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真的存在不可說的東西嗎？
世界上真的存在不可說的東西嗎？
——「邏輯與修辭」系列隨筆2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邏輯哲學論》
世界上真的存在不可說的東西嗎？
我在這裡使用的「不可說」一詞，當然不是指倫理上的禁忌，那只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不應該說出」，而不是無法用語言表達。同樣，這裡也不是指因為語法結構、詞語選用不當而導致的未將想要表達的內容用語言完全有效表達。我在這裡指的是語言是否可以有效表達一切存在與思維的對象？是否有對象是先天逃離於語言之外而永遠不能用語言表達的?
在上一篇「我們為什麼要學會說話？」裡面，我將語言不僅僅視做交流的工具，而更加強調語言對思維生成過程中的先決性，我思維的範圍只能是我語言的範圍的子集；但接下來我想討論語言具有「可說」與「不可說」之分界的原因，也就是語言世界與存在世界的關係。
語言表達的過程的實際是將對象（語言的材料）上升為概念（思維的材料），我把這成為語言的轉錄。只要是能上升為概念的對象終究是「可說的」，儘管表達的過程需要高超的語言文字駕馭能力；「不可說」的真正來源應該是那些不可上升為概念的對象。我將語言的轉錄分為三種模式：
1.指稱。「理想國」是柏拉圖十篇對話錄的指稱，即便這十篇對話錄的內容並不僅限於對於理論上完美政體的討論，還有關於理念論、詩歌戲劇的評論，但我們仍然可以用「理想國」這一名稱來指稱這十篇對話錄，沒有人會因為其內容不僅於「理想國」而質疑我們是否完成了指稱。指稱詞的使用並不要求其抓住了指稱對象全部本質的特徵，與只要在一定的語境下，語言交流的雙方達成過這一指稱的共識，指稱便可以有效。但我也要強調有效的指稱應該是明確而且唯一對應的，就如同數學中函數關係一樣；一個無法找到具體指稱對象的詞語，例如「智慧」、「靈魂」、「理性」，便不是指稱詞。
2.摹狀。首先要注意的是，這裡的摹狀詞指的不是形容詞或者副詞，而是一類通過摹狀而產生的名詞。例如「沙漠」是一個指稱詞，「旱海」便是一個摹狀詞；在語言的表達上，尤其是文學作品中，摹狀詞的使用帶來是強烈的藝術效果。但摹狀詞與指稱詞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一個指稱詞如果完全與其對象毫無相似度，恐怕很難為日常語言所接受，更多詞語兼具指稱與摹狀的效果。例如「隨身聽」一詞，如果從大家對一種電子設備的共識而言可以理解為指稱詞，但從對其功能的表現上便又可以理解為摹狀詞。
3.賦義。這類詞語它們不是從對象中闡發出來的，而是被人為規定了內涵，然後再去尋找符合其詞義的內容對象。例如「傳統習俗」一詞，其內涵不是由各個具體的傳統的習俗中抽象歸納得出，而是人們將一些歷史流傳下來的行為「賦義」為「傳統習俗」一詞，接下來去尋找符合其內涵是具體對象，例如清明掃墓，重陽登高；故而賦義詞的內涵不是確定的，而是開放而又發展擴展的。需要注意的一點是，賦義詞有時並不需要明確的形式邏輯式的內涵外延規定，人們在尋找其對象時，也不是根據嚴格的標準，而只是在尋找與已經確認的對象具有相似性的新對象；一個賦義詞下屬的成員組成了一個具有普遍相似性而沒有唯一確定本質的「大家族」。
在三種模式中，能夠用指稱、摹狀兩種模式上升為概念的語言對象不值得更多的關注，那些「不可說」的對象隱藏在「賦義」的角落裡面。例如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將上帝規定為絕對無限的存在，具有無限「多」屬性的實體，表面上看我們會認為這完成了有效的賦義：我們可以根據這一規定，推演得出自然界的萬事萬物都「分有」了「神」，「神」融於世間一切之間；但是，這樣一種規定只是對於「神」這一實體的一部分進行了表達，上升到了可以用思維推演的概念領域，但對於其他有關神的對象卻被有意忽略了。這裡的神只是自然界中的神，對於純粹信仰中的神、作為道德原始依據的神等等它都沒有表達出來。但這種表達又常常讓我們自滿於語言遊戲的精妙，卻不知更多的內容被賦義的過程直接擋在了門外。再次或許我們可以說：在另一種賦義活動中，我們也可以只賦義純粹信仰領域的神，這樣又有一領域進入了概念的世界，成為「可說與可思」的對象，我們終將可以將神的所有含義通過反覆的賦義全部納入「可說與可思」的範圍之內；但我認為這樣的思路並不成立，首先，它將一個原來作為整體的實體「神」切割為了多個互相排斥的概念，這樣從存在上升為概念的過程是一種拙劣的加工，因為對象的統一性變成了割裂的概念；其次，我們永遠無法確認自己不斷增添的新概念何時能夠窮盡原來作為統一實體「神」的全部內涵，而切不斷擴充的概念雖然都源自同一對象，但卻相互之間矛盾重重，缺乏邏輯化的內部結構，給言說與思維都會帶來巨大的困難。我認為判斷一門學科的形成就在於考察其中的眾多概念範疇是否可以被整理入一種或有限種的邏輯結構內，而不是藩鎮割據，相互爭奪在對象中的地盤。（當然按照這樣一種標準，哲學中的概念恐怕永遠是不明確的，康德建立未來形而上學的夢想恐怕也永遠只會停留於夢想）最後，最重要的是，因為同一的對象被割裂為相互排斥的概念之後，每一個概念都有一種趨勢，就是要將原來存在對象的所有內容都納入到其下，而這樣的結果就是讓賦義成為了一種獨斷的語言活動，通過其得到的概念便是不可靠的思維材料，甚至是未經自身批判、隨意取得的材料。
只要我們思維的材料是由日常語言得到的，那麼這樣一種日常語言先天的混亂性也就勢必永遠會視思維的材料與真實的對象相去甚遠，「不可說」的對象便如同森林中的苔蘚一樣，除非燒毀森林便永遠不可能徹底清除。但我也並不是主張建立一套人工語言就可以使思維的材料與存在的真實情況完全一致，人工語言的規則如果要是邏輯上嚴密的，那它便必須是脫離於對象而純粹理論建構的，就像幾何學的公理一樣（日常語言的規則是為言說的對象服務的，一切邏輯規則由達到有目的地「轉錄」對象而轉移）。這樣一種先天為追求絕對邏輯嚴密性而必須脫離對象的語言方式，在搜集言說對象的材料中無疑不可能是天衣無縫的。
了解一位先哲的思想，閱讀一本哲學名著固然可以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啟發，甚至為我們的思想開闢一塊從未開墾過的土地，但在真正獲得批判超越其思想的能力之前，這也會成為難以擺脫的沉重包袱，限制自由思考道路的鎖鏈；也就是說，先前哲學家對於某一領域的深入探問，會成為一種歷史的、固定的思路結構，而當一位新的旅客來到這裡，他只能沿著那條固定下來的思路行進，卻失去了哲學探問原初的自由。我目前還沒有讀過語言分析哲學的原著，對於羅素、維特根斯坦的了解不超過一些基本的命題，更談不上其他分析哲學家，因為我願意讓這成為一片由我自己開墾的處女地，看看僅用我自己的思考能在這裡面走得多遠，然後再打開那些厚重的原著，尋覓我的思路與他們之間的共性與差異。近幾期的內容都純粹是我自己的思考，如果較之真正的分析哲學貽笑大方，請大家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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