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流落」異地的陝西國寶

一些出自陝西，卻「流落」到異地的國寶級文物，它們在陝歷博或以複製品的形式呈現，或已在其他博物館大放異彩，不論在哪裡，都離不開它們封存在歷史中的身世。

中華第一古物 石鼓

石鼓也叫「陳倉石碣」「岐陽石鼓」，是十座先秦時期刻有文字的下粗上細的石墩，高二尺，直徑一尺多，每個約重一頓，外形象鼓（實為碣狀）。

《國家寶藏》第一期節目中，由梁家輝「守護」的「中華第一古物」石鼓的登場讓人印象深刻。雖其貌不揚的器物，見證了從戰國至今至少2300多年的歷史文物，因為它，中國五千年的文明脈絡尤為清晰。

公元627年（唐貞觀年間），人們在鳳翔府陳倉境內的陳倉山（今陝西省寶雞市石鼓山）發現了沉寂一千多年的十塊花崗岩巨石，是關中一帶的青石上均刻有四言詩一首，共計718字，根據鼓身的文字的前兩字，分別被命名為作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吾車、汧沔、田車、鑾車和霝雨。

因當時未查到類似字體，石刻上的文字被稱作石鼓文，後世證實為上承金文,下啟小篆的大篆。石鼓文的發現震驚了唐代朝野上下，很多書畫家前去「打本」臨摹。

清朝嘉慶年間御制石鼓拓本（清內府刊本）

石鼓的刻鑿年代一直沒有定論，十面石鼓應該根據詩文有排序，但因為幾經遷徙和殘損，考證困難。

「汧沔鼓」描寫的是千河（古稱汧河）的美麗景色。原文大意為：在婀娜楊柳籠罩之中，汧河裡潺潺流水清澈透明，鯰魚、鯉魚在水裡成群結伴，君子在垂釣，有很多小魚在緩緩遊動，白魚正在搶食水草，影子照在河底的石頭上清晰可見。

「車工鼓」記述了秦公出獵的情景，盛言車徙之多，角弓之美和隨從張弓射箭，追趕獵物的場面。

「田車鼓」記述秦公及隨從登原遊獵的盛況。

「鑾車鼓」記述秦公遊獵經虢城，鑾車上懸掛彤弓、彤矢，從人齊聚，進獻獵物，這時人群如障，非常熱鬧。

「酃雨鼓」記述秦公及隨從涉汧河時，從低處看到的情景。

「作原鼓」記述在山上整修原地的場景。

「吳人鼓」記述虞人為秦公獻祭而奔忙。

「吾水鼓」敘述秦國水清道平的美好河山。

「而師鼓」記述秦公的述志詩。

「馬薦鼓」記述打獵而歸時路遇之情景，今之馬薦鼓已一字無存。

如果仔細看石鼓的資料可以看到，石鼓還有一個出土地，雍城城南，鳳翔縣城之南。這其實是石鼓第二次被發現的地點。

安史之亂後，在雍城躲避戰禍的唐肅宗將石鼓運來賞玩，叛軍逼近鳳翔時移至荒野掩埋。兩年後，戰亂平定，石鼓被重新挖掘出來。石鼓被發現後一直置於荒郊，許多人去觀看並臨摹作拓。

806年，韓愈為保護石鼓，上書朝廷請求把石鼓搬到太學府，但是沒有被採納，直到814年，鄭餘慶任國子祭酒（負責主管國家學術教育、文化事業）才採納了他的建議，將石鼓移到了鳳翔文廟，讓它們不再遭受風雨得侵蝕，但石鼓「作原」已不知去向。宋仁宗在位時曾下旨尋找石鼓，但也只找到九隻。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傳師從太氏拓片見到乍原的拓片，一路追尋，在一屠戶家中發現了石鼓，此時作原石鼓已經是屠戶的磨刀石，被切去了上半部分，鼓身上的字也只剩下四個。石鼓被運送到汴梁後，宋徽宗防止磨損用黃金填注石鼓文。但這也為石鼓後來的再次遺失埋下了伏筆。

靖康之變後，石鼓因為有黃金填注被金人運至燕京，剔去石鼓上的黃金，棄之荒野。兩百多年後，元朝國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發現，遷往文廟大成門內保存，自此平安經歷了元明清三代。乾隆皇帝為更好地保護原鼓，還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於辟雍。

抗戰期間，為防如此國寶被日寇掠走，由時任故宮博物院馬衡院長建議將石鼓輾轉千里，遷徙到四川峨眉山。

解放後，石鼓開始回遷，途中經過出土地寶雞時還特展了三天，1950年運回北京，這件被譽為「中國九大鎮國之寶之一」的「國運石」才在北京的故宮博物院銘刻館正式安下了身。

因為石鼓文(記敘周宣王出獵的場面，故又稱「獵碣」，文字為小篆之祖)的存在，這批石鼓才具有了極高的文史價值和藝術收藏價值，被歷代書家奉為圭臬，因為它們顛沛流離的身世，見證了中國歷史的滄桑變遷，堪稱千年中國歷史的縮影。

青銅國寶大盂鼎、大克鼎

圓鼎直耳柱足，高100.8厘米、口徑7.8厘米，重153.5公斤。大鼎口飾饕餮紋，足飾獸面紋，造型莊重，紋飾精美。

通過《國家寶藏》，姑蘇後人潘氏在戰時想方設法保護兩件價值連城的西周大鼎後將寶鼎獻給國家的故事廣為流傳。在這之前，大鼎的故事又是怎樣的呢？

清朝道光年間，陝西岐山縣禮村（一說眉縣），一個農民挖出了巨大銅鼎的消息很快傳到了縣城。飽讀詩書的當地富商宋金鑒急忙趕往現場，將鼎運會家中，清除泥土和銅銹後，他欣喜地發現它的內腹壁上還鑄有19行銘文,共計291個字。

有如此多銘文的大鼎罕有。銘文記述近三千年前的西周第三位君主周康王在宗周訓誥盂之事。貴族「盂」為了頌揚周王的豐功偉績在周康王二十三年鑄造了這隻銅鼎，銘文中還記載了周王給盂賞賜祭祀用的香酒、禮服、車馬和奴隸的情況，要他效法祖先，中心輔佐王室，還告誡他商內、外臣沉湎於酒，以致誤國。

大盂鼎銘文拓片

宋金鑒得寶的消息不脛而走，後被縣令搶取並輾轉賣到京城。宋金鑒一直對這鼎難以釋懷，後來他考中翰林，出高價又將寶鼎購回，這故事聽來也是相當勵志了。

宋金鑒去世後，其後代將寶鼎賤賣給陝甘總督袁保恆，後者又將其獻給上司左宗棠。咸豐九年，左宗棠被人進了讒言，朝廷議罪得侍讀學士潘祖蔭援手得以脫免罪責，左宗棠後以大盂鼎相贈，感謝當年搭救之恩。

後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上海博物館落成，大盂鼎藏入此館，七年後，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即現中國國家博物館）開館，上博支援了125件館藏精品，從此大盂鼎入藏國家博物館。

通高93.1厘米，口徑75.6厘米，重達201.5公斤。鼎口有大型雙立耳，斂口侈腹，是典型的周鼎器形之一。鼎足著地點比上端略寬大，重心略向外偏，是商代柱足演變為周代之蹄足的重要例證。鼎頸部飾有三組對稱的變形饕餮紋，腹部飾一條兩方連續的大竊曲紋，鼎足上部另飾有突出的饕餮形象，耳飾有相對的龍紋。

大盂鼎面世49後，大克鼎在陝西扶風縣法門寺任村的一處窖藏出土，同時出土的還有一套七件小克鼎、一套六枚編鐘等一千餘件青銅器。

大克鼎銘文

大克鼎又叫膳夫克鼎，內壁鑄有28行290個字的長篇銘文，字跡端莊質樸，筆畫均勻遒勁，記載了專門負責周天子飲食的專職膳夫「克」對祖父師華父的頌揚與懷念，因為他的庇佑得以提拔為王官，並多次蒙受周王恩賜。

據說，文物界流傳著「防火、防盜、防國博」的說法。所幸，大克鼎沒有隨應徵文物北上，依然留在上海博物館。

大盂鼎、大克鼎與現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毛公鼎（西周），共享「海內三寶」之名。

商周的界碑 利簋

簋是古代中國用於盛放煮熟飯食的器皿，也用作禮器。1976年3月上旬，陝西省臨潼縣零口公社西段村）的農民在搞水利建設時，於地下掘出了一個銅器窖藏和一批銅器。出土地點是一處周代遺址，禮器、車馬器、生產工具等150餘件，利簋就在其中。

簋時有出土，這件利簋與其他西周青銅大器比起來並不起眼，但因為利簋腹內底部所鑄的33字銘文，這件利簋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寶。

銘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有司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

大意為：周武王征伐商紂王。在歲星當空的甲子日早晨，佔領了朝歌。在第八天後的辛未日，武王在闌師論功行賞，賜給右史利許多銅、錫等金屬，右史利用其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紀念先祖檀公。

銘文中所述的戰爭就是著名的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尚書·牧誓》等文獻都有對這場戰爭的記述，但由於缺乏實物資料，關於這場戰爭的具體日期，歷代學者推算出的年代有數十種之多。直到這件利簋的出世，為這場戰役計算出了一個絕對年代——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這也為商周兩代的劃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據，同時證實了古籍中所記載「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的正確性。

在對商周兩代的劃分有了定論之後，關於利簋的爭議仍然存在。

因為銘文的前四個字，利簋原名叫做「武王征商簋」，後來，銘文中的「利」被視作人名後就改為利簋。但也有人認為「賜有司利金」中「利金」是一個詞，指宜於鑄造青銅彝器的上乘優質銅料，「利」作為人名注釋有不可信之處。然而，作為破解上古史中一個重要「疑案」的銅器，它的珍貴毋庸置疑。

寶茲中國 何尊

何尊，高39厘米、口徑28.6厘米、重14.6公斤

剛剛繼位五年的周成王姬誦，雖然才十幾歲，但已經在他四叔姬旦，一位令後世孔子都尊崇的儒學先驅輔佐下開始勵精圖治，並依照父王姬發臨終的遺願，為保江山永固，在距離當時王城西安三百多公里以外的洛陽建立了新的都城，與新王同宗的貴族何在剛建成的洛邑成周，受到新王的訓誥和賞賜。何用得到的賞賜，鑄成這件銅尊，記載這一重大殊榮。

現收藏於中國寶雞青銅器博物院的何尊1963年出土於陝西省寶雞市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戶人家院子後的土崖。一場大雨，被掩埋了三千年的何尊重現人間。後來，何尊流落到廢品收購站，被寶雞市博物館發現以收購站當初購入的價格30元將這尊銅器買回博物館。後來，經考古人員確認，這是一尊西周早期時的青銅酒器，浮雕為「饕餮紋」。這尊銅器成了寶雞市博物館1958年成立後收藏的第一件青銅器。

那時，這座青銅器的名字叫做饕餮銅尊，名聲大振是在它獲得了「何尊」這個名字之後。

何尊銘文中的「中國」二字

1975年，印造型和圖案精美，饕餮銅尊被選送至國家文物局將與另外99件一級文物一起作為中日建交紀念活動的一部分赴日展覽。時任上海博物館館長的馬承源先生在北京組織籌備期間在故宮武英殿第一次見到實物。他聽說過饕餮銅尊，見到真身後繁複觀察，卻疑惑為何這麼大造型的器物為何沒有銘文。他在銅樽內壁底部反覆摸索，感覺似乎刻有文字，隨即命人祛除泥土和銅銹，12行的122字銘文出現。

銘文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訓誡勉勵的文告，周成王說：「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雖小子無識，視於公氏，有勛於天，徹命。敬享哉！」 周王要住在國家的中心（成周）管理天下，其中「宅茲中國」是「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而且是作為一個片語第一次出現，最初指的是中央的城池或土地，即新的王城成周（今洛陽）。三千年後，埋藏它的泥土和這泥土連接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它命名，叫做：中國。

仰韶文化代表 陶鷹鼎

《如果國寶會說話》第三集的陶鷹新石器時代後期仰韶文化時期的文物，六十年前出土于于陝西省華縣太平庄一座成年女性墓葬，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1957年的一天，太平莊農民殷思義在村東犁地，猛然一震，犁鏵碰上硬物，他以為是地里的石頭，就準備將石頭挖出來，誰知挖開犁松的虛土，卻是一件鳥形器物，便拿回家做了雞食盆。

第二年秋天，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師生組成的考古隊在華縣發現了著名的泉護村仰韶文化遺址，並在附近作調查工作。太平庄是泉護村的西鄰，兩個村莊村連村，地連畔，殷思義見到考古隊熱火朝天的工作，就主動向來村裡調查宣傳的考古隊員講了自己曾挖出一件陶器，並將陶鷹鼎送交給考古隊，陶鷹鼎終於見於世人。

作為64件禁止出國展出的國寶級文物的陶鷹鼎，其造型採用駐足站立的雄鷹造型。鼎口設置於背部與兩翼之間，緊密結合似背抱狀，將鼎形器物特徵與鷹的動物美感巧妙地融為一體。仰韶文化以精美彩陶而著稱，鷹形陶鼎的問世表明此時的人們不但擅長彩繪圖案的創作，在造型藝術方面也有很強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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