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關係

文史 04-08

人們閱讀和研究歷史，總不免要從今天的視角去評說歷史上的功過是非。當前的生活經驗能夠使人們更深地思索過去，對歷史上的功績和失誤看得更清楚、體會更深刻。歷史不能照原樣重演，已經逝去的歲月不能重新開始，對過去的悔恨、惋惜都無濟於事，因為我們不能重鑄過去。但我們卻從歷史中可以學習到未來應該怎樣生活。人類的行為都以他們對過去的認識以及在過去中積累的智慧為依據的。讓我們翻開十八世紀的歷史，我們今天感受得最為深切的歷史失誤就是造成了閉關鎖國形勢的清王朝的對外政策，這一政策使中國與當時日益奔騰前進的世界歷史潮流絕緣隔離，延誤了社會的發展，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且，由於種種原因，閉關鎖國的陰影曾長期籠罩在我們的頭上。為此，我曾向有的同志建議，把研究範圍訂為十八世紀的中外關係，看看清政府怎樣堅持閉關鎖國，不願意開放中國的門戶。

要研究「閉關政策」，首先要提出一個問題，歷史上是否有過閉關政策？清朝政府曾否執行過「閉關政策」？因為有的同志持不同的意見，他們列舉許多中外交往和通商的事實來說明清朝的對外政策是比較開放的。在這篇序言中，我不可能對此作詳細的駁辯，近幾百年的歷史非常豐富複雜而充滿矛盾，留下了浩瀚的可以供人使用、驅遣的相互分歧的記載。如果不看歷史的本質和主流，一般都可以容易地為兩種恰恰相反的觀點去掇拾自己需要的例證。當然所謂「閉關」或「開放」，是相對而言的，是比較意義上的詞語。「閉關」不會是絕對的封閉，世界上最嚴格執行閉關政策的任何地方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不會和別的地方毫無交往。清初雖有「片板不準下海」之說。實際上豈能做到這一點。像桃花源那樣完全與世隔絕的社會只存在於文士哲人的想像中，就是這一想像中的封閉世界也還免不了武陵漁父的突然闖入。因此，列舉一些清代前期中外貿易和交往的史事並不能否認當時總的封閉形勢。當時的清政府對外執行閉關鎖國政策，這是禁錮國家和民族的桎梏，其危害是十分嚴重的。

歷史有時會出現奇特而有趣的現象，從不同的視角審視同一歷史進程，可能會顯示很不相同、甚至迥然相反的景觀。十八世紀的中國封建社會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經濟繁榮、政治安定、國力強大，國家的統一和版圖的鞏固，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封建王朝，如果和過去作縱向比較，它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高峰。但是，國家和民族的進步是沒有止境的，後來居上是必然趨勢，如果僅僅比過去有所進步而感到滿足，自我陶醉，就有可能陷入停滯的危險。特別在近二、三百年中，地理距離的巨大障礙逐漸消除，許多在過去是遙遠難達的地區變成了旦夕可及的近鄰，世界上各個國家、各支力量相互競爭，你追我趕、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當我們把所謂「康雍乾盛世」移到全世界的座標繫上，就出現了完全不同的態勢和景觀。當時，西方國家正在經歷產業革命和政治革命，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突飛猛進。十八世紀末，亦即乾隆晚期，法國發生震驚世界的大革命，掃蕩了歐洲的封建堡壘，為資本主義制度開闢了發展道路，在文化思想領域，有亞當·斯密、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康德等傑出人物，如群星燦爛，輝映天空。如果用資本主義青春期的崛起作比較，那末，同時代中國康雍乾盛世所取得的成就變得黯然失色，中國落後了一個歷史時代，看上去猶如衰頹的老翁，體態龍鍾，步履蹣跚，失去了活力和生機。

人們長期思考著：在古代，曾經處在世界先進行列的中國為什麼落後了？為什麼和西方國家拉開了愈來愈大的差距？政治家和學者們都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宗法家族的社會結構、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地區發展的不平衡、龐大人口的壓力、封建傳統文化的負擔、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等等。人們不無道理地從各方面來解釋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都有一定的根據和道理。但是，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差別似乎不僅僅是發展速度的快慢，而在文化特點、社會結構上存在深刻的差異。假如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將按照自身的規律向前發展，從內容到形式將會和西方世界很不相同。譬如兩列火車在兩條軌道上行駛，各自奔向遙遠的未來，我們不知道兩條軌道將在何時何處會合交接。

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歷史作用就是使各個地區靠近起來，進入一個世界體系。就像馬克思所說，它迫使各個國家和民族推行資本主義文明制度，按西方的面貌改鑄全世界，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是不可逆轉、不可抗拒的必然趨勢。全世界或遲或早都發生了歷史的轉軌，即傳統社會的動行機制，在外國侵略勢力的撞擊下發生改變，打破了常規和平衡，進入了動蕩的鬥爭和變革之中，激發了自立自強的努力。從一定意義上說，兩個世界以來的中國歷史就是一部轉軌中的歷史，中國封建社會走完了乾隆盛世的路程，隨即與外國資本主義激烈衝突、備受欺凌、飽嘗酸辛。一切鬥爭、探索、成功、失敗都反映了轉軌時的艱難。歷史悠久的中國封建社會具有自我調節、自我維護的強大能力，在歷史必須轉軌時顯示出巨大的惰性。它在和外部世界接觸的早期就產生了自我隔離機制，實行嚴格的閉關政策，在中國的周圍設置了一道防波的堤牆，阻擋著滔滔而來的世界文明潮流。本來，歷史進展是十分複雜的，充滿著可變性與多種選擇的機會，而閉關政策的實施，使人們閉目塞聰，毫不了解外部世界，錯過了許多次選擇和轉變的機會，推遲了社會發展，大大削弱了中華民族抵抗外來侵略並在世界歷史舞台上進行競爭的能力。

閉關政策的產生自有其深刻的根源。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結構和遠離其他文明中心的地理環境，形成了相對獨立、自我延續的深厚的中國古代文明，這一文明必然帶有排他拒外的傾向。明代後期，西方殖民主義東進，大批傳教士湧入中國，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書籍、儀器，這是繼佛教之後，外來文化的第二次大規模輸入。但東進的歐風還不可能吹越過高聳的封建峰巒而遍及中國大地。十八世紀的中國反而在日益靠近的世界潮流面前步步退卻，更加嚴格地閉關鎖國。康熙後期，由於禮儀問題引起清廷和天主教會之間的爭論和衝突，雍正初年嚴禁傳教活動，限制傳教士來華，又限制中國商民出洋貿易、謀生。當歷史提供抉擇的重要時刻，中外關係被人為地阻絕，交往萎縮，關係冷卻，阻礙了歷史逐漸轉軌的可能性。

乾隆朝繼承了前朝的政策，但限制措施逐漸嚴格，趨於周密。乾隆初年，對中外貿易的限制尚少，態度比較寬容，康熙時本有四口通商的規定，但幾十年間，外國商船絕大多數開赴廣州貿易，形成了固定的貿易路線和慣例。乾隆十二年（1747），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廈門貿易。當地官吏認為「呂宋（指西班牙）為天主教長，漳泉風俗澆漓。此等夷船終不宜使之源源而來，擬俟夷船回棹之日，善為慰遣，不使復來」。清廷卻比較寬容，不同意地方官吏的意見。復示「此等貿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復來，殊非向來通商之意……慰遣之處，可以不必」[1]。可見當時清政府尚屬開明，並無限制在一口通商的意向。

不久以後，清廷的政策就發生搖擺，在這本書中提到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乾隆二十年（1755），一些原在廣州貿易的英國商船不堪廣州行商和粵海關官吏的勒索，來到浙江寧波貿易，企圖變更貿易路線，另開通商口岸。乾隆皇帝對此很猶豫，一方面他擔心外國商人在浙江活動，「浙民習俗易囂，洋商錯處，必致滋事」。另一方面，又無意用強硬手段，禁止貿易。他一度考慮在浙江開闢第二個通商口岸，「今番舶既已來浙，自不必強之回棹。惟多增稅額，將來定海一關，即照粵關之例，用內務府司員設立海關，補授寧台道督理關務。約計該商等所獲之利，在廣在浙，輕重適均，則赴浙赴粵，皆可惟其所適」。[2]

一口通商還是多口通商？這是擺在清政府面前的重大選擇。如果允許浙江開埠，中英貿易由於更加接近茶、絲產地而獲得發展，江浙富庶之區將被帶動起來，廣州的外貿壟斷體制遭遇挑戰，浙江和廣東在招攬貿易方面將展開競爭，很可能會引起貿易規模和中外交往的迅速變化，產生有利的影響。可是乾隆在關鍵時刻，步步倒退，在一口通商和多口通商之間，在更加封閉和稍稍開放之間，選擇的是前者，錯誤的選擇，壓倒了正確的選擇。在這裡，偶然性也施加一定的影響。由於要考慮浙江開埠的利弊，乾隆把原任兩廣總督楊應琚調任閩浙總督，要他對浙江通商進行調查。中英貿易長期在廣州進行，形成了一個包括行商、粵海關監督、廣東地方官員吏役在內的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壟斷了對外貿易，得利其多，不願使貿易轉向浙江。楊應琚已任兩廣總督三年，正是對外貿易利益集團的主要代表。他以粵民生計和兩省海防為理由，力陳浙江通商的弊害，「再四籌度，不便聽其兩省貿易。」乾隆帝接受他的建議，諭令「粵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謀生，不獨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門、黃埔，在在設有官兵，較之寧波之可以揚帆直至者，形勢亦異，自以仍令赴粵貿易為正。……明歲赴浙之船，必當嚴行禁絕。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3]。這道諭旨加強了閉關措施，形成了今後將近一個世紀內一口通商的不變格局。

自然，一口通商和閉關政策的嚴格化，不是楊應琚一紙奏文所能決定的，甚至也不是廣州利益集團完全能操縱的，它是眾多歷史合力相互作用的結果。至少乾隆本人和大臣們都具有閉關鎖國的傾向，所以很快就接受了楊的意見。閉關政策的形成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像中國這樣一個長期遠離其它文明中心的大國，要進入世界歷史潮流，註定是艱難、曲折而漫長的過程，但是肯定歷史的必然性並不等於認定人們對歷史進程無能為力。歷史畢竟是人創造的，歷史過程和自然過程的差別就在於人的能動的參與。歷史舞台上演出的威武雄壯的戲劇並沒有上帝預先寫好了的劇本，其中充滿著機會、偶然性和多咱選擇的可能，一切有待於人的設計、開拓、創造，不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不可能超越歷史條件所許可的範圍。乾隆在二十二年，曾有多口通商的設想，以皇帝的權威，實現寧波開埠是毫無困難的。當然，即使寧波開放，以後的中外貿易還會遭到種種困難和挫折，中國的門戶也不會完全主動打開，但比之一口通商的僵化模式將更有利於中外的經濟、文化交往，更有利於中國的前進。

英國商人不甘心限於一口通商，千方百計希望取消禁令，因此而有乾隆二十四年（1869）英商洪仁輝赴天津呈訴，控告粵海關勒索，要求寧波開埠，結果反而引起清廷的強硬反應，粵海關監督李永標雖受懲處，而乾隆認為「番商有意把持，必欲去粵向浙，情理亦屬可惡」。[4]不但不準別口通商，而且將洪仁輝圈禁澳門。接著，廣東制定《防範外夷規條》，第一次明文規定對來華外商的嚴格約束，外商在廣州只有很小的活動餘地。同年，由於絲價上漲，清政府認為這是由於出口太多的緣故，竟禁止輸出這一傳統的對外貿易商品。這一愚蠢的做法，作繭自縛，反而影響了內地的經濟和生計，幾年之後，沿海各省紛紛要求弛絲斤出口之禁，恢復了生絲貿易。但在禁運的這段時間內，反而刺激了義大利等地蠶桑絲織業的發展，樹立起了絲綢貿易的競爭對手，故以後中國的絲綢出口，一直疲軟不振。

廣州一口通商的體制日益不能適應增長中的中外貿易，清政府閉關措施越來越嚴格。清政府堅持閉關政策出於什麼考慮？不少同志以為，這是為了防禦外來侵略，是正當的自衛政策。這一說法難以令人信服，因為，從後果來衡量，閉關政策對外國勢力的阻擋是暫時的，中國的門戶遲早必須開放，不是主動開放，就是被迫打開。這一政策更重要的作用是束縛了中國人民。按清朝的規定：中國人民不得與外國人接觸，不得自由出洋不得長期居留外國。十八世紀末，儘管中外貿易發展到了相當的規模，但中國人接觸外國的渠道十分狹窄，對世界狀況、西方科學文明毫無所知，整個社會如一潭死水，停滯凝止，沒有進步。一旦中外矛盾激化，外國資本主義武裝入侵，中國失去了防衛和應變的能力。閉關政策對中國的損害遠遠大於對外國造成的不便。

環觀十八世紀的國內外環境，應該說，這是中國主動開放門戶，加強與西方交流，提前實現歷史轉軌的有利時機。可惜中國內部尚未形成革新的力量和機制，致使機會白白地喪失。十八世紀的清政府處在鼎盛階段，財富充足、國力強盛，大批傳教士的東來和中外貿易的發展造成了中外交往前所未有的規模。十七世紀，荷蘭曾侵佔台灣，沙俄曾侵佔黑龍江，嚴重侵犯了我國主權，在中國的堅決反擊下，外國的武裝侵略均告失敗。十八世紀的中英關係基本上是和平的商業關係，沒有重大的軍事對抗，不構成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威脅，這種交往對中國利多於弊。如果中外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得以加速，使中國更早、更多地接觸西方文明，將有利於中國的進步和改革。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世界上還沒有任何國家能遠征中國，對中國造成嚴重的軍事威脅。對外國勢力一定程度的警惕和防範是應該的，但並無深閉固拒的必要。清朝統治者所以要執行嚴格的閉關政策，並非擔心外國立即有軍事入侵的可能，而主要是針對國內的騷動和反抗，它害怕中國人民和外國人頻繁接觸，不是帶來中外之間無休止的糾紛，就是中外結合，增強反對清朝統治的情緒和力量。馬克思正確地指出「推動這個新的王朝實行這種政策（指清朝的閉關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國人會支持很多的中國人在十七世紀的大約前半個世紀里即在中國被韃靼人（指滿族）征服以後所懷抱的不滿情緒。由於這種原因，外國人才被禁止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5]當時來華的馬戛爾尼也說：「吾實未見中國禁止外人在北京各埠貿易之規定明文，其所云云，不過華人慾掩其真正動機而不欲宣諸口者。彼等以為苟不如此，則恐外人之交際頻繁，有礙於安謐，而各界人等之服從上命，以維持皇威於不墜，乃中國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 [6]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閉關政策的漸趨嚴格和乾隆中葉以後國內階級鬥爭的日益尖銳有關。雖然外國人和抗清起義其實沒有多少關係，但清政府總是疑神疑鬼，認為「外夷奸棍，潛入內地，誑誘愚民、恣行不法」，乾隆十八年發生了安徽的馬朝柱聚眾謀反案，其實馬朝柱和外國人毫無關係，馬卻借用了「西洋寨」的名目，引起清廷對天主教的更加警惕，對傳教的禁令更加嚴密。凡是和外國人有來往的中國人均被視為奸徒，長期居留外國的華僑，攜資回國、財產抄沒，人被充軍。洪仁輝案例中，原告英國人洪仁輝和被告粵海關監督李永標處以圈禁和遣戍，而代英國人書寫狀詞的四川人劉亞匾被處死刑。統治者害怕人民和外國人交往，故而科罪最重。乾隆四十九年（1784），甘肅回民田五起義，當時剛好查獲有四名外國傳教士潛入陝西傳教，乾隆神經緊張地認為：「西洋人與回人向屬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陝，潛通消息，亦未可定」，[7]諭令地方官吏留心稽查防範。十八世紀後期，國內階級矛盾愈益激化，清廷防範中外交往愈益嚴密，閉關政策愈益嚴格。乾隆五十二年，皇帝寫了這樣一首詩：「間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人事天時誠極盛，盈虛默念懼增哉」。[8]在他看來，目前國力雖盛，以後將有盈虛損益，對外交往將會帶來危險，給國內統治增加不安定因素，寧可閉關不開、排拒外來勢力。

當然，這是乾隆一廂情願的打算。歷史在無情地走自己的路，中英貿易日益發展，交往更頻繁，矛盾更尖銳。是順應時勢採取主動，稍稍開放，給中國打開一個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還是頑固不變，嚴密封鎖，拒絕交往，直到大門被侵略者的炮火所轟塌。歷史擺在乾隆帝面前的就是這樣的選擇。可惜乾隆和他的大臣們封建觀念根深蒂固，對方興未艾的抗清起義十分恐懼，對外來勢力極為鄙視，深懷成心，選擇了錯誤的方針，不願開放中國的門戶，一次又一次失去調整對外關係的機會。

可以影響歷史進程的最重要的機會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到中國，覲見乾隆，這是中英之間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清政府仍然頑固地拒絕主動進入世界歷史的潮流。對馬戛爾尼的組成、使命、出發、航程，清政府的對策、接待、覲見、交涉以及使團的返回英國，作為極為詳盡、細緻的研究，把二百年前使團活動的歷史場景再現在讀者面前。使我們確實看到這一使團在中外早期交涉史上的重要性，體會到由於談判中止而給中國留下的不良影響。當年英國政府迫切希望和中國建立正常關係，其態度是積極而鄭重的，派出了耗費巨大、人員眾多的外交使團，其正式成員以及士兵、水手、工役達七百餘人，分乘五艘船支，經過十個月的航行，才到達大清口外，由於英國使團以補祝乾隆帝八十大壽為名，所以清政府最初的反應也是良好的，命令沿海各省做好接待工作，破例允許使團從天津進口。為了能在熱河避暑山莊接見英國使團，乾隆取消了每年例行的圍獵，對使團的食物免費供應，十分豐盛，並預先規定使團回國時將賞給可供一年食用的糧食。一個英國使團的成員寫道：「在伙食的供應上，我們迄今是很少理由可以提出異議的。關於這一方面，我們所受的待遇不僅是優渥的，而且是慷慨到極點」。[9]

這一切並不預示中英談判將會順利進行。由於兩國文化背景和政治觀念迥異，對這次正式的外交接觸的理解也不同。中國方面認為，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只是單純的祝壽、觀光，仰慕中華的聲教文明；而英國的目標是希望與清政府談判，改變現行的貿易體制，擴大通商，建立經常的外交聯繫。

中英外交接觸一開始就碰到了無法解決的難題，即是覲見皇帝的禮儀。清朝自視為「天朝上國，其他外國都是蠻夷之邦，它把廣闊的世界納入一個以自我為中心，按照封建等級，名分構成的朝貢體系，英國也好，俄國也好，都和清朝周邊的藩屬國家、弱小民族一樣，都應葡伏在自己的腳下，除了朝貢關係以外，它不知道國際之間還存在什麼別的關係。因此，英國使臣覲見皇帝自然要行三跪九叩首之禮，這對歐洲國家來說被認為是屈辱，決不能接受。中英雙方都認為這一問題，涉及國家的尊嚴和威信，難以找到妥協的辦法。早在順治時，俄國巴伊科夫使團、康熙時俄國尼果賴使團到北京，就發生過類似的爭執。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再一次遇到了這個解不開的死結。這表明了在長期與世隔絕狀態中形成的中國封建政治、文化制度和觀念形態，與世界各國存在著極大的鴻溝，中國要進入世界，和其他國家開展正常的交流，需要經歷長期的、艱難的適應過程。

由於禮儀的爭論，乾隆帝極為不快，接待的規格立即改變。諭旨中說：「似此妄自驕矜，朕意甚為不愜，已全減其供給。所有格外賞賜，此間不復頒給。……外夷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以恩待，用示懷柔。若稍涉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此駕御外藩之道宜然」。[10]

馬戛爾尼以後覲見乾隆，究竟怎樣行禮，不但當時爭論激烈，直到今天，因雙方記載互異，也真相難明。據英國的記載，使團按照覲見英王的禮儀，單膝跪地，未曾磕頭。而和珅的奏摺中說：「臣和珅帶領……行三跪九叩禮畢」[11]在今天看來，禮儀問題屬於形式，當時卻成了中外交涉中難以逾越的障礙。從此清政府對馬戛爾尼使團的關係從相當高的熱度一降而達冰點。

一些偶然的因素也影響中英關係的改善。譬如清廷命欽天監監副葡萄牙傳教士索德超協助接待和翻譯，由於彼此矛盾，索德超對英國使團抱敵對態度，不會替英國說好話，交涉根本沒有解釋和斡旋的人員；又如乾隆年過八十，而負責接待的和珅貪婪成性，沒有得到足夠的禮品，對使團缺乏興趣和熱情。還有一點也不是不重要的，即乾隆皇帝個人的性格和愛好，影響他對西方的認識。乾隆本人才華出眾，文武兼通，有多方面的興趣和才能。但對自然科學一竅不通。他處處模仿祖父康熙，在這一點上卻和康熙很不相同。乾隆曾寫詩自嘲：「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習值（原字髻上部下加召）年，而今老固難為學，自畫追思每愧旃」。[12]馬戛爾尼使團為了要吸引和打動中國皇帝和官員們，用重金精心挑選和製造了足以顯示英國科學水平和工業實力的許多禮品，包括天文地理儀器、機械、槍炮、車輛、船隻模型、圖冊、呢絨氈毯、樂器等等，分裝六百箱，攜來中國。可惜坐在皇位上的是對科學毫無興趣的乾隆而不是康熙，他並不重視這些禮物，並且認為：外國能造的，中國自己也能製造。他說：「此次使臣稱該國通曉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測量天文地圖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臘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轉運，測量日月星辰度數，在西洋為上等器物。要亦不過張大其詞而已，現今內府所制儀器，精巧高大者，盡有此類。其所稱奇異之物，只覺視等平常耳」。[13]無知和自大，閉塞了他的耳目，對新事物無動於衷，一切視為誇大和平常。那些光學和數學儀器很快廢棄，從圓明園中搬走，靈巧的車輛和逼真的船隻模型沒有全部裝配完畢，使團特別帶來了技術人員，可清朝官吏不感興趣，並不打聽各種機械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乾隆皇帝雖然親自觀看了大炮的試放，驚訝其威力，但卻認為「這種殺傷力和仁慈的原則不能調和」。[14]總之，西方先進的儀器物件無助於麻木的清政府激發興趣，引起警覺，開拓視界。

英國使團於1793年9月26日回到北京，清政府認為祝壽完畢，使團的使命已完成，而馬戛爾尼則認為事情還沒有開始，急切地要求和等待談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項要求。

一、請中國允許英國商船在珠（舟）山、寧波、天津等處登岸，經營商業。

二、請中國按照從前俄羅斯商人在中國通商之例，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一洋行，買賣貨物。

三、請於珠（舟）山附近劃一未經設防之小島，歸英國商人使用，以便英國商船到彼即得收歇，存放一切貨物，且可居住商人。

四、請於廣州附近得一同樣之權利，且聽英國人自由來往，不加禁止。

五、凡英國商貨，自澳門運往廣州者，請優待免稅或減稅。

六、英國船貨按照中國所定之稅率交稅，不額外加征，請將所定稅率公布，以便遵行。

資本主義正在迅速發展的英國，急於對外擴張，尋找農副產品供應地和商品市場。它的要求自然帶有侵略性，如割取中國的島嶼等，清政府決不會接受這種要求。制度不同的中英政府都會採取措施，維護自己的利益和主張。但當時中英矛盾並未上升到使用暴力，彼此還不具備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對方的實力，兩國之間的問題可以也只能通過談判尋求解決。對問題視而不見，置之不理，避免外交接觸，拒絕對方的全部要求，肯定不是明智的做法。英國的六項要求中，有不少屬於改善正常貿易的，不僅從今天看來應予考慮，即使當時的清政府也並不認為絕對不能接受。例如，寧波通商的要求，乾隆帝在三十多年前就加以考慮並一度準備接受；又如允許外商到北京貿易，則早在康熙中就曾將此項權利給與俄國商隊；改進廣州納稅體制是乾隆自己說過的，又為以後兩廣總督長麟所承諾。英國的六項要求應予區別對待，有的可以接受，有的應當拒絕，有的經過談判，加以修改。即使清政府拒絕英國的大部分要求，只要外交談判繼續下去，可以增進相互了解，緩和矛盾衝突，對中國有利而無損。中國和英國在談判中的地位是對等和平等的，英國當時並無遠征中國的可能，只能用談判手段擴大其貿易，因此它的要求不能不是靈活而富於彈性的，並設想了自己的要求被拒絕之後讓步和替代的辦法。為了談判成功，馬戛爾尼使團努力博得清政府的好感。英國國務大臣鄧達斯給馬戛爾尼的指示中說：為了避免中國的誤會，要使中國人知道英國使團的主要目標是向皇帝祝壽，廣州貿易雖然存在弊端，但不要在微小的弊端方面提出抗議，不要在這些問題上觸犯中國人。問題在於處在封閉和自給自足狀態中的清政府，對外部世界既無需求，又不了解，它沒有近代國際交往的經驗，也不感到有建立經常的外交關係的必要。再加上禮儀爭執所引起的不快，把英國六項要求一律斥之為「非分干求」，砰然關閉了談判的大門。

乾隆帝於9月30日迴鑾，立即下令馬戛爾尼使團應於10月7日離京回國。英使要求進行談判，留住過元旦以後，清政府斷然拒絕。沒有經過任何談判，英使團幾乎等於被強行驅逐，只收到清廷一封詞語強硬、全盤拒絕英國要求的敕書。

歷史的經驗證明：像中英這樣兩個遙遠、隔離、互相生疏的主權大國，一下子不可能就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達成協議，甚至對話也難於開始。只有逐步加強接觸，增進了解，才能進行有效的外交談判。在當時最需要，也是較現實的是維持相互聯繫，通過積累，創造有利的談判環境，而不是達到什麼外交成果。如果說，十八世紀中英之間的平等交往尚有可能，那末，到十九世紀中葉，機會已逝，兩國以兵戎相見，英國把條約枷鎖強加於中國，只有城下之盟，再也談不上對等和平等的談判了。

我們可以看到馬戛爾尼使團在歸途中和中國陪送大臣短期接觸、對話，相互關係取得某些改善，但畢竟時間短促，不能產生明顯的效果。使團從北京至浙江，由軍機大臣松筠陪送，共一個月零兩天，從浙江至廣州，由新任兩廣總督長麟陪送，共一個月零八天。他們兩人在沿途和馬戛爾尼多次長談，內容廣泛，涉及外國的政治、貿易、外交制度、中國的法律、習俗、中英關係中的糾紛和貿易、稅務弊端等等。松筠和長麟都是清政府中開明而能幹的官員，他們在短期接觸中對外部世界中英貿易開始有所了解。他們的意見稟告清廷，可能影響了皇帝，乾隆的態度有所緩和，給英王寫了第二道語氣較為溫和的敕賴書，並允許英國使團隔年再來。馬戛爾尼在與松筠、長麟接觸之後，沮喪的情緒有所改變。「在北京時候，他確實對中國政府的態度有所懷疑，但後來松大人在赴杭州的路上以及總督自己（指長麟）向他做了解釋並傳達了皇帝陛下的真實心情，他已經感到放心，相信英國在華臣民的利益將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證」。[15]

我們重溫這段歷史，看到了二百年前在我們國家面前曾經出現的機會以及機會如何失去。一方面歷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國在面臨歷史轉軌的時刻顯示其內部結構的牢固頑強，反映在人們的觀念和行動上對於外來挑戰和實行變革毫無認識，缺乏準備，難於適應，不願打開中國的大門。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各種人物和勢力的影響，各種偶然性對歷史進程的作用，特別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的乾隆帝在關鍵時刻的短見和失誤。歷史規律體現了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受環境的制約，乾隆的政策正是封建小農社會的產物。但歷史又是人創造的，人具有改造環境，影響歷史進程的能力。英明的領導者善於體察形勢，順應潮流，判斷利害得失。他們應該看到平常人所不易看到的、眼前利害之外的事情，想到那些過後看來一清二楚的道理。他們像翱翔天際的雄鷹能夠眺望地平線以外正在迫近的對手，並且有意志和力量推動和帶領他的國家準備應付未來的挑戰。乾隆帝國內的政策和治績相當成功，經濟和政治力量臻於極盛。但是，他的對外政策是失敗，他沒有覺察到盛世中隱伏的危機，沒有意識到外部世界的廣闊性和先進性。自我封閉、虛驕自大、故步自封，陶醉於天朝上國的迷夢中，拒絕和外國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貿易關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鑒和學習外部世界的機會，延誤了社會的發展，增加了中國發展前途上的困難，這就是我們研究乾隆朝對外關係得出的主要結論。

[1]《清實錄》，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丙子，卷305，13頁。

[2]《清實錄》，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丁卯，卷544，23頁。

[3]《清實錄》，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卷550，21頁。

[4]《清實錄》，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壬戌，卷592，21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115頁。

[6]轉引《中外關係中譯叢》216頁。

[7]《清實錄》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癸卯，卷1213，11頁。

[8]《乾隆御制詩》五集卷二十八、丁未二《上元燈詞》。

[9]安德遜：《英使訪華錄》，126頁。

[10]《掌故叢編》第七輯，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上諭。

[11]《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貢始末》。

[12]《乾隆御制詩》四集，卷九十三，癸卯一《題宋版周髀算經》。