌管政權的蔣經國念起了「拖字訣」。

王秉鉞等十人一直滯留香港。其間，台灣當局一次次不批准他們入台。先是張鐵石因感到回台灣無望而被迫自縊身亡；後有趙一雪、楊南邨、張海商重返大陸；而王秉鉞、段克文、陳士章、周養浩則相繼遠赴美國，王雲沛於晚些時候病故香港。這樣，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一人了。

在此期間，蔡省三的行跡及其在添加親親次發表的言論，不但引起了台灣當局對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來的注意。

最後的囑託

1975年12月20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來提出要見我，因為當時我兼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但被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張春橋無理拒絕。鄧小平聽到這一消息，急了，「這個時候了，總理要見誰，就讓見誰！」鄧小平堅定地說。

我趕到醫院時，總理正陷於昏迷狀態。一直等到中午，總理蘇醒過來，我在總理病床前坐下。看得出，總理在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凝聚起體內的最後一點精力，頑強地支撐著，聽我彙報台灣的有關情況。總理在詢問了台灣的近況和在台灣的老朋友後一再囑咐：「不要忘記台灣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經醫生搶救，周恩來再度蘇醒過來時，他對我歉意地說：「我實在疲倦了，讓我休息十分鐘再談。」接著，總理吃力地用顫抖的手，拿出在病榻旁著的一本新華社編印的《內部參考》。我接過來一看，只見在該刊轉載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號刊載的《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一文旁邊，有一段歪歪斜斜的批語，顯然是總理批示時因手的顫抖而留下的筆跡：「請羅青長、家棟對蔡省三的5篇評論的起初情況進行分析，最好找王崑崙、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某某（兩字模糊）。周恩來，九月四日，托，托，托，托。」

事後回想起來，當時的總理肯定已知自己來日不多，他不僅是在對某一個批件做最後的交代，而是將他一生致力於而又未竟的統一大業託付給我們這些後來人，否則，他何以費勁氣力連寫四個「托」呢？我沒想到的是，這竟是我和總理的最後訣別。這也是總理最後一次約中央部門負責人談話。離總理離世只有19天，而在總理最後日子裡，仍然心繫台灣。

不留骨灰，心繫台灣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總理的骨灰安放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供各界人士弔唁。14日晚，鄧大姐在總理生前黨支部成員的陪伴下，將總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會堂台灣廳，暫時存放。鄧大姐不愧是周總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總理走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灣問題，她想讓總理再在這裡歇歇腳。我知道人民大會堂台灣廳是在周總理的親自提議下設置的，並得到中央的同意。總理為設立台灣廳曾傾注了大量心血。當時，我具體管理台灣廳從立項到建設的全過程。我記得台灣廳的好多石頭、磚塊都是從台灣運過來的，台灣廳掛什麼畫，都是總理經過精心挑選的。廳中懸掛的一幅鄭成功畫像，是總理吩咐我到故宮博物院，向國家文物管理局局長王治秋同志調來的，總理同時囑咐我複製一幅，通過關係贈給蔣介石父子，暗示蔣氏父子不要賣國。由此可見，總理用心之良苦。

鄧大姐對總理生前的兩位衛士高振普和張樹迎說：「恩來同志（周總理去世後，鄧大姐不不稱呼總理了）不保留骨灰的請求，毛主席、黨中央已批准。你們倆跟隨恩來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請求並得到批准，由你們二人執行撒骨灰的任務，這是你們倆為恩來同志辦的最後一件事……」

黨中央決定由我和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代表中央治喪辦公室，由張樹迎、高振普總理生前黨支部去執行這次特殊的使命。我們一行人穿過大會堂地下室，護送著總理的骨灰，離開了他生前熬過無數不眠之夜的地方，鄧大姐的車緊隨其後。大約晚8時許，我們到達北京東郊的通縣機場。我們邁著沉重的步伐，登上飛機。這是一架平時撒農藥用的安-2型農用飛機。巨大的馬達轟鳴聲掩蓋不住送行人的哭泣聲，飛機緩緩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過朦朧的淚眼，仍然能看見鄧大姐久久地、久久地揮動著雙手，向他的親人、戰友做最後的告別……

在山東濱州黃河入海口，我們撒下了最後一包骨灰。整個過程經歷了近四個半小時的飛行，中間沒有停留，沒有驚動任何人，更沒有搞什麼儀式，完成了總理生前的遺願和鄧大姐的重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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